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卡门回忆钱学森：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问题。”冯·卡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能让这位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说出这种话的人，不多。而他口中的“他”，正是后来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

很多年以后回头看，人们总说，这种遇见是命运的安排。但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年代的钱学森，今天的中国航空航天，恐怕要晚来几十年。

年轻的钱学森：想征服宇宙的中国学生

1935年，抗战还没全面爆发，国内局势混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4岁的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公费留学名额，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深造。他第一站是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

这一年，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你在一个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看得出来，他不是去混个文凭那么简单。他是真的有梦想，也有野心。

但真正让他走向改变世界轨迹的，是他在第二年转学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并在那里遇到了冯·卡门。

冯·卡门是谁？这人是20世纪空气动力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被称为“超音速之父”，是美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加州理工创立了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当时那里是全美航空工程研究的最前沿阵地。

钱学森第一次走进冯·卡门的办公室的时候，卡门一眼就注意到了他这个年轻人——个头不高，神情专注，讲话有条有理。“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问题。”这是他对钱学森的描述。

卡门立刻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他不仅聪明，而且思维异常清晰，是那种把复杂问题迅速归纳总结后迅速回应的天才。之后没多久，卡门就把钱学森从学生提升为研究助理，带着他一起攻克航空工程领域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这种“从学生到助手”的转变，在当时几乎是破格的。

而钱学森也没让他失望。很快，卡门就发现，自己的一些设想，在钱学森这里，不仅能被迅速理解，还常常能被进一步发展、完善。他后来回忆说：“钱学森是那种你只要给他一点提示，他就能自己走完后面九十九步的人。”

疯狂的学习与工作节奏

有人说，天才也需要努力。钱学森就是那种在天赋和努力上都拉满的人。

在加州理工那几年，他的生活几乎只有三件事：上课、实验、图书馆。没有娱乐，没有社交，连假期也基本不休。冯·卡门开玩笑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年轻人能每天从早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还这么乐此不疲。”

他研究的问题极为复杂，比如高速飞行中气动壳体的非线性变形问题。这种问题到现在都是航空工程里的高级难题，而他那时不过才二十几岁。

1939年，他发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钱—卡门方程”，这项研究为高速飞行器结构设计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持。

28岁，钱学森的名字，开始在美国航天圈被提起。

1940年左右，美国虽然还没正式卷入二战，但科研界早已开始为未来做准备。冯·卡门组织了一个火箭推进研究小组，叫“GALCIT火箭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发展为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钱学森是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起初，他们的实验设备简陋，甚至要在帕萨迪纳郊区找个山谷偷偷发射。1942年，他们在那片山谷发射了一枚简单的火箭，虽然距离不远，但成功升空了。

那一刻，站在山谷边的钱学森说了一句话：“这只是开始。”

没错，这个山谷后来就成了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基地，而他也成为世界喷气推进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战争背景下的升迁与荣誉

二战爆发后，美国对军工科研高度重视。凭借在火箭和喷气推进领域的贡献，钱学森被任命为美军航空医学实验室技术顾问，并参与V-2火箭的技术分析。还曾以中校军衔身份参与德国科学家招募计划“回形针行动”。

他的理论和工程能力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认可。1947年，他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并成为美军空军科学顾问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那时候，如果他愿意，可以轻松留在美国当一个科研巨头，过上优渥的生活。

但他从没打算这么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通过各方联系，希望海内外的杰出人才能回国建设。而钱学森，正是那批被重点争取的人才之一。

但事情并没那么顺利。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钱学森回国。

美军情报部门评估他为“可以抵得上五个师的战斗力”，这种人一旦回到新中国，将会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防科技能力。于是，美国政府先是想尽办法挽留，后又采取手段限制。

1950年9月，钱学森在准备登船回国时被美方拘捕，理由是涉嫌与共产党有关联。

他被非法软禁达五年，在这期间，生活极其艰难，连科研也被禁止，甚至面临遣送。

回国：没有掌声，只有责任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斡旋下，中美达成协议，以交换在华的美军战俘为条件，允许钱学森携家人回国。

当他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时，船上没有记者，没有仪仗，只有几个目送他的人。他的回国，不是为了掌声，是为了能为这个国家干点事。

落地北京，最先接待他的是一碗热腾腾的炸酱面。他吃完，擦了擦嘴，说：“我回来了。”

钱学森到北京后，几乎立刻就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日以继夜带着团队干了三件大事：

建设中国第一代导弹体系；

制定“两弹一星”总体战略规划；

亲手培养一代导弹、航天人才。

1960年，中国发射了第一枚地地导弹，导弹划过戈壁，准确命中目标。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第一枚中程导弹带着核弹头精准命中西部靶场。

钱学森一直站在幕后，但他的理论、组织、设计全部渗透在这些成功里。

钱学森从来不是一个只钻实验室的书呆子。他深知国家要强大，靠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思想。

他说过：“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能光管技术，他必须知道为谁服务。”

他主张系统工程、人才战略，还提出教育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不照搬苏联，也不盲从西方。他推动设立国防科技大学，亲自制定教学计划，要求学员必须懂得“国家在想什么”。

直到晚年，他还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科技体系，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如果没有冯·卡门，也许钱学森不会在那么年轻时就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科技。

但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的“两弹一星”，可能还要推迟十年。

《冯·卡门回忆录》，冯·卡门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钱学森传》，杜祥琬主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两弹一星元勋传记丛书·钱学森卷》，李大光编，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