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洋务运动时期的三家机器造纸厂

1882年，上海、广东南海两家机器造纸公司几乎同时起步，接下来都出现经营困难，前者被辗转收购，后者被官府收编。刘猷鲍曾任上海机器制纸局高管，1890年创办香港大成机器制纸局，是洋务运动时期三家纸厂中最成功的一家。因1930年港府建设水库，大成纸厂停业，刘猷鲍这位杰出企业家也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上海机器造纸局

澳门曹氏为著名的商业家族，晚清时期有三兄弟曹安（曹源彰、曹永秋）、曹应达（曹雨泉）、曹应贤（曹渭泉、曹有）表现突出。曹安自1834年起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买办，后移居香港，其遗产设立曹存善堂，嗣子以该堂名义捐巨款给山西赈灾，曾国荃特地为之奏请“乐善好施”牌坊，并为其嗣子曹善业（曹子基）请奖。（《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547-548页）这次捐款，由郑观应为之牵线，显示曹氏家族与郑观应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海机器造纸局由曹应贤之子曹子㧑（曹善谦）创办。需要指出的是，之前有关论著多将曹子㧑（撝）写作“曹子挥”，笔者认为不妥。旧时人名与字号常有关联，㧑（撝）字有谦抑之义，换作“挥”字则不知所谓。1882年，曹子㧑通过郑观应禀请李鸿章核准设立上海机器造纸局。郑观应给李鸿章的禀文称：

窃查阅海关年结，洋绒、洋纸入口日多，绒之材料出自羊毛，宜设于北五省。纸之材料细者出自旧絮破布，粗者出自稻草树皮，皆用机器药水捣烂而成，到处可也设，亟应仿办也。惟职道所办织布局尚未开工，恐蹈好博不专之诮。适有候选同知曹善谦，由前年报效晋赈万金广东曹道应贤之子在沪，均愿招商承办，职道嘱其先设机器制造洋纸公司，俟办有成效再筹办绒厂。现拟招股银二十万两，职道认招股银五万两赞助其成。兹有公禀并招股章程寄来，嘱乞宪恩批准，俾即选匠定机择地建厂，亦塞漏卮之一端也。（《郑观应集》下册第542页）

郑观应告诉曹子㧑，北洋衙门核准这方面的禀帖，具体由盛宣怀办理，建议先办机器造纸，选址只需滨水地方即可，羊绒厂要在北五省开办，且俟以后再说。

上海机器制纸局股东除曹子㧑外，郑观应、唐廷枢、李朝觐（李秋坪）等广东香山商人均有入股。公司集资20万两，在杨树浦江畔购地8506.70平方米，置有英国厄浮斯顿（Empherston）公司1930毫米长网多缸造纸机1台，半浆漂洗机4台，Home式成浆机1台，双刀切纸机1台，蒸球4个，锅炉4座，采用破布、废麻绳、废纸、竹子等原料，生产漂白、施胶的洋式纸张，年产600吨，工人100人。（郭远英：《中国第一家机制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

1883年春间，公司股本全部用尽，但工厂尚未建成，曹子㧑将上海机器造纸局改组为股票公开发行公司，拟集资75000两，每股价值0.5两。此时正值上海金融危机爆发，很难募集到新的资金。曹子㧑不得已，回粤求其兄长曹子俊。曹子俊为德商禅臣洋行买办，他从广东、港澳凑集资金，使筹建工作恢复进行。（《曹子俊邀请股东会议函》，载《上海造纸志》第380页）“子俊”是字号，曹子俊本名尚未查得。

1884年8月，造纸局蒸汽机试车成功，170匹马力锅炉运行完美，1884年11月开工制造。局内设原料车间，以破布（旧衣服）、竹子为原料；加工后，送入漂洗车间，用苛性钠漂洗；漂洗完毕，进入制浆车间打成纸浆；纸浆通过管道输送到抄纸车间。抄纸车间长120英尺，宽30英尺。厂长为英国人美脱伦先生（Mr. W.Maitland），顾问工程师为T.J.Waters。1886年《字林行名录》显示，公司执行董事为曹子俊，管理人员包括Choi Yuck-chi、Lau Yau-pau（刘猷鲍），厂长W. 美脱伦（Maitland），造纸工程师A.Pollock。

不幸的是，上海机器造纸局生产的洋纸无法与进口洋纸竞争，后来转产中国连史纸等，也难与土纸争夺市场。从1884至1891年，造纸局每年均出现亏损，累计11万两有多。1892年春，上海机器造纸局因债台高筑，无法维持，曹子俊召集股东会议，商讨办法，终因筹款无着，被迫在1892年5月登报招卖厂产：“造纸局兹因历年亏折，生意不前，积欠巨款，迫得将所有地基房屋、机器等项一概招人承买，如合意者请至本局面议……”同年7月9日，曹子俊将工厂以87500两卖给洋人地亚士。（《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69-70页）不久，有华商购回，用“伦章造纸局”之名，1915年由刘柏森租办，更名为宝源纸厂，1925年改为天章造纸厂西厂。（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坊间曾有“李鸿章创办伦章纸厂”的说法，不确。李鸿章或许有少量附股，主要股东是曹氏兄弟。

广东宏远堂造纸总局

上海机器造纸局筹办的同一年，广东机器造纸总局也开始筹备。1882年夏，《循环日报》称：“日本信息云，中国有人欲在粤垣设立制纸局，专仿西法以制各种纸张，经在杜机澳制造局定造机器一副，其力可抵四十匹马力者，以备开局需用云。”（1882年6月14日《循环日报》）

该公司创始人为广东南海人钟星溪，据上海英文报纸报道，此人原名或是钟锡良（Chung Shi-liang）。1885年底，钟星溪以“总理人”名义刊登广告，称之前通过中国驻日本公使黎庶昌，移咨直隶总督李鸿章，转咨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札行广东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善后局，令广州知府、南海知县、番禺知县核议具详，1885年7月26 日，奉张之洞、倪文蔚批准，由南海、番禺两县出示给谕“准予开办，限十年内粤东别人不得另购机器制造纸张”。公司以碎布、桑枝、禾草、蔗渣、蕉树等为原料。公司刊登招股告白，拟筹集资本12万两，分作1200股，每股100两，认股日先交50两，另外50两在机器运到之日收齐。从告白可知，公司总部设在省城兴隆大街，名为宏远堂总局，厂址设在南海县盐步镇水藤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00-1001页）

至1890年，公司资本增加到15万两，预计每周可生产纸张40吨。机器系英国爱丁堡柏川公司（Bertram & Son）出品，在监造师霍斯保（Horsburgh）与工程师葛列森（Grierson）的监督下安装起来，来自香港的约翰斯顿（A. Johnston）担任工程顾问。工厂预计雇佣工人100人，其中有几个在美国造纸厂工作过，外国人则只有霍斯保与葛列森2人。（同上书1002页）

据粤海关报告，这家纸厂产品质量很好，价格比土纸要便宜，但是纸面太过光滑、硬度稍高，不适于用毛笔书写，故而生产数年仍未获利。另据其他史料，宏远堂实际生产新闻纸、包装纸、印刷用纸，因当时国内铅字印刷尚未普及，销路不广，至1894年股本亏蚀殆尽。时任粤海关库书的贪官周荣曜，先后向公司注资。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查办贪污案，没收周荣曜等人股份，增加官款投资，公司变成官股占九成的官营企业，1906年改名增源纸厂。辛亥革命后，经两次改组，由港商李右泉等承包经营，改名绵远纸厂。沦陷期间，该厂被日军强占，抗战胜利后勉强恢复生产，元气大伤。1949年后，仅剩的零星设备分别归入江门造纸厂、国营广州造纸厂，结束了一段曲折的历史。（陈华新：《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厂南海盐步造纸厂始末》）

香港大成机器造纸局

香港大成机器造纸局（Tai Shing Paper Manufacturing Co. Ltd.）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三家机器造纸厂中最成功的一家，在香港这个注重航运、贸易、金融与地产的城市，几被世人遗忘。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卢受采等《香港经济史》分别都只提了一句。1930年因建设供水工程，政府征用大成水库与厂址，纸厂被迫停业，故长期遭到忽视。1890-1930这四十年间，大成不仅生产稳定，销售也相当成功，股东获利颇丰。

广东香山人刘猷鲍（Lau Yau-pau），原名刘贺（Lau Ho），从小就是“学霸”，先后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中央书院（1889年改称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更名皇仁书院），一直都是优等生，年年获奖，1880年为中央书院年度最佳学生，获“马礼逊学者”称号，由港督轩尼诗亲自颁奖，1883年1月离校。《字林行名录》显示，1886年1月他列名上海机器造纸局高管，入厂时间或许更早。

上海机器造纸局刘猷鲍

大成机器造纸局刘猷鲍

1890年，刘猷鲍发起成立香港大成机器造纸局，6月开始动工建设，厂址选在港岛南部的香港仔（Aberdeen），英文媒体也把该厂叫做Aberdeen Paper Mill。“机器造纸局”这个名字，应该看作是对“上海机器造纸局”的模仿，广东、香港民营企业很少用“局”作名字。“大成机器造纸局”被粤港两地人们简称为“大成纸厂”。大成纸厂与广东宏远堂一样，都选用了爱丁堡百川公司的造纸设备。刘猷鲍聘请香港久负盛名的建筑师事务所“丹备及机器司绘图师事务所”（Messrs.Danby，Leigh & Orange ）设计厂区建筑，厂址占地面积达18万平方英尺。

厂址被一条河涌分成两边，纸厂正好利用河水。为防备枯水期缺水，造纸局在山上修建了水库，储水量为4400万加仑。纸局分别为外国专家和本国工人修建了宿舍。主厂房三层高，长800英尺，宽140英尺。厂房包括拣选车间、引擎车间、漂洗车间、机器车间和成型车间，用电照明。工厂配备7台引擎，每周能生产25-30吨纸张，原料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破布和稻草，销售渠道已经落实好。刘猷鲍认为，华人工人工资低是个竞争优势，相信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可与英国竞争。（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17th ,1890）

香港英文媒体认为，大成厂比上海厂、南海厂规模更大，更为完善，堪与英格兰、苏格兰名厂媲美。经柏川公司介绍，由拥有30年造纸经验的大卫·贝利（David Baillie）担任厂长，并聘请哈伊先生（Mr. Hay）为设计工程师。他们于1890年6月到港，首先对场地进行整理，完成大量土石方工程。经安装调试，大成厂于1892年1月14日投产。除厂长贝利外，还有3个欧洲造纸专家受雇工作，华人工人超过一百人。将破布加工、切碎、漂洗需要16个小时，用稻草做原料则简单得多。除了星期天休息，工厂日夜开工。柏川公司供应的主要设备造价不菲，估计在11000-15000英镑之间。大成厂生产的纸张，完全适合中国内地使用，这些机制纸比手工生产的粗糙土纸受欢迎。

刘猷鲍汲取了上海、南海纸厂的教训，主要生产六部纸、连史纸、毛边纸等适合国人使用的产品，投产后连续盈利。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用进口设备生产中国纸张，中间不知要经过多少次试验与改进，原料配方、工序调试极端复杂。这些细节，或许是刘猷鲍的“商业秘密”，没有对外公布。

1894年，香港华人陈鏸勋在《香港杂记》中写到香港仔“村口有黄埔船澳公司，村尾有大成纸局，异样翻新，内有无穷奇巧机器”。（暨南大学出版社第79页）1906年，南海纸局改为官商合办，两广总督岑春煊曾派人到大成厂取经。1909年，大成纸厂向香港大学筹备处捐款500银元。民国初年，刘猷鲍见销路日广，贸然决定扩大生产，向瑞吉银号揭借巨款引进新的设备，结果形成沉重债务负担，后来进行公司重组，债权人瑞吉银号接管了纸厂，派岑弼西为总经理、郭瑞初为经理。按一般情况推测，刘猷鲍此后仍是公司小股东，只是丧失了控制权。

1910年，香港《士蔑西报》推出香港工业系列报道，其中香港仔部分重点讲述大成纸厂，对刘猷鲍经营有方倍加称赞。他在大陆沿海各地委任代理人收购破布，用帆船运到香港作原料。工厂安装了最先进的机器，用电灯照明，超过100个工人日夜不停地工作，仅在每星期五停工休息。该厂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大陆、日本，有华人定居的各国，声誉甚佳。（The Hong Kong Telegraph, March 1st，1910）

1928年港英政府建成大潭笃水塘，只能供应港岛中区、东区。为解决香港西区、上环食水问题，1929年5月，港府决定收购大成纸厂水库，扩大建设“香港仔上水塘” ，以52.5万元整体收购了纸厂。1930年初，报章报道称大成纸局“获利亦不菲，其制纸厂则设在香港仔石排湾，且自筑有水塘一座，以为制纸之需，在今年水荒时，政府为展筑水塘、以利居民起见，乃决议将该厂之地址收回，俾将水塘展筑，该局亦已允肯。”（1930年1月18日《香港工商日报》）纸厂于1930年2月停止生产。1934年，“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在原大成纸厂地段上建成，后改称“香港仔工业学校”。

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大成纸厂原址重建）

大成厂自开业以后连续盈利，有些年份的盈利还相当可观。政府收购纸厂及水库，对股东来说是获利离场，并非亏损倒闭。港府收购后，大成厂将机器设备拍卖，造纸工程师谢英明等以低价买下其价值200万的设备，次年初运至广州，改设私营广州纸厂。（谢英明：《私营广州纸厂始末》，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私营广州纸厂设在南石头。不久，陈济棠在南石头筹建广东省营制纸厂。同一地方有公私两家不同的造纸厂，不可混淆。

谢英明的回忆有一些可笑之处。他说：“刘猷鲍系广东中山县人，早年留学英国，毕业后，受聘任英皇太子的私人教授。1894年（光绪二十年），刘献鲍离英回国，接着在香港筹办纸厂。因为刘献鲍同英皇室的关系，他到香港时，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大力支持，很快就取得在香港仔建设厂房和水塔的权利。”刘猷鲍只是就读于中央书院（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获得Morrison Scholar称号，被附会为“英皇太子的私人教授”，所说大成厂的创办年份也不准确。《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偏信一面之词，书中刘猷鲍生平几乎全抄谢英明回忆，显得颇为滑稽。

香港仔示意地图

刘猷鲍：自强运动只是“自欺”

面对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的瓜分狂潮，1898年英国前海军上将、国会议员贝司福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受英国联合商会委托访华，考察远东商务，搜集中国官场、商界对英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前后两度在香港停留，与香港商界有充分的交流。

1899年1月22日，贝司福在香港中华会馆与华商开会，讨论“门户开放”政策，据估计到会的华人有1500人之多，华商头面人物何启、何东、廖维杰（廖仲恺叔父）、刘渭川（汇丰银行买办）、何献墀（企业家、张之洞的“坐港”）、梁绍刚（“香港圣人”梁安之子）、黄金福（太古仓买办）、李陞（香港首富）、李柏（“洪全福起义”主要出资者）均有出席。会议通过决议，支持贝司福的立场。刘猷鲍继何东之后第二个发言。他说：

近几年，欧洲社会每天都在谈论有关中国的两个问题：门户开放与势力范围。我们对后者不感兴趣。除中国以外，没有其他国家被作为问题这样谈论过，引起政治家以及商界有识之士的不断关注。我们身为中国之子，可能为了几个原因，不情愿地卷入到上述论题中。但形势所迫，我们必须适当修改一些传统理念。这种改变，不仅有利他人，更重要的是有利自己。……我只想说，国家的状况业已如此，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有效的补救办法，防止从很差变得更差。补救办法是什么？不外乎“寻求外援”与“对内改革”。

……让我们回顾一下近代史。国务活动家们刚学会爬就想跳，时常大声嚷嚷要练兵、造舰、开矿、修铁路；文人们尝试通过各种联合办学来改善教育；在激烈竞争中商业专家们几乎什么可能赚钱的领域都尝试过。我斗胆说，我们匆忙地做能做之事，但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过去半个世纪或者更长，练兵也，造舰也，只是覆灭；开矿也，只是极少数人得益；铺设铁路也，然后很快被拆掉；联合办学也，跌遭压制，被文明世界当作笑话；商业、工业阶级没有赢得什么值得赞扬的声望。我指出这些缺点，可能会被认为太过轻率，但这些是事实，除非是盲人，否则怎么会看不到？整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自欺（self-deception）。（The China Mail, January 23rd, 1899）

作为亲力亲为的企业家，刘猷鲍对“自强运动”所做的总结鞭辟入里，可谓通达之论。发表这通演讲时，正值戊戌政变失败不久。从刘猷鲍的角度看，光绪帝的激进改革也可作如是观。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年轻的皇帝觉得不能坐以待毙，总要做点什么才安心，后果如何则不暇顾及，含有很大的“自欺”成分。

李鸿章曾对吴永大谈“裱糊匠”，颇有深意。“裱糊匠”所做的为了“中看”，是否“中用”则非所计也。故此，“自强运动”名义上是要让国家重新强盛，实际只是涂刷外观，“自强”最终沦为“自欺”。

上海机器造纸局、广东宏远堂造纸总局经李鸿章、张之洞批准，拥有十年“专利”，也即在十年内，他人不得再创办机器造纸企业。这个“专利”制度初衷或许是想给幼稚工业提供保护，客观上却阻碍了行业进步。刘猷鲍赴香港创业，除了上学多年的因素外，与上述“专利”制度不无关系。受制于“专利”制度，他无法在上海、广东创办类似企业，最佳选择只有香港。对于民用工业来说，垄断制度只是妨碍民营企业的涌现，保护不了缺乏竞争力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需求之多样性，应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尝试机器造纸，而非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