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再说元大都

本文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原刊《光明日报》2025年1月4日第12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风乎舞雩》的写成要感谢很多人。现在，这本书已经印出，但我马上又想做点修订。写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充分表达，可是往往木已成舟，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关于元大都，我的基本思路，已经写在书里，但表达得还不够充分，今日相聚，我不想“炒冷饭”，这里再做一点补充。

一、元大都中轴线不是元大都的几何平分线

元大都的整体设计是围绕海子，宫在东而苑在西。它不是先画个城圈，从城垣四角画个大叉，找出交叉点，然后定十字线，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按这两条几何平分线安排城门、道路和宫室建筑。它要因形就势，根据海子的地形来安排皇家的主体建筑。这有点像北京的王府。比如清醇王府，东边是府邸（今宗教事务局所在），西边是花园（今宋庆龄故居所在）。北京城里，很多富贵人家都是一边宅子一边花园。海子一带是金中都的东北苑，相当于清代的三山五园。皇帝来这儿玩，得有地儿住，旁边要有离宫别馆。元大都就是从金中都的东北苑发展而来。

我理解，元大都中轴线是纵贯元代皇家建筑的南北轴线，有如串糖葫芦的棍。这条线主要是小城平分线，而非大城平分线。大城平分线略向西偏，很多人是把旧鼓楼大街当中轴线，就是拿大城平分线当中轴线。

元大都城平面复原想象图

崇仁门（约当今东直门）与和义门（约当今西直门）之间隔着海子，两边来往必须沿鼓楼西边的斜街走。严格讲，元大都根本没有东西轴线。既无横向的皇家建筑群，也无东西贯通的大道。东西城之间，除萧墙北（今平安大道一线）可通行，其他道都得绕着走。

今申遗获批的中轴线分南北两段：北段是元中轴线，起点是钟鼓楼，终点是丽正门；南段是明代才有，从天安门，经正阳门，到永定门。后一条线和线两侧的天坛和先农坛都是明代北京城南扩才有。

二、元大都中轴线的基点不是“独树将军”

元大都中轴线是以海子最东端的万宁桥为基点，北有钟楼、中心台、鼓楼，南有厚载红门和丽正门之间的御苑和宫城。主体建筑，有一条贯通南北的轴线，因水面所限，这条线不可能再西移。

《析津志》有一条佚文：“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

这条佚文仅见于《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用，《析津志辑佚》未收。学者讲元大都中轴线多引这段话，使人以为，元大都中轴线是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一棵树为基点向北划线，这是说反了。这里既然提到丽正门，则大城方位已定，无须从南向北、从外向里划线。我理解，此树是蒙古人为元大都立的神树，所谓定向，指神树与丽正门直南直北相对，是城外的一个标志点，城不是因树而定，而是树因城而定。

三、独树祭是蒙古族的传统

中国古代有社祭，社祭有社树。

祭树，不独汉地有，北方民族也有。草原大漠戈壁滩，一眼望出去，看不见几棵树，他们比汉地更重视树。

如《史记•匈奴列传》提到，“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说：“蹛者，〔遶也，言〕遶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遶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这是讲匈奴、鲜卑。

如《辽史•礼志三》提到，“皇帝亲征仪：常以秋冬，应敌制变或无时。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军旅。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这是讲辽。

还有，今陕西神木市以“神木”为名，据说就是得名于三棵“神松”，金立神木寨，元立神木县。

蒙古族有树祭和敖包祭，有树有石。如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巴彦希里嘎查榆树壕仍保存着蒙古族的六十棵榆树祭。

独树，蒙语叫尚锡。《清史稿•礼四》有尚锡神（也叫田苗神）之祭。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仍保存蒙古勒津部商什祭祀仪式。商什的意思是“独棵有神灵的大树”。蒙古人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枝繁叶茂的独棵大树（选榆树、山榆树、枫树或柳树等）为“商什”。商什就是尚锡。

四、三座金河桥

其次，元大都的水系也是我的讨论重点。

我在这本书里讲水系，侧重讲金河（金水、金水河）和玉河（御河）的关系。我的讨论分两段，一段讲城外，一段讲城里。城外，金河傍玉河走，不在它的西边，就在它的南边，问题不大。城内，玉河从和义门北水关进城，金河从和义门南水关进城，两者的关系存在争议。

金河入城后的流向有三说，一种是徐苹芳说，一种是蔡蕃说，一种是邓辉说。

徐说，金河入城，沿前半壁街、柳巷东流，在柳巷东口与西河遭遇，汇入西河南下，流到甘石桥再兜上来，顺萧墙西垣转北垣，从北垣进北海，最迂曲。最近，《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出版，有助理解徐先生的思路。根据钻探记录，柳巷东口以东未见淤土，这是他考虑金河汇入西河的根据，但金河是大内用水专供线。元代水利工程，两河相遇，会跨河跳槽，水从渡槽过，当然探不出来。蔡说、邓说与徐说不同，以跨河跳槽为前提。

蔡说，金河遭遇西河，跨河跳槽，斜穿北帽胡同，横穿新街口南大街，从崇国寺南，曲曲折折往东南方向流，最后经厂桥，到今地安门西大街，从北海后门附近进北海。

邓说，金河遭遇西河，跨河跳槽，不是南下，而是北上，沿新街口东街、羊房胡同，走“大弓背 ”路线，从李广桥，沿柳荫街西岔，经龙头井街，进北海。他提到的这条河是从积水潭分水的“月河”。“月河”出海子再入海子，仍属玉河系统。玉河分东玉河、西玉河。海子水从万宁桥下出，经东步粮桥，绕萧墙东垣走的一条是东玉河，从海子南穿西步粮桥进北海的是西玉河，均与金河无关。邓说提到的河在柳荫街分叉。我理解，西岔才是与金河有关的河道。

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线索是《析津志》佚文提到的三座金河桥。第一座是“万新仓金水河桥”，第二座是“蒲萄园金河桥”，第三座是“海子西金水河桥”。三点一线，作卡定金河的流向。

第一座桥，位置在金河与西河相遇前的一段。这段怎么走，大家没有分歧。学生张南金帮我画的图，只说这个仓可能在附近，其实还应加上“金水河桥”四个字，形式与后面两座桥一致，作“万新仓金水河桥在附近”，这样才能与文字对得上。

第二座桥，位置应在金河与西河相遇跨河跳槽后的一段。蔡蕃指出，“蒲萄园”是明蒲萄诗社经常聚会的崇国寺蒲萄园，甚确。金河从崇国寺经过很重要，它可以证明，徐先生的南下说、邓先生的北上说都值得商榷。我赞成金河从崇国寺过，但跟蔡先生的理解还不太一样。我理解，金河跨河跳槽后是走直线，从前公用胡同横穿新街口南大街，经崇国寺北往东流，只是过了第三座桥才折转南下。

第三座桥，从桥名就可看出，位置在海子西，离海子不远。这座桥应离今通明庵（小新开胡同10号）不远。通明庵，前身是明真武庙。庙内旧存明隆庆元年（1567年）《真武庙重修碑记》。碑文云“庙在织染所内，所在都城西北隅，南瞻玉阙，东跨金河，碧流经门，萦带千顷”，说明织染所在大都西北，南临大内，东跨金河，金河从很多人家的门前流过。我怀疑，此桥很可能就是海子西金水河桥，金水河即柳荫街西岔的河道，与金河城外段相似，也是傍玉河走，不是在玉河南，就是在玉河西。我怀疑，金河进北海的最后一段是走柳荫街西岔和龙头井街，与上面提到“月河”不同。那条河是沿柳荫街东岔走，向东拐，经三座桥，先进海子，再出海子，最后从西步粮桥下进北海。金河不同，它是走柳荫街西岔，从龙头井街南口出，下面对着今静心斋。它进北海的入水口当在西步粮桥的西侧。

总之，我认为，这三座桥，从西到东，大体在一条线上，只是从最后一座桥下才折而南下。

五、元大都北城的再思考

元大都50坊是按“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定数。居仁坊分东西，合起来是49坊，分开来是50坊。

它的城门是按东南西北配春夏秋冬，代表四时十二月和后天八卦的卦气升降，北垣无中门，只有11门，出入城门的大道只有11条。

我考元大都50坊是以《元一统志》记录的49坊和它对这49坊命名之由的解释为“底本”，参校《析津志》40坊和明33坊，而不是相反。《元一统志》年代早，坊名全，比《析津志》更能反映元大都较早的坊巷格局。《析津志》年代晚，40坊是残存，很多坊名与明33坊相同或相似。

元大都49坊是由北18坊和南31坊构成。

南31坊，居仁坊分东西，为32坊，大体对应明33坊。我们利用《析津志》残存的40坊和明33坊，可以大致恢复它们的对应关系和相对位置。我判断，《元一统志》的南部应当只有31或32坊，北部应当只有18坊。

大都北城只有二门，相配干道只有两条。两条道中间后来是明代的大教场，今鼓楼后的鼓楼外大街位于东西平分线以东。我怀疑，大都并无从旧鼓楼大街向北延伸的干道。有，也是断头路。这条“北中轴线”恐怕并不存在。

若此说不误，大都北城可按安贞门街和健德门街分为两排各三区，每区各三坊。

现在想想，我的《元大都五十坊复原示意图》应该做一点修正。

元大都50坊

废一区可再调整：东三坊，应作宜民坊、同乐坊、康衢坊，宜民坊应从西三坊第一格调到东三坊第一格，与同乐坊并列，象征与民同乐，占前两格，康衢坊之得名应与街名有关，疑近安贞门街，应占原来空置的第三格；中三坊，应作丹桂坊、五福坊、邻德坊，丹桂坊在灵椿坊北，五福坊居中，从命名之由看，位置不会错；西三坊，应作智乐坊、和宁坊、寿域坊，智乐坊是取智者乐水之义，其地近水，应移西三坊第一格，代替原来的宜民坊，其他两坊不动。1965年北京桦皮厂北口出土元《万宝寺庙产刻石》提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坊名，永福坊，永福的意思是长寿，疑即寿域坊的别名。

废二区可再调整：东三坊，应作泰亨坊、咸宁坊、大同坊，泰亨坊在东北隅，可肯定；中三坊，应作甘棠坊、平在坊、乾宁坊，平在坊居中，甘棠坊代表北方，乾宁坊应近健德门，没问题；西三坊，豫顺、怀远、清远都在大城西北隅，也可肯定。

六、天安门广场是新旧并存的杰作

现代城市往往新旧并存，有建有毁，不必大惊小怪。西方大国的首都往往如此，如伦敦、巴黎，城墙都拆了。柏林是二战后重建。只有华盛顿是全新。

华盛顿的规划方案出自法国人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之手，东西轴长，南北轴短。西方尚东，类似突厥、蒙古，如卢浮宫就是东西向，华盛顿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也是。

我接触过不少汉学家，他们认为天安门广场是由苏联设计，模仿莫斯科红场，这是偏见作怪，想当然。天安门广场是由中国设计。我去过华盛顿，也去过莫斯科。我觉得，它一点也不像莫斯科红场，反而更像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如华盛顿有林肯纪念堂，北京有毛主席纪念堂，两者的建筑风格很像。他们有华盛顿纪念碑，我们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有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群，我们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有国会大厦，我们有人民大会堂。他们有白宫，我们有中南海。政府部门在周围，也很像。我们是把政府部门沿东西打通的长安街大道一字排开，代替了明清的千步廊。

我推荐大家读一下侯仁之先生的文章，《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试探》（刊载《城市问题》1987年3期）。拙作《太阳不是无影灯》（收入我的杂文集《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也谈过这类问题。

天安门广场是新旧并存的杰作。中轴线北段，从钟鼓楼到天安门是旧，天安门广场是新。两者并存，没什么不好。1949年后，如何保古是难题，很多现在的想法不能代替当时的考虑。梁思成反对拆城墙，但他和林徽因都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工作，他们都是新中国建设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