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的“忏悔”艺术

作者｜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2015）

欧美现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创作于四世纪末，成为个人生活叙事及其辩护这一经典模式发展中取得的最高成就。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又将经典模式进行了转换。在经典模式中，个人被标榜为某种文化理想的代表，在公众舞台上公开表演自己的行为，但在《忏悔录》中是对个人思想中的私人事件进行情境性叙述。因此，这是第一部关于内心生活的持续性历史，理应称为第一部现代作品，如同任何一本如是称呼的书一样。然则，它之所以是现代的，正是因为其彻头彻尾的基督教特性。奥古斯丁非常详细、精微地拓展了（我们发现在《新约》中这一点很明显）对圣经历史模式的个人化和内在化倾向，其中，在流动的经验、随机的事件和短暂的记忆现象之上，他采用了欧洲基督教独特体裁中持久的情节式、普通概念和意象，即精神自传。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

[美] M.H.艾布拉姆斯 著

王凤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如同许多后世之作，《忏悔录》呈现个人生活不是为了其内在旨趣，而是从一个特殊视角出发，为了一个特定目的。整部作品是面对上帝的长篇“忏悔”，上帝无意中听到了作者在孤独中的沉思，但以作者与自己、与上帝、与自然造物的对话这样的修辞方式呈现出来。奥古斯丁的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了解自己，从而加强个人意志，但他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公共职责，作为上帝之子，自己的人生已被改变，被赋予为其他基督徒传递福音的使命:

我不仅在你面前忏悔……也会在那些人类信徒、与我分享欢乐且分担死亡的伙伴、我的同胞以及共同的朝圣者耳边忏悔……我的兄弟们，他们都是你的仆人，是你所选之子，是你吩咐我要服侍的主人。

《忏悔录》一开始使用的是现在时态，成年后的作家对上帝与创造、上帝与作为其造物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进行沉思、祈祷，然后开始叙事本身。首先，叙述了作者幼年时期的事件，甚至包括对作者生前状况的猜想。书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存在一个关键时刻，那时，奥古斯丁“过去的罪孽”被“宽恕和掩盖，因而给予我对你的喜悦，以信仰和你的圣礼改变我的生活”。（第十卷，页iii）在整部作品中，奥古斯丁将其生活展现为现在对过去的回忆，非常清晰，其中，过去的奥古斯丁和现在的奥古斯丁共存:

这一切我都在心中进行，在我记忆的巨大庭院里……在记忆中，我也遇见了我自己——我回忆自己做过什么，在何时何地、怀着怎样的心情做的……我所能想到的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

那些在尚未获得重生的奥古斯丁眼中看似随机的事件，重生的奥古斯丁回看时发现，它们一开始便是上帝天赐计划的无声之作。基督教历史观普遍认为，人类可以观察到的“第二因”与无所不在但不可见的“第一因”之间存在着区别，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内化了这一区别，从而隐约显现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无意识动机概念的轮廓。你“那时借着隐藏不宣的旨意在我的身体中行事”（第五卷，页vi），“你对我行事”不同于我自己行事的“理由”（第五卷，页viii），你通过我实现了它，但我没有意识到（第五卷，页vii），因为“人的某些东西是人自身中的精神所不知道的”（第十卷，页v）。奥古斯丁将最新发现的上帝计划作为中心思想，赋予经验记忆中的原材料以回溯的形式（在《忏悔录》中，他对精神生活中关键事件的描述与事件发生时他的记事之间存在差异，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奥古斯丁自传“真实性”的辩论，与关于华兹华斯《序曲》真实性的辩论如出一辙），对一切的布局和设计都围绕着他在米兰的一座花园中皈依的伟大场面进行。在此之前，“我有两种意志，一种是旧的，一种是新的，一种属肉体，一种属灵魂”（第八卷，页v），两者之间的矛盾令他备受折磨，迫使他在面对这个感性世界的益处时，同时面对超越感性和现世世界的善。在米兰的一座花园里，他经历了旧我毁灭的痛苦和新我诞生的煎熬，“向死而死，向生而生”——自奥古斯丁时代以来，这句话塑造了无数人的经历。然而（正如奥古斯丁自己的评论），论述本身甚至在细节上也仿效了先前传统的惯例，即保罗通过阿塔那修斯的《圣安东尼传》叙述自己皈依的一系列作品。

贯穿《忏悔录》的叙述并不主要围绕外在的事件或行为进行，而是围绕奥古斯丁所说的“内部”的“内心生活”，因此，从过去纷繁的历史记录中，他只选择、安排并思考少数富于重大精神意义的事件，表明自己在这段艰辛的旅途中发生的转变:最初依恋世间之物，转而超然于世，最终忠于超验王国。例如，他年轻时无故偷了一些梨（我们还记得华兹华斯年轻时偷过一只划艇），却呈现为自己参与了伊甸园苹果盗窃事件。（第二卷，页iv—x）在某个“极度痛苦”的时刻与一个醉醺醺的快乐乞丐偶遇，在他现在看来则是“你的行为让我意识到我的痛苦”。（第六卷，页vi）在《序曲》中，华兹华斯描述了在一个重要时刻遇到了一个盲人乞丐，自己凝视着这个乞丐，“好像受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训诫”。（第七卷，第621—622行）这种“好像受到训诫”表明，华兹华斯所经历的类似天命论，是一种被转化了的恩典。在另一首诗中，华兹华斯回忆了自己的实际经历，处于极度沮丧中的他突然遇到一位收集水蛭的老人，可以说，是这位老人拯救了华兹华斯。

奥古斯丁的自身经历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一起，构成了他的中心问题，即“恶何以产生”（Undemalum）。“既然是善神创造出善的万物，那么，恶从何而来?”（第七卷，页v）奥古斯丁发现，无论是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邪恶都孕育了一种更大的善，正是通过这一发现，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通过深刻的自我审视，奥古斯丁获得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敏锐性，能够辨认人类“情感与内心活动”（第四卷，页xiv）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理解多变的心灵如何影响其感知与感知中接受的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到将记忆中的纯粹事实与记忆主体自我介入的干扰区分开来的困难，以及信念和价值观在缓慢而模糊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突然在顿悟的瞬间迸发为意识。在这些段落中，奥古斯丁为所有后来关于自我分析、自我形成以及自我身份伪装的讨论确定了与精神有关的词汇。他还以一种亲身经历的哲学模式提出了一些话题，从那时起，这些话题一直得到哲学家们的认真研究，且一直延续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忏悔录》的狂热崇拜者。从卢梭、华兹华斯到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些创作世俗忏悔作品的作家也关注着这些话题。其中包括“记忆那广阔的幽深处和深藏不可寻的洞穴”这一问题，即那“内在之处，却还不是一个地方”。（第十卷，页viii、ix）最突出、最持久的问题是“时间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古斯丁区分了“三种时间，即过去事物的现在、现在事物的现在以及未来事物的现在”（第十一卷，页xx），并分析了主观时间与经由外部物体运动测量的时间之间的区别，以及时间变化与永恒不变之间的关系（第十一卷，页xiii以降），同时分析了反复出现的顿悟时刻对战栗一瞥（ictutrepidantisaspectus，第七卷，页xvii）这一主题的意义——这种顿悟发生在时间中，随后消逝，预示着最终逃离时间，进入永恒。

在《忏悔录》的绪论里，奥古斯丁思考过造物主与万物间的关系，以及永恒与依时间而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他在最后一卷中阐述了时间最初创造的意义，回到了万物的起源，接着描述了天启末日之时万物的反创造。在结尾处，世界开始敲响丧钟:

因为这些美好事物的美妙秩序到达终点后就会消逝:它拥有自己的清晨，也拥有自己的黄昏。但第七天没有黄昏……

但你，上帝，你永远在行动，也永远在休憩。你不依时间而见，不依时间而动，不依时间而息，然而，你创造了让我们依时间而见的事物，在时间存在时创造了时间，在时间消逝后创造了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