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曹盾二搭神了，拍出年度最扎心打工人

最会拍“大唐”的导演又回来了！

剧版《长安的荔枝》已开播两天，依然是曹盾+马伯庸+雷佳音的黄金搭档，应该让不少人吃了颗定心丸。

它可能是马伯庸作品最“轻量化”的一次影视改编——

不仅在于全剧鲜活的岭南风情与轻喜剧的叙事基调，也在于它精准地将镜头对准了构成大唐基石的“职场牛马”。

李善德的绝境求生与郑平安的左右逢源，两条并行又交织的“牛马线”，用一场跨越五千里的鲜荔枝速递，撕开了古今职场共通的荒诞与挣扎。

对于现实的犀利关照，也让这部古装剧拥有了直击当下的普适力量。

牛马双生花——李善德与郑平安的职场困局

《长安的荔枝》的犀利之处，在于它借由李善德与郑平安这对“冤种郎舅”，精准地解剖了职场生态的两极困境。

男主角李善德，展现的是牛马的“做事派”困境。

他是一心埋头算账的“老实人”，能力过硬却不懂钻营，房贷压身仍难逃“天降死锅”——沦为无人看好的“荔枝使”。

整个事情的大前提是这样的：圣人想吃鲜荔枝，谁都知道这事办不成，只好一层层地往下推。

推到上林署这个基层机构，实在没得推了，同僚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怎么办？

正好今天有人请假去看房子，太好了，那就他吧！

于是，男主角李善德作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十几年都买不起房子的倒霉蛋，就这样被选中了。

雷佳音在本剧里再闯小人物赛道。不仅渺小，还渺小得很绝望。

一上来面临的就是必死局：运不成荔枝，他就得死。

可是这荔枝，就是运不来的啊！

从打工人的视角，李善德简直百思不得其解：但凡稍有常识，都知道鲜荔枝不可能从岭南运过来。

圣人异想天开，圣人身边的大聪明官员呢？也没人提醒他？

这时，深谙为官之道的好友点醒了他：确实没人敢提醒，也不可能有人提醒。

正因为这些官员都聪明，所以才学会了装傻：劝谏圣人，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而他这个荔枝使之所以被设立，也并没有人指望他真的去运荔枝，他们是在等着他死。等他死了，这个任务就结了。

但凡上过班的人，对这出戏都太有共鸣了。

它解释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职场现象：为什么身为打工人的你，总是能接到一些非常离谱可笑荒唐的指令。难道除了你，就没人发现领导派活有多不靠谱吗？

答案是，其实所有人都发现了。也正是因为他们都发现了，所以这事才轮到你头上了。

在中式职场里，无论领导的需求有多么不合理，都必须设法满足。如果没法满足，那就先口头迎合，再设法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去。

所以有句老话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在我们老中的职场就反过来了，能力越大，责任越轻。

另一方面，为什么背锅的是“你”呢？

这事表面上是看运气，其实是一种必然。

李善德不仅是赶在最不该请假的日子请了假；他还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做实事的人，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

正因为平时闷头做事、不喜钻营，所以同僚关系搞得不好，出了事都想找他背锅。

换言之，就算这天他不请假，最后这个荔枝使多半也是他当。

所以，这个系统的另一荒谬之处就在于，它所建立的整个员工选拔和培育机制都是不合理的。

领导拍脑袋，中层拍马屁，层层向下加码盘剥，留下的是小人，剥削的则是能者。

回归到现在的职场，是不是又很有共鸣了呢？

当一个大公司被裁员的时候，谁会是那个被最先“优化”的人？

多半是那个真的在做事的人。

从这个层面上，剧版《长安的荔枝》之所以好看又好懂，正因为它虽然是古装剧，但其实讲的就是现代职场的事。

短短几集里，从李善德这个小人物的困境出发，所呈现出的这种职场上下、官僚体系的讽刺和荒谬之处，绝对是古今普适，上过班的人都能懂。

而它之所以如此让人共鸣，也因为李善德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哪个牛马在职场没吃过亏、没受过委屈、没踩过坑呢？明明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价值，为什么最后被PUA的总是自己呢？

最终，它指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身在职场，到底该做事还是做戏呢？

李善德是“做事”的人，所以他倒了大霉。

不过，“做戏”的人，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的小舅子郑平安，承担的就是“做戏”这条线。

郑平安是剧版《长安的荔枝》原创的一个人物。

看之前我其实也捏了一把汗，担心原创人物会是画蛇添足。看之后却忍不住拍案叫绝，郑平安这个人简直就是点睛之笔，非常绝妙。

从表面上看，郑平安和李善德这对郎舅，完全是两个反面：

李善德是老实人，郑平安则是滑头。

前者性格耿直内向，后者则八面玲珑、深谙阿谀奉承之道。

作为陪酒侍郎，郑平安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权贵喝酒、为权贵逗乐。

甚至于，他还出身高门，曾是荥阳郑氏的名门子弟。这就让他天然地更懂得如何去迎合和适应那些官场的潜规则。

截然相反的性格使得这对郎舅的互动天然地具有张力：两人一静一动，一直一圆，谁也看不惯谁，但偏偏又被死死地绑在了一起，成为一对命运的共同体。

李善德当然也会觉得，郑平安是他做不成的那种人，郑平安在长安应该混得很开吧？

很可惜，也并没有。

李善德被迫接了荔枝使的同时，郑平安也在汗流浃背地面临着另一个死局：左相派他前往岭南，假扮右相使者，去寻找扳倒右相的敛财罪证。

卷在两位大人物之间，差事办得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办不好，那肯定又是要以死谢罪了。

所以，郑平安这条线之所以好看，正因为他从另一个视角，更深刻地体现了职场的残酷：

某种程度上，他其实也是个“能者”。他会跟人打交道，积极地适应这个职场的规则，更能在其中如鱼得水。

但这些都是虚的，都只是表象。

打工人的野心，在权贵眼里只是个笑话。

郑平安这条线的另一个深意在于，也很直白地点出了“运荔枝”的真相。

在李善德这个老实人的眼里，圣人要鲜荔枝给贵妃庆生，这件事就是荒唐可笑、没逻辑。

但郑平安的视角会让观众明白，这件事其实不可笑，很有逻辑。

因为荔枝本来就只是一个由头，一个引子。

它所牵扯出的，是一盘更大的棋局，是朝堂上左相和右相暗流涌动的斗争，是长安与岭南貌合神离的关系，是皇权、世家与各地刺史之间的盘根错节、互相牵制……

荔枝很重要，它牵一发而动全身。

它珍贵、易腐、难以保存，就像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性命，像当时摇摇欲坠的王朝。

但荔枝也并不重要，它可以是任何奇珍异宝、任何水果。

除了李善德，没有人真的在意它能否被鲜活地运到长安。

而这，便是大唐的时局：官场上下看似和气，其实人人自危、动辄以死谢罪。

看似太平盛世，其实一颗荔枝活不过三日，一对郎舅活不过六月。

轻量化改编——以“群像叙事”为骨，以“轻喜剧”为翼

剧版《长安的荔枝》“轻量化”改编的一大妙笔，在于其自然融入的轻喜剧风格与巧妙拓宽的叙事视角。

一方面，用“职场叙事”打通古今语境，让观众觉得古人的故事也与自己息息相关，加强观众的代入感。

另一方面，无论台词还是演员的表现，都刻意地选择了较为轻喜和夸张的风格，来巧妙地化解了人物的悲剧性和历史的沉重感。

丰富的群像戏，也很好地弥补了原著受限于李善德单一视角的遗憾。

比如看到现在，岭南刺史何有光和掌书记赵辛民这一对“心腹CP”，就贡献了不少笑点。

和长安城里那些文绉绉、假惺惺的高官不同，岭南刺史何有光穿拖鞋、啃甘蔗、还爱斗鸡，活脱脱的一个喜剧人。

掌书记赵辛民则像是他的秘书，每天忙于给上司擦屁股。

两人看似一个抖包袱一个捧哏，一个没头脑一个心眼多，你以为他们是卧龙凤雏吧，实则每到关键时刻，总能跟郑平安打个来回。

看他们几人斗智斗勇，简直像在看古代版职场无间道。

好笑之余，也会觉得这两个人真是越看越深不可测，完全摸不清楚底细。所以，也更好奇后续他们会有怎样的发展了。

我相信和郑平安一样，剧中的许多角色都有着一个“扒洋葱”的过程。他们藏得很深，但随着故事的一步步深化，必定会展现出内心最深沉的一面。

原著小说只有七万余字，不得不有所取舍。而在电视剧里，每一个角色都有了更加完整的故事线，交织组合到一起，使得剧集更丰满更具可看性。

将更多的篇幅给到群戏，放大人物之间的互补和博弈、冲突和合作，也让整个故事都充满了“活人感”。

剧集刻意采用市井化、生活化的轻喜剧手法，并没有削弱人物和表达的内核，反而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更能承受并反思其下的悲剧底色，也更能读懂那些严肃的职场批判与历史洞察。

群像戏极大地提升了剧集的可看性与社会剖面深度，因为每一个人是整个大唐职场的有机组成，每一颗“螺丝钉”的视角、动机、利益和选择，对于整个大唐官僚机器的运作，都有着看似微小实则巨大的影响。

这其中每一个人，对于男主角李善德而言，更是举足轻重。小到当地种荔枝的峒人、果农、做生意的胡商，大到岭南刺史、乃至于远在长安的高官……

所有人都站在了李善德回长安的路上。无论帮助还是阻挠，每个人都对他很重要。他要救活自己、盘活荔枝，就需要看透时局，向人借力，顺势而为。

小人物的盛唐史诗——在碾压中寻找微光

这也是看到现在，剧版《长安的荔枝》最打动我的地方。

它将叙事的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人身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被简化为宏大的“背景板”，没有npc、没有工具人，每个角色都被塑造得活灵活现。

这样的做法是与其主题相结合的——从长安到岭南的微观职场生态，是真正的“小人物史诗”照进现实。

普通人不应该沦为大时代的牺牲品，无论政局还是官场，都是由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组成的。他们并不是工具，他们才是目的本身。

这一次，故事所讲述的不仅是显微镜下的大唐，更是显微镜下的小人物。

李善德的绝地求生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大部分人在职场上都踩过他的坑、走过他的路。

当观众在为“荔枝能不能送到”揪心时，或许我们真正共情的，也是自己能否在命运的碾压中幸存。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人的冒险，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

看似笨拙甚至绝望的反抗，因其底色中的纯粹而显得格外真实，也因其在庞大体制前的渺小与不屈而迸发出惊人的“燃”力——

它点燃的，是我们内心那份不甘被碾压、不甘被舍弃的共同火种。

无论是在开元盛世的锦绣长安，还是在科技发达的现代，“打工人”最底层的渴望始终未变——不过是想凭本事干好一份工，争一份看得见的前途，过一份有尊严的生活。

这份对“安身立命”的执着追求，也是《长安的荔枝》打破古今界限，以朴素情感引起观众共鸣的关键。

李善德绝非孤例。

剧中每一个被时局裹挟的小人物，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挣扎、妥协、算计，甚至那一闪而过的良知或狡黠，都蕴含着对抗命运的雷霆万钧之力。

《长安的荔枝》让这些无名者重新获得了主体性，让千万个“李善德”重新回到镜头前。他们的每一次“不认命”，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