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耕：试图走进彼时彼刻是极具诱惑力的事

余耕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的锄头，意外叩响了千年青铜文明。村民吴希增在田间掘出商周重器后母戊方鼎（原名司母戊鼎），为躲避日军劫掠，连夜将其深埋于自家庭院。不经意间，这些村民成为了国宝守护人。

这段惊心动魄的护宝往事，在几十年后化作作家余耕新作《问鼎1939》的创作蓝本。书页间流淌的是异常惨烈的国宝争夺战，也是复杂人性的博弈。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余耕表示，自己十多年前在纪录片中看到这段故事后，大受触动，自己的创作基因被唤醒，“那些顺着青铜纹路滚落的不仅是千年晨露，更是古老文明向未来递出的密信”。

小说《问鼎1939》讲述1939年，安阳城里，修复古玩起家的余氏兄弟和村民们发现国宝后母戊方鼎的故事。日军得到消息，逼迫余氏兄弟交出铜鼎。善于修缮古玩的弟弟余良驹，在货郎的帮助下，收集废旧铜器铸造了一个假鼎，但假鼎送到日军宪兵司令部后，却被当场识破。原来，后母戊方鼎出土时缺失一只鼎耳，余良驹铸假鼎时，为了不节外生枝，复制了一个完整的铜鼎。谁知丢失的鼎耳先于铜鼎出土数年，流传至日本后落入甲骨文专家井道山兄妹手中，井道山当场揭破余宝驹送来的是假鼎，一场“国宝保卫战”就此展开。

哥哥余宝驹曾是安阳城的街痞混混，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和弟弟余良驹却挺身而出，与日军斗智斗勇，誓死守护国宝后母戊方鼎。余宝驹兄弟、伊藤太乙、井道兄妹等各色人物，为了各自的信仰和利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

作者余耕早年从事专业篮球训练，后转行在北京做记者十余年。自不惑之年开始职业写作，先后创作长篇小说《金枝玉叶》《做局人》《最后的地平线》等。其中，《我是夏始之》获得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2017年，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获得百花文学奖中的影视剧改编价值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话剧《我是余欢水》在全国各地上演600余场，网剧《我是余欢水》也成为现象级作品。此外，余耕创作的剧本《迷墙》由郭京飞和任素汐主演，今年5月刚刚杀青，而根据其小说《以爱之名》改编的剧集，又将于今年夏天开机。据悉，其新作《问鼎1939》的影视版权也已售出。

蹉跎十余年不甘心好故事被“淹没”

北青报：请讲述一下《问鼎1939》的创作初衷吧，您创作这本小说的灵感，或者说契机是什么？

余耕：这部小说缘起于北京一家影视公司邀请我创作一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当时我正好看到央视播出了一部讲述后母戊方鼎出土的纪录片，于是，我便以此写了一个故事大纲。那家影视公司看完大纲，并没有采纳，因为他们刚刚从好莱坞邀约来一位顶级烟火师，而我这个以抗战为背景的故事里，却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场面。我当时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于是，便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

北青报：您的小说第六稿完稿于2014年，第七稿完稿于2023年，请问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小说放了这么久？

余耕：我之前写的小说，在2014年出版，名字为《古鼎》。当时，出版《古鼎》的出版社是奔着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出版的，但我已经把这个故事的影视版权卖给了上海一家影视公司。出版社发现影视版权卖掉了，因此没有做任何推广宣传，使得这部小说被淹没。上海的影视公司买到版权后，请我做编剧进行改编，但是我在改编理念方面与公司产生很大分歧，最终不欢而散。于是，他们又请来一位编剧，等这位编剧把剧本写完之后，又因某些原因，导致这部剧再次难产。

三年前，我给上海公司的影视版权到期了。但我一直不甘心这个故事不能被影视化呈现。于是，我在2023年重新修订一稿，便有了现在的《问鼎1939》。

北青报：请问第七稿主要做了哪些改动呢？

余耕：好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在改编剧本的那段时间，就发现原先小说文本里的不足之处，待剧本合作结束后，我就修改了一稿小说，虽然那个时候小说已经出版了。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写小说，对长篇的把控可能还不是很好，尤其细节方面有点粗。

2023年修订最后一稿时，补充了很多细节，不管是爱情方面，还是历史、民俗方面，都进行了深入地描写。我在人物塑造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使得辅助角色更加立体鲜活。并且在文物鉴赏、修复、造假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深度探究。

除了故事主干之外，第七稿文本在语言和气质方面与当初那部小说已经完全不同，包括故事主体司母戊方鼎也遵循了官方改动，变成了后母戊方鼎。之前《古鼎》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像一本考古类的学术书，读者可能不会以为这是一本小说，所以这次再版就改掉了，我感觉“问鼎”这两个字更适合这部小说，双重寓意都贴合了，再加上1939这个年份，就更有历史感和戏剧性了。但话说回来，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还是要有好的故事，只要有好的故事，这个名字一定会流行起来。

虽然是小说但创作中最大限度遵循了史实脉络

北青报：《问鼎1939》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请问您在创作时做了哪些研究工作？查阅了哪些类型的资料？让您觉得很有收获的是什么呢？

余耕：后母戊方鼎出土不过百年时间，但围绕着这一重器的很多事情已经变得扑朔迷离。例如，这只铜鼎丢失的那只鼎耳去了哪里？是第一次挖掘出土时丢失的，还是掩埋后第二次挖掘时丢失的？后续很多年中，是否还曾在原出土地进行过挖掘寻找？这些到现在为止都仍是谜。

在完成这部小说的初稿后，我便去了一趟河南安阳，还去了武官村。因为我的小说里有很多关于风水堪舆方面的描述，所以我一直很想去看看当年的现场。从央视的纪录片到现场实地采访，几乎都是正史、野史参半。人类文化中有个现象，容易对一些历史进行无意识、不自觉的修改，将其神秘化。因此，后人在考证前人讲述时，一定要做好甄别。对于第七稿修订帮助最大的参考，当属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官员李维明先生的著述《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我写的虽然是小说，但仍然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史实的脉络，让读者在小说中了解这段历史。

北青报：您提到亲身去河南考究，有没有哪些实地考察的经历或资料对您的创作产生了特别关键的影响？

余耕：第一次去安阳是一个冬天，中原大地的冬季清冷萧瑟，我在武官村、殷墟遗址盘桓数日，一直没有很特别的感受。当时快过年了，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七那天，我去了文物一条街，想去找一找余宝驹和余良驹他们贩卖文物的感觉，可惜大多数店铺都已关门准备过节了。在为数不多的一家开张店铺里，我买了一件魏晋时期的黑陶。大概是因为我买了店铺物件，老板热情招呼我喝茶，并跟我“侃”了半天安阳文物。不知不觉聊到傍晚时分，待我告辞出门时，发现门外已经下起雪来。于是，我在雪地里一直步行到天黑，大概走了有3公里，直到四周全都变成白茫茫的雪野。我当时的心情好极了。后来，我在小说中，把后母戊方鼎至关重要的时刻，放在了安阳一个大雪的深夜。

北青报：小说中，哥哥余宝驹曾是个街头混混，后来却有勇有谋地保护了国宝；弟弟余良驹奇丑无比，却是聪明手巧的工匠。余氏兄弟这样的人物设定，您是怎么考虑的？

余耕：起初，人设差异化是为了戏剧呈现效果。之所以把余宝驹设置成为一个街头混混，是受纪录片的启发。片子里采访过的当事人，有一位安阳武官村的农民，他讲述说，日本人包围武官村后，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手枪，翻墙逃出村外……这样的故事让我在脑海中开始想象：一个种地的农民为何会有一把手枪？有一把手枪的种地农民可能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故事，让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创作这个故事十多年至今仍感觉魂牵梦绕

北青报：1939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您为何选择这一特定年份作为叙事核心？这一时间点对故事主题的深化有何象征意义？

余耕：1939年是后母戊大方鼎出土面世的真实年份，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至暗时刻，民不聊生、大厦将倾。在这样的时间、这样极端环境下的人们，面对一件旷世奇宝，人性的丑陋与高尚必然也会走到极端层面。因此，我创作这个故事经历了十多年，到现在仍感觉魂牵梦绕。揭开一段历史，试图走进彼时彼刻当事人的心里，这是一件极具诱惑力的事情。

北青报：《问鼎1939》选择在今年出版，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小说以“问鼎”为书名，既呼应了历史典故，又有深刻寓意，您希望通过这个书名和整个故事传达怎样的主题和思想？

余耕：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在这样一个年份，重新回顾那段岁月里小人物的命运，有助于我们铭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更有利于我们对和平的呼吁和守护。

北青报：小说的结尾是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吗？为什么给余宝驹一个悲剧的结局？

余耕：我有悲剧情结。前面说了，极端环境下，人们的选择必然走向极端层面。余宝驹是安阳城里的“大哥”，罩着手下的兄弟们、跟官府和日本人抗争……他很享受做“大哥”的成就感。《问鼎1939》最后的悲剧看似是余宝驹的悲剧，但其实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并不少。比如，曾被晚明“京师子民”们奉为“抗清英雄”的袁崇焕，最终被推到菜市口处死之时，也会被义愤填膺的“京师子民”咒骂。将袁崇焕奉为“英雄”的人，与最后咒骂袁崇焕的人，可能是同一批人，这才是这出悲剧的核心。在《问鼎1939》中，曾被余宝驹照拂的人，与后来朝余宝驹脸上扔菜叶子的，也是同一批人。我尝试用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给读者们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

越探究越兴奋挑战也变成了想象的资源

北青报：对于这部小说，您个人比较满意的是哪部分？写哪些情节时自己觉得特过瘾，又有哪些时刻觉得有些意难平？

余耕：余宝驹在安阳街头坑蒙拐骗，余良驹制作假鼎、雪夜盗鼎，都是我写作时比较兴奋的桥段。尤其是余良驹制作假鼎的环节，我在技术层面请教过冶金专业的老师，在做旧方面跟文物专家交流过很多，他们看到这个桥段后都觉得逻辑合理。

在中日文化溯源方面，我提出了诉求却没有寻找到答案，这或许是这部作品较为遗憾的一个方面。

北青报：在写作过程中，您如何兼顾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是否面临史料与艺术加工的冲突？

余耕：再宏大的叙事都是在讲人的故事。时局如果是一个车轮，那么个体就是车轮的辐条，是辐条支撑车轮在往前滚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很多关键节点都是由个体选择裁决未来进程。因此，讲好个体故事也足以承载宏大叙事。

至于如何处理史料和艺术加工的冲突，我觉得关键在于写作技巧的把握。如果把史料比喻成食材，那么写作技巧就如同油盐酱醋等调料，作者的掌控能力则是火候，搭配得当即可做出诱人的一道菜。

北青报：《问鼎1939》不同于您的那些当代题材小说，相比之下，《问鼎1939》的挑战和难点是什么？

余耕：写作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尝试不同题材创作，每一个新题材都是一次挑战，是对知识积累的挑战，也是对时空认知的挑战。不过百年的时间，围绕后母戊方鼎便发生了很多悬案，这也为我的小说创作和演绎留下了空间。关于这件重器，那些解释不清的疑团，让人越是探究越是兴奋，因此，挑战也变成了想象的资源。

辐条看似只能随着车轮滚动但也要有甄选善恶的能力

北青报：《问鼎1939》特别适合拍电视剧，画面感很强，语言也生动。

余耕：从某种程度来讲，《问鼎1939》就是为影视剧改编准备的一部小说。作品刚刚出版，已有多家公司跟我联系沟通，现在影视版权已经售出。

北青报：对于《问鼎1939》的影视化改编，您希望是怎样的？

余耕：这部作品囊括了悬疑、盗墓、考古、谍战的各种元素，不太好归类。但这也恰恰是它的特点所在。我创作小说的时候，有两个笃定的原则：第一，呈现不一样的人物；第二，写不一样的故事。基于这两个“不一样”，希望《问鼎1939》在将来拍摄的时候，不要往战争片去靠，也不要往盗墓的方向靠，尽可能拍得特别一点，做成一个不一样的范本。

北青报：您个人最认同书中哪个人物的价值观？他们的命运是否反映了您对历史洪流中个体力量的思考？

余耕：书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他们都有人性的弱点和短板。但是余宝驹、余良驹、井道山和井道松子，都恪守着人性的底线，于大是大非中选择了勇敢和善良。还拿刚才举过的“车轮与辐条”的例子来说，我认为，在历史的横流中，个体辐条看似只能随着车轮滚动，但是作为个体的辐条也需要甄选善恶的能力——当车轮驶向邪恶之路时，辐条可以选择折断，也可以刺穿轮胎。

没准哪天会去闹市开一家黑胶唱片店

北青报：目前的读者反馈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或者给您以启发的？

余耕：目前，读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悬疑和智斗谋略方面，我期待有读者可以看见支撑这些对决背后的文化符号和民族属性。

北青报：《问鼎1939》会不会是一个系列作品的开端？未来是否会继续深耕历史题材，或转向其他领域？

余耕：这个没有考虑过，因为历史题材写作要参阅很多史料，案头工作比较繁重。我目前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年份跨度更长，虽已临近结尾，可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北青报：您这几年的作品一直保持高产高质，有什么秘诀吗？

余耕：我一直坚持运动，有好的身体才能有体力和精力创作长篇小说。

北青报：对于小说创作，您给自己定什么目标了吗？还是比较随性，只要心中有感想写，就去创作？

余耕：有目标就会有压力，所以，我从来不会给自己定目标。写作由心随性，没准儿哪一天失去创作的心性，我会去闹市开一家黑胶唱片店。

文/本报记者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