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涛，18，“广昌决战”，，北大门失守，决定战略转移

黎川失守，李德要枪毙萧劲光

第五次反“围剿”一打响，前线即传来坏消息。1933年的9月下旬，国 民党军北路军便开始进攻苏区。由闽赣军区防守的苏区北大门黎川失守。

首 战失利使李德很生气。他责令总参谋部立即查明失守原因并追究责任。

总参谋部报告说，由于兵力分散，黎川守备兵力只有一支七十余人的教导队和少 数地方武装，而敌人是三万，兵力对比太悬殊，死守完全是徒劳。司令员萧劲光命令部队主动后撤，放弃了黎川。

李德一听，连声骂道： “萧是地地道 道的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胆小鬼，立即撤他的职，法办!”

博古随声附和说 ： "萧劲光是湖南人，受毛泽东影响太深。他不接受中央路线，顽固坚持 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应该撤职法办。”

朱德、周恩来建议说： “一战失利就撤职，还要法办，这样对军心不利。是否让萧组织反攻，夺回黎川。"

李德 勉强同意了，令萧在三军团的配合下，集结兵力，夺回黎川。

萧劲光受命后，提出收缩原定防线，撤出三路兵力约八千人在浒湾西侧集结。

李德不同意，作出批复： "防线不可收缩，防御兵力不准动，反击可使用预备队。”

萧无可奈何，只好率十九师三千余人由西北、西、西南三个方向攻打浒湾。

由于李德只根据图上量距下命令，既不问实际地形地貌，也 不管敌情，所以下达给三军团的命令完全脱离实际，致使三军团主力未能按 时到达指定地域。

萧按军委规定的时间于11月11日在西线打响战斗，但南线 却无枪声。萧一边孤军苦战， 一边要求军委敦促三军团协同作战。

三军团在 急行军中又与敌军遭遇，更耽误了时间。12日晚三军团才赶到战场，但为时 已晚。收复黎川未果，浒湾又败，萧的部队受重创，只得后撤到苏区境内。

对首战失利，李德非但没有承担决策责任，检讨战略战术，反而迁怒于萧劲光。他下令将萧撤职，押送到瑞金，关了起来。李德和博古认为此次战 役失败是因为萧顽固坚持游击主义，拒不执行他们的方针，关键时刻犯了逃 跑主义错误，应该枪毙，杀一儆百。

红军时期的萧劲光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听说后立即向军委主动承担浒湾兵败的指挥责任， 替萧劲光说情。

陈毅对李德和博古说： “萧劲光何罪之有!他按照你们的指 示，分散了兵力。身边只有七十多人。敌人三个整师几万人，又断了他的后 路，他不撤退，难道让他去当俘虏?

收复黎川未果，这怎么能怪他!兵力对 比如此悬殊，还要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打啥子正规战呦!

这种打法， 让谁指挥都打不赢。”

陈毅还打电话给前指，请朱德和周恩来劝说李德取消 错误决定。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也持反对意见，枪毙萧劲光 的决议未能通过。

但还是于1934年1月5日在瑞金召开了公审大会，判处萧劲 光五年徒刑。实际上，此判决并未执行，刘伯承把萧劲光安排在红军大学保 护了起来。

福建兵变，惜失良机

1933年10月，蔡廷错、蒋光鼐领导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兵变，宣布 “联共、抗日、反蒋”,成立中华共和国，立都福州。

兵变前，蔡曾派陈公培到苏区与彭德怀联络，试探与红军合作的可能性。彭德怀请示周恩来后作 了积极表态。

兵变后，陈公培陪同蔡廷锴、蒋光鼐的全权代表十九路军秘书 长徐名鸿到达瑞金，要求同红军进一步洽谈。博古、李德认为这不失为是件 好事，可以一试，决定派毛泽东主谈。

毛泽东认为，十九路军兵变使蒋介石 百万大军合围苏区的态势不攻自破。联合十九路军，携手反蒋即可打通东部 通道。红军进可攻，退可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与十九路军 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博古、李德对协定表示同意，并以中共中 央名义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不料，中央上海局转来共产国际电报，彻底否定中共中央意见。

电报 说，福建中华共和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党之产物，是企图在中国 革命中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势力，本质是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 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军阀势力。共产国际所属支部必须与其划清界 限，不仅不准联手合作，相反要与其坚决斗争。

博古和李德内心并不同意共 产国际的指示，但他们要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立即转变了态度，服从共 产国际的指示。红军未遵守配合十九路军出兵闽西的协定，致使十九路军侧翼 空虚，蒋介石抽调包围苏区的十余万兵马得以顺利迂回包围了十九路军。

彭德怀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有利于我的战机，他立即电报三人团，建 议红军乘蒋围蔡，苏区东北前线敌兵力空虚之机，我一、三军团立即突破敌 人封锁，向闽浙赣边区进军。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和更富有创造性的 建议：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应利用这有利时机，迅速跳出敌包围圈，向以浙江 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乘那里只有保安团、民团，南京城也只有宪兵 和警卫部队，后方空虚之机，红军可以出击苏杭、南京、芜湖、南昌和福州 之间的无堡垒地带，直逼国民党统治中心，将我方的战略防御转为积极的战 略进攻。

这样，蒋介石就会停止对十九路军的进攻，将“围剿”苏区的部队 撤走，去救援其心腹重地。我们又可以伏击打援，歼敌有生力量。他语重心 长地说： "天赐良机，机不可失，若是失之，后悔莫及。"

此时的博古和李德完全是共产国际指示的忠实执行者，不但拒绝了毛 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而且批评他们是冒险主义、机会主义，既没有派兵支 援，也不乘隙出击，却坐山观虎斗，结果是痛失红军转危为安的战机。

十九路军被歼后，蒋介石又重新集结兵力，压向苏区。刚刚露出一点儿 缝隙的包围圈又合拢了。稍有缓解的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急剧恶化，苏区 上空又是乌云密布。

“广昌决战”,北大门失守

蒋介石挫败十九路军后，将其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 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苏区的“围剿”。

博古、李德没有 吸取黎川失守的教训，仍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他们指示红军在重要城 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 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而且经常轻率地指示红军以主力向敌军的堡垒阵 地或向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

1月下甸至3月下旬，红军各主力部队 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鸡公山、南丰西南等地相继进行了阵地防御和阵地 反击。尽管红军将士勇敢顽强，浴血奋战，但都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之进攻， 反使自己连遭重大损失。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率十一个师十万大军沿盱江两岸向 广昌逼来。

广昌是赣南一个小县，距瑞金仅一百公里。李德和博古认为，广 昌是通往红都的北大门，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

他们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十分疲劳的情况，贸然抽调一、三 军团全建制、五军团十三师及红二十三师，协同驻守广昌的九军团共九个 师，总兵力近三万，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与敌进行“大决战”,并且提出了 “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保卫广昌就是保卫中国革命”“不是胜利就是 死亡”等口号。

彭德怀对军委的部署持有异议，先书面后口头两次向李德、博古陈述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根据敌我兵力对比、战役时机和要求等情况，我 军完全不具备与敌大决战的条件。消极防御、屯兵死守是根本守不住的，不 如以少部兵力正面钳制，主力撤出广昌，迂回到敌侧后，寻机在局部以多打 少，歼其一路或两路，粉碎敌之合围和进攻。

博古、李德认为彭仍坚持毛泽 东运动战、游击战的那一套，根本听不进去，以军纪压彭执行命令。

广昌战役打响后，4月14日抚河东岸之敌突破红九军团阵地。红一、三军 团被迫向广昌收缩。

27日，敌军发起总攻，我军英勇奋战，死打硬拼，但寡 不敌众，激战一天一夜，广昌即告失守。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我军伤亡 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是一次消极防御阵地战、消耗 战的典型失败战例，对红军后续作战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战役总结时，李德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却厉声指责彭德怀： “你 们是怎样组织火力的?怎样进行短促突击的?广昌失败就是因为你不服从指 挥，你要负责任。”

彭德怀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李德蛮不讲理和推卸责任 激怒了彭。他气愤地说： “广昌失败绝不是三军团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你冒 险搞什么战略大决战。战术上你兵力分散打阵地战，不肯集中兵力机动作 战。战役指挥上，你过分集权，前线指挥员没有一点决断权力，事事要逐级 请示，等你批下来，战机早丢了。你不顾实际情况，只根据错误百出的烂地 图发号施令调兵遣将，简直就是纸上谈兵瞎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 老子就一天也没痛快过， 一个漂亮仗也没打过。我们在这里艰苦奋斗七八 年，才搞出这么一块根据地，这么一支部队。三军团一共才一万两千人，这 一仗就伤亡两千七百多，丧师失地，损兵折将，党和红军的家业都快被你败 光了。你这个洋顾问，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彭的痛斥道出了红军广大指 战员压抑已久的心声。

在瑞金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

1934年5月中旬我军进行了保卫建宁战斗，6月至7月在古龙岗以北地区进 行了反击作战，均告失利，苏区进一步缩小。

鉴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连战连败，伤亡惨重，根据地逐渐萎 缩，敌军已逼近苏区中心，形势越来越严重。广大指战员对军委的决策和指 挥能力产生了怀疑，有些红军高级将领对博古的毫无主见和李德的瞎指挥极 为不满，纷纷向朱德、周恩来反映意见。

7月，博古不得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瑞金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中央 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总部以及各军团负责人出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说明了 会议目的后，周恩来讲话，动员与会同志，特别是军事指挥员就八个多月反 “围剿”作战的问题提意见，希望大家着重谈对战略战术的看法，亦可讨论 今后的作战方针。

彭德怀率先发言，他说： “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苏区领土大片丧 失，红军部队伤亡惨重，物资弹药消耗很大，后勤补给严重短缺，指战员都 在骂娘，这打的是什么鸟仗?参加红军以来从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我认 为，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主要原因就是战略方针失当，战术不对头，战场瞎 指挥。希望你们竖起耳朵来，听听广大指战员的意见，认真研究第一至第四 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再这么打下去，肯定会败得更惨。”

陈毅更加尖 锐地指出： "我们的国际顾问翻翻洋教材，看看洋条令，拍拍脑壳，正规 战、堡垒战、短促突击的战术就出来了。这一套完全不合我们红军的实际， 是教条主义的产物。”

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提出，应 尽量运用部队比较熟悉、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多打运动战，少打正规战， 不打堡垒战。

林彪也提了批评意见。

周恩来提出几点建议：

①应适当缩短防御战线，使兵力相对集中。

② 应考虑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外线无堡垒地区作战。

③尽快在苏区动员青年参 军，扩大红军。

朱德表态支持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则更支持周建议的第二点。

他说，现在是应该考虑跳出包围圈， 转到外线的时候了。我认为可以选择西南方向为突破口。那里是陈济棠的部 队，陈不是蒋的嫡系，且矛盾较大，他的战斗力也较弱。我们突出去后，可以向湖南中部进军，向贺龙、关向应靠拢，与他们协同外线作战，效果会更 好。

张闻天除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外，还就广昌会战严肃批评了博古和李 德。

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失败，吸取教训，不能再坚持错误了。广昌战役本 来就不该打。你们当初谁的意见也不听，连政治局常委也不讨论，个人决 定，一意孤行，要打什么大决战，强令主力红军以少战多，以弱对强，死打 硬拼，结果是损失严重。这种蠢事再也不能干了。

李德被大家的批评激怒了，他站起来激昂地说：“有的同志公然反对中 央制定的战略方针，这是十分危险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反‘围剿’一些 作战失利，并不是因为战略方针错了，也不是我们的战术错了，而是一些高 级指挥员水平太低，根本不懂正规战，死抱着运动战不放，是流寇思想和游 击作风导致了失利。”

博古接着说： "“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共产国际批准的， 共产国际的权威是任何人也不能动摇的，希望大家要从路线和组织的高度来 认识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要犯错误。”

最高军事会议在与会者的批评和博 古、李德的反驳中毫无结果地散场了。

决定战略转移

1934年7月，国民党集中三十二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向苏区中心区发动全 面进攻。

李德、博古虽然在最高军事会议上拒绝了周恩来、毛泽东的建议， 但危急险恶的形势使他们不得不一边拼死防御， 一边考虑和试探其他出路。

7月中旬，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率领三个师六千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经福建向 闽浙赣边界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军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 是，由于兵力太少未能牵动敌人。

8月初，敌九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进 攻、我三军团主力和五军团一部顽强抵抗二十余天，终因寡不敌众，于28日 放弃驿前以北全部阵地。

9月，敌步步紧逼，我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兴 国、宁都、长汀等县连成的狭小地带。

李德为了减轻苏区压力，寻求跳出包 围圈之可能，命令改编后的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指挥下，离开湘赣根据 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二、六军团会师 后组建的红二方面军钳制了西线之敌，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为后来的长 征路线提供了一个选择。

关于战略大转移，李德早在1934年3月就开始考虑，曾指示总参秘密制定 转移方案，也部署有关部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如动员苏区青年参加红军， 向部队补充兵员，指示军工部门抓紧生产武器弹药，配发部队，指示军需部 门换发冬装，转移和疏散部分伤病员，缩减非战斗单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 群众团体的编制和人员等。

但李德的思想忽左忽右，政治上倾向性太强，似 乎凡是毛泽东主张的，他就反对，凡是毛泽东反对的，他就坚持。

所以，在 军事决策方面，特别是在红军是否、何时和如何进行战略大转移的问题上， 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最高三人团也没有认真开会研究。

直到宁都、长 汀失守，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即将合拢，红军防御体系已被瓦解，苏区根据地 即将全部陷落时，李德和博古才于1934年9月被迫仓促决定，放弃苏区，实 行战略大转移，并电报共产国际批准。

他们的初衷只是搬一次家，找一个适 合生存的地方，开辟新根据地，重建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突围方向、行进路 线、转移目的地等均不明确。苏区军民在最高三人团领导下，盲目地开始了 大搬家的准备。

首先是宣传动员。

博古亲自起草了“政治动员令”,由总政治部组织实 施。他还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进行思想动员，以大转移的目的是为北上抗日 作为宣传要点。

其次是军事准备。

军委命令地方兵团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御，先后将一、三 、五 、八 、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云都、会昌地区集中。

再次是组织准备。

三人团数次秘密研究高级干部去留人员名单，先确定 了项英、陈毅、贺昌、刘伯坚等率红军一个整师和一些地方武装共一万六千 余人留在苏区坚持敌后斗争，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 委，在老营盘作战负重伤的原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改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 任，协助项英领导军事工作，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接着研究留下来的领导 人，博古提出，政府方面瞿秋白、何叔衡、林伯渠、徐特立，军队方面刘伯 承、王稼祥均留下来。

毛泽东知道李德、博古战略转移意图之后，曾表示不 想跟随主力红军转移，希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伺机恢复、重建 和发展根据地。经周恩来劝说，毛泽东最终还是与中央红军一起长征了。如 果当时毛泽东留下了，中共党史和军史就要改写了。

最后是物资准备。

博古、李德认为，苏区的军工、纺织、印刷、军需等 生产设备以及一些物资装备，如X光机、手术台等均来之不易，建立新根据地后还可继续使用，因此指示一律拆卸、装箱、运走。

打开南下西行通道

就在苏区北线、东线战事接连失利的时候， 一直“赋闲养病”的毛泽东 来到战事相对冷落的南线。他向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分析了正面之敌的情 势。

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是广东军阀，与蒋介石矛盾很深。陈济棠看 透了蒋令粤军南线“围剿”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利”的诡计，所以进 攻红军并不积极。

毛泽东认为，应利用和扩大陈蒋矛盾，争取与陈建立统一 战线。何长工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派人秘密与陈联络，陈的态度也很 积极，愿意在军事上“明打暗和”.政治上“外打内通”。

毛泽东立即向周 恩来建议，派何长工与粤军谈判。周恩来同意并加派潘汉年、钱壮飞、伍云甫协助何。两军顺利达成秘密协议。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

中央及军委领 导机构和机关人员编成两个行动纵队，

一纵代号“红星纵队”,由叶剑英任 司令员。

二纵代号“红章纵队”,由罗迈任司令员。

战斗部队分别是林彪、 聂荣臻的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三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的五军团，周 昆的八军团，以及罗炳辉、蔡树藩的九军团。

中革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两翼后 卫，五军团掩护两个中央纵队为中军。

10月10日，八万六千人的红军正规部队和一万四千余人的中央纵队以及 五千余名民工，告别了苏区的父老乡亲，告别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了 留守根据地的处境更为艰难的红军将士，满怀着对故土无限的眷恋和对前景 的深深忧虑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