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如何通过铁榜蓝玉案等削弱明朝勋臣权力？

明朝开国时期，一大批将领跟随着朱元璋征战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举行了“开国”大封，分别对这些将领进行了爵位的分封，还给予其世袭的地位及特权，以奖励他们立下的开国功劳，这便是明朝的勋臣。之后，朱元璋又进行了两次大封，逐渐完善了明朝的勋臣制度，勋臣群体便就此延续了下去。

奇怪的是，纵观整个明朝，大多数勋臣们虽然世袭爵位享受朝廷供奉，但其手中却并没有符合其地位的实际权力。

当然，明朝并非所有的勋臣都是地位虚高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

开国时期，各位谋士将领长期跟随朱元璋征伐，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各种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对于处理各种军政事务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立国之后，朝廷的各种事务由这些谋士将领们接手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此时的勋臣还是位高权重的。

然而，朱元璋毕竟生性多疑，再加上国家之大不同于营帐，他不能时时监控各勋臣，将各种军政大权赋予这些人始终不能让自己放心，因此他便制订了一些制约制度。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发布了“铁榜”，明确了勋臣犯罪的惩处办法，希望使勋臣有所忌惮，安分守己。

然而，总有人胆大包天，比如说胡惟庸专恣擅权，甚至还意图谋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事情败露之后，朱元璋大怒，诛杀了胡惟庸，废除了中书省丞相这一官职，并且对于各勋臣的猜忌也更重，开始了对勋臣权力的削弱。

朱元璋把大部分由勋贵任职的原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并暗中把原大都督府的军事管理权移交给兵部。

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多次劝慰勋臣放弃权力颐养天年，并且遣老将还乡。

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规定“禁武臣预民事”，即禁止武臣处理一般的政治事务，而大明的勋臣们都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其中必然绝大多数为武将，这一规定无疑使勋臣的政治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开始对有反意的勋贵大肆诛杀，三年后更是爆发了著名的“蓝玉案”，大量朝廷勋贵被杀或被革爵。

至此，开国勋贵所剩无几，权力也大大不同于往日。

然而，这还并没有结束，洪武以后至明中期，朝廷还逐渐形成了“禁勋臣预九卿事”和“以文统武”的政策。

“禁勋臣预九卿事”这一政策是洪武时期“禁武臣预民事”这一政策的加强，使勋臣基本丧失了处理中央政务的权力，而“以文统武”则使勋臣的权力受到文臣的制约，这些措施将勋臣本就所剩无几的权力进行更进一步的削弱。

为了安抚权力受到削弱的勋臣，朝廷“重勋旧武臣”，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改善其待遇，于是明朝勋臣位高权轻便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然而勋臣们毕竟地位高贵心高气傲，“以文统武”这一措施让他们受到了地位远不如他们的文官的制约，他们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会有加强自身权力的想法和行为。

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本为生长在湖北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的一个藩王——兴王，与朝廷官员相交很有限，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拉拢朝中势力。

然而，在朱厚熜登基时，杨廷和与毛澄厚等一众文臣坚持让其认明孝宗为父以符合正统，这让朱厚熜对文臣的印象很差，于是他便自然更倾向于亲近勋贵。

不久，明世宗便恢复了之前被革的李、常、邓、汤、刘五家勋臣的爵位，同时重用武定侯郭勋和咸宁侯仇鸾，赋予他们军政大权，以使他们压制文臣，制衡朝廷政局，不过明世宗并没有对其他勋臣的权力进行调整。

之后，由于统治已经稳固，再加上郭、仇二人仗着权力欺瞒犯上，明世宗最终将两人制裁并收回了权力。

虽然勋臣的权力最后没有变化，但既然有郭、仇两人的先例，其他勋贵自然也看到了参政的希望，开始蠢蠢欲动，复爵后第二代诚意侯刘世延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嘉靖三十九年（1560）刘世延斥散了南京振武营哗变的士兵，自认为有大功，便开始积极上奏议论朝政，即使因此被停职也不悔改，甚至还因为奏疏没得到回应而愤恨，开始蓄意扰乱政局，胡搅蛮缠，据称清算张居正这一事便是其授意挑起的，但最终他也没有改变勋臣的权力。

到了崇祯末年，国家动荡不安，崇祯皇帝又不信任朝臣，于是便开始重用勋贵。只可惜，明朝开国时一共有三十六家勋贵，但此时只剩三家还在传承，而且这些勋贵们已经被体制束缚长期未能参政，政治能力极差，明廷便因此失去大部分战力，最后北京被攻破，崇祯帝也上吊自杀。

开国大业已成，鸟尽弓藏，勋臣地位被抬高而其权力却丧失殆尽，没有了长期参政的锻炼，最终当动乱再次出现之时，强弓已然腐朽，慌忙中求助于他们的崇祯帝自然只有歪脖子树这一条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