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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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的春天，曾志因为工作上的事，去了趟上海。
她是个老革命了，参加革命有些年头了。
这次去上海，除了公事，她心里还惦记着一件事儿——想去看看贺子珍。
说起贺子珍，那可是曾志的老战友，老姐妹了。
当年在红军队伍里，她们一块儿吃过苦，一块儿打过仗，那感情，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
后来革命形势变来变去，两个人分开了好久，一直没机会见面。
曾志心里头，老是挂念着贺子珍。
到了上海，曾志一边忙工作，一边就打听贺子珍的住处。
她心里盘算着，等工作一忙完，就马上去看她。
“也不知道子珍现在怎么样了，身体好不好？”她老这么想。
好不容易把工作上的事理出个头绪，正准备去找贺子珍呢，结果传来个消息，说贺子珍病得挺重。
曾志一听，心就凉了半截。
她赶紧找人问，都说贺子珍确实病着，不方便见客人。
这下可把曾志急坏了，可也没办法，只能先把这事儿放下了。
离开上海的时候，她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个劲儿地替贺子珍担心：“子珍姐，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啊！”
时间过得快，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这几年里，国家变化大，曾志的工作也调动了。
巧的是，她又一次因为工作原因来到了上海。
这一回，她心里头看望贺子珍的念头比上次更急了。
这么多年没见，也不知道老姐姐现在怎么样了。
到了上海，曾志头一件事就是打听贺子珍的消息。
这次打听到的情况比上次好点，说贺子珍身体虽然还是老样子，不算太好，但精神还行，搬了个新家，住在一个挺安静的小院子里，听说院子里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清静。
曾志按着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小院。
院子在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巷子里，外面看着普普通通。
曾志站在门口，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待会儿见到的贺子珍会是什么样子。
“这么多年了，她肯定老了不少吧？”她吸了口气，伸手轻轻推开了院门。
院门“吱呀”一声开了。
曾志往里一看，是个挺干净的小院子，铺着石板路，路两边种着些花草，虽然不是什么名贵花，但看着挺有精神。
石板路的尽头，是座两层的小楼，样子也挺简单。
曾志顺着小路往里走，心“怦怦”直跳。
走到小楼门口，她停下来，抬手想敲门，又有点犹豫。
正想着呢，门开了。
开门的是贺子珍。
曾志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鼻子有点发酸。
记忆里那个扎着小辫子，精精神神的贺子珍，现在头发白了不少，脸上也添了好多皱纹，眼神看着也没了以前那么亮，显得有些疲惫。
贺子珍看清楚是曾志，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眼睛就亮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哎呀，是曾志啊！快，快进来，快进来！”声音有点沙哑，但透着高兴。
她一把拉住曾志的手，往屋里让。
曾志被她拉着进了屋。
屋里收拾得挺简单，也挺干净。
靠窗放着张桌子，桌子上有几本书，还有茶杯。
墙上挂着一幅画。
贺子珍特别高兴，嘴里说着：“曾志，你可算来了！快坐，快坐！”一边说，一边就忙着给曾志倒水，又要拿苹果给曾志吃。
她的动作看着有点慢，好像力气不太够似的，但那股热情劲儿，一点没减。
曾志赶紧说：“子珍姐，你别忙了，快歇歇，我自己来。”
两个人坐下来，捧着热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有好多话要说，又不知从哪儿说起。
还是曾志先开口：“子珍姐，你这些年身体怎么样？生活还好吗？”
一聊起来，曾志发现，贺子珍精神挺好的，脑子也清楚得很。
过去的事，不管是长征时候的，还是在延安时候的，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说到以前的战友，说到毛主席，贺子珍脸上表情总是很认真，提到毛主席的时候，她总是恭恭敬敬地叫“毛主席”。
曾志心里踏实了不少。
来之前，她还听到些风言风语，说贺子珍精神不太好，糊涂了。
现在亲眼见了，才知道那些话都是瞎说。
贺子珍除了身子弱点，别的都挺好。
眼看天色不早了，曾志怕打扰贺子珍休息，就起身说要走了。
贺子珍拉着她的手，挺舍不得的：“有空可要常来啊！”
从贺子珍那儿出来，曾志心里翻江倒海的。
贺子珍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还有那双有点忧愁的眼睛，老在她眼前晃。
特别是贺子珍那么清楚的头脑和记性，让曾志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告诉毛主席。
她打定了主意，就直接去了毛主席在上海住的地方。
见到毛主席，曾志就把去看贺子珍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她特别跟主席说：“主席，我去看过子珍同志了。
她精神挺好的，过去的事也都记得清楚，不像外面传的那样。”
毛主席听得很认真，没说话，像是在想什么。
曾志又说：“她聊起您的时候，还是称呼您‘毛主席’，很敬重您。”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窗外，过了一阵，才慢慢开口说：“是吗……那，我想见见她。”
这话一说出来，曾志心里也挺激动的。
其实，主席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贺子珍。
之前有一次，主席跟方志纯的爱人朱旦华聊天，也流露过这个意思。
朱旦华也觉得，让他们见一面，对贺子珍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好事。
现在主席亲口说了想见，曾志就想着自己能帮忙安排。
可毛主席考虑得更周全。
他想了想，对曾志说：“曾志啊，这件事你先别出面了。
你跟子珍关系好，目标也大，万一让人知道了，反而不好。
我另外找个人去安排，这事儿得绝对保密。”
曾志一听，明白了主席的顾虑，虽然有点遗憾不能亲自办这事，但也觉得主席说得对。
后来，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
水静这个人，做事稳重，又细心，由她去办，确实不容易引人注意。
水静接到这个任务，知道事情重要，一点不敢马虎。
一九五九年七月七号，水静就悄悄去了南昌，贺子珍那时候住在南昌。
水静见到贺子珍，没立刻说是什么事，先是拉家常，问寒问暖。
等聊得差不多了，水静才小声说：“贺子姐，毛主席他……他想在庐山见见您。”
贺子珍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呆住了。
眼睛里先是惊讶，然後就是一股说不出的激动。
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才使劲点了点头，声音都变了：“好，我去，我去！”
多少年的盼望，多少年的委屈，好像一下子都涌了上来。
去庐山的路上，贺子珍跟水静坐一辆车。
一开始，贺子珍不怎么说话，后来慢慢地，话也多了起来。
她跟水静讲了这些年在苏联过的日子，怎么带孩子，怎么生病，怎么想家，怎么想当年的战友。
说起这些，她语气挺平静的，可水静听着，心里也替她难受。
车到了庐山。
第二天下午，水静看贺子珍睡着了，就赶紧去毛主席住的“美庐”报告。
毛主席听水静说贺子珍到了，精神也还好，就定了时间：“今天晚上九点，你送她过来。”
又特别交代：“除了小封值班，其他人都先下山。
门岗那边打个招呼，让他们认认你的车号，别拦车。”
水静问：“主席，要不要请朱旦华同志也来陪陪？”
毛主席摆摆手：“不用了，你一个人就行，我相信你办得好。”
晚上九点，庐山一片安静。
水静叫醒贺子珍：“贺子姐，咱们该走了。”
贺子珍好像早有准备，没多问，默默地跟着水静上了车。
车子在夜里悄悄地往“美庐”开。
贺子珍一路看着窗外，也没说话，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车很顺利地开进了“美庐”。
水静扶着贺子珍下了车，把她送到了二楼会客室门口。
后来水静回忆说，她把人送到就下楼等着了。
楼上隐约有说话声，但听不清楚具体说的什么。
她只记得，贺子珍一见到毛主席，一下子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好像把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话都用眼泪说出来了。
毛主席就在旁边，小声地劝着她，安慰着她。
过了一个多小时，门才开。
贺子珍跟着毛主席出来了，眼睛还是红红的，但人看着平静多了。
毛主席送她们到楼梯口，对水静说：“时间不早了，你送子珍同志下山，让她好好休息。”
停了一下，又悄悄派人跟水静说：“水静同志，子珍同志从我这拿了几瓶安眠药，你想个办法拿回来。
我怕她情绪不好，万一吃多了，要出事的。”
回到贺子珍住的地方，水静就跟贺子珍说：“贺子姐，尚奎同志最近也睡不好，您这安眠药能不能匀我一点？”
贺子珍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药给了水静。
庐山这次见面，是贺子珍跟毛主席分别二十多年后，唯一的一次见面。
后来，贺子珍又去过三次庐山。
每次去，她都会在“美庐”那栋房子前站好久好久，看着那扇门。
可那扇门，再也没为她打开过。
她跟毛主席，真的就再也没见过了。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就到了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国家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好像有大事要发生。
个人的命运，在这种时候，就更显得不由自己了。
贺子珍那时候在上海，生活还算平静，就是人孤单一点。
可时代的大浪，最终还是打到了她身上。
在北京，中南海里头，陈伯达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份文件，眉头皱得紧紧的，想了好半天。
最后，他像是拿定了主意，拿起电话，打给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东兴同志啊，”陈伯达在电话里说，声音不高，但透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劲儿，“关于贺子珍同志的事，我有个想法。
你看啊，她身体一直不太好，以前的事儿也比较复杂。
我的意思是，把她安排到大西北去，对她休养，对各方面，可能都好一些。
你看呢？”
汪东兴一听这话，心里就是一紧。
“去大西北？”这对贺子珍来说，打击可太大了！
他知道贺子珍跟主席那段往事，也知道贺子珍这些年受的苦。
把一个身体不好、经历那么多事的老同志送到大西北去，这怎么行？
汪东兴想了想，小心地回答：“伯达同志，这事儿可不小。
贺子珍同志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看，还是得先请示一下主席的意见，主席怎么说，咱们怎么办。”
陈伯达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说：“也好。
主席那边，你去说说更合适。
你知道，她跟主席那个关系……主席要是不点头，我也不好硬办。”
他这话的意思，汪东兴听明白了，陈伯达这是想让汪东兴去探探主席的口风。
放下电话，汪东兴心里挺沉的。
他知道，这事儿去跟主席说，肯定会勾起主席的一些往事。
他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去了毛主席的住处菊香书屋。
毛主席正靠在沙发上看书。
见汪东兴进来，就放下书，问他有什么事。
汪东兴说：“主席，陈伯达同志刚才来电话，提了个关于贺子珍同志安排的建议……”
他就把陈伯达想把贺子珍送到大西北去的想法，跟主席说了。
毛主席一直安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可当汪东兴说到“大西北”这三个字的时候，主席的眉头一下子就皱紧了，眼睛里闪过一丝明显的不高兴。
屋子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他把手里的书轻轻放到旁边的茶几上，身子往前挪了挪，像是在仔细琢磨这件事。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抬起头，看着汪东兴，眼神很尖锐，一字一句，非常坚决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