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东 | 吴楚古战场，淠水河畔的回溯与眺望

作者 於建东

农历乙巳正月，我一个吴人，约上友人几双，不惧千里奔袭，直入楚地六安，意想携吴音一曲，会楚风雄劲，找寻吴楚文化的渊源和根脉，追历吴楚文化的身影和脚步。吴楚文化，历经春秋洗礼和战国纵横，因为六安这个特殊的地理存在，不仅在历史长卷里刻下了深厚的故事纹理，也在时光隧道中赋予了千年留香的文明印迹。所有的一切，都要从神秘的群舒古国说起。

一、曾经的那些群舒古国

中唐时期的司马曙，唐代宗大历十才子卢纶的表兄。他在《送永阳崔明府》一诗中这样描述群舒之地，“古国群舒地，前当桐柏关。连绵江上雨，稠叠楚南山。沙馆行帆息，枫洲候吏还。乘篮若有暇，精舍在林间。”虽然整首诗充满了惜送崔明府的别离情韵，但是我们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群舒之地的壮美和柔和。你看，江上连绵的细雨，楚南山上层叠的云烟。沙岸边的驿馆里行船停歇，枫林洲上有侯吏正在回还。这些，无不都是群舒国美貌人文地理的专业写实，一帧帧水墨画卷跃然眼前，全程归于悠美静好。

历史上的群舒，是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江淮地区诸多偃姓方国的统称，涵盖舒、舒蓼、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七国，有学者把当时的六、宗、巢等也归入群舒范围，认为与群舒关联颇多，建立了大群舒的概念。这样一来，就更加丰富了吴楚文化的关联和交集。《左传·成公十七年》记载了公元前574年发生在安徽当涂境内的一场吴楚大战，这场战役起初以楚国失败而告终。“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浮躁的舒庸人看到楚国兵败就急着帮吴国讨伐巢国，这个巢国指的是安徽巢湖流域及周边地区。但最后却落得个自身国破家亡的惨剧。《左传·成公十七年》又这样记载舒庸国，“恃吴而不设备”，有恃无恐，最后“楚公子櫜师袭舒庸，灭之。”舒庸，成为较早被楚国灭亡的一个群舒方国。

如果拉长视角来看群舒国全境，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一直是吴楚两国的边境所在，也是两国的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文献里这样描述，偃姓方国的祖先可以上溯到虞夏时期的皋陶，主要活跃时期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当时，皋陶作为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他的封地广泛分布于淮河以南、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以及皖南沿长江地区，这个区域的核心部分就是后期的群舒方国。从当时的疆域分布图可以看出，群舒地区在当时和吴国、越国紧密相连，处于楚、吴、越的三角中心。因此，自西周至春秋时期，根植于安徽江淮土著文化的群舒方国，不仅承袭了中原与山东文化，又与周边楚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相互融合渗透，构建了既有鲜明特色，又重叠复杂的群舒文化。

作为六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群舒文化是迄今以来六安地区发现的最具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换个角度讲，在群舒文化形成的漫长时光里，吴文化的融入和滋养也成为群舒文化一个重要的文化支点和交流楔口，它成为吴楚文化中一个鲜亮的时间通道和对话桥梁，当然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研学课题。

到了公元前548年，作为群舒方国之一的舒鸠国，在历经了多次的图强奋发和战略突围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宗庙覆灭的悲剧，成为最后一个被楚国灭亡的群舒小国。自此，群舒方国彻底被楚国消灭，楚王霸业宣告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它的东域邻邦吴国，最后一丝西进争霸的气息和希望也就此幻灭。

历史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大致翻阅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舒鸠的灭亡也跟吴国密切相关。这次战役，发生在舒鸠国再一次背叛楚国的时点，背叛后的舒鸠国与吴国军队联合，于是楚国令尹屈建率军讨伐舒鸠国，吴国援救舒鸠国。不幸的是，在这场战役中，楚国大败吴国军队，最终舒鸠国被楚国彻底灭亡。可以说，舒庸因“傲”而灭，舒鸠因“误”而灭。

进一步研究安徽江淮地区的历史战略地位演变痕迹，我们还可以发现，群舒地区曾经是长江中下游铜矿运输的必经之地，因此也正是春秋时期吴楚等国争夺的主要战场。群舒拥有如此优势的区位和资源，却因国小而势微，无力自保，被周边大国肆意蹂躏。到了东周时期，群舒只能周旋于各大国之间，以求生存。最初依附西边的强大邻国楚国，成为楚国的附庸。后来，东边的吴国逐步强大起来，群舒国又先后背弃楚国投靠吴国，最终被楚国灭亡。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吴楚军事力量的较量还是比较悬殊的，楚霸王的名声也不是空穴来风，自我标榜的。从军事较量的角度讲，“楚强吴弱”的实力格局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后期吴越争霸多年，越吴相灭，最终又服膺于楚国。

如今，群舒古国早已湮没在历史烟云里。然而，基于他们的演变轨迹来分析，却都有着联吴伐楚、联吴灭楚的相似经历，虽然其后都被楚国所灭，融入吴楚。但是还是能看出，群舒古国最先的文化依赖和生存依赖多为吴国，面对强楚的霸权和虎视眈眈，群舒方国最初的选择都是指向吴国。用现代国家发展文化论的观点来覆盖研究的话，应该可以看出吴文化在群舒国立国发展中的显赫位置和强大背书，或者也可以体现出“吴楚相连、邻邦同俗”这样一个文化同理性。

二、悠悠淠水河

群舒古国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目前六安市舒城县域的大致范围。舒城县杭埠河，是淠史杭伟大水利工程的一个重要节点。淠史杭工程，可以看作是江淮大地父老乡亲对古老淠水河的一次深刻洗礼和实力上妆。因为淠史杭工程，江淮大地瞬间拥有了万顷良田，而古老的淠水河则再次展示出她魅力的身姿，在六安城中尽显卓越。她从大别山蜿蜒而来，携一河清波祥水日夜奔流，最后在寿县正阳关汇入淮河。

淠河，古名毗水、沘水、白沙河，源于巍巍大别山深处，是大别山的母亲河。大家都知道，长江在安徽境内的流域达416公里，被称为八百里皖江。而和八百里皖江相比，淠河的流域全长竟也达到了253公里，几乎是八百里皖江的一半，霍山县、岳西县、霍邱县、寿县都是她的润泽之地，承载了皖西人民对她的深厚情感。

最早的《诗经》，对淠水河的淠字就有不同的解释。《诗经·小雅·小弁》说：“有漼者渊，萑苇淠淠。”意为河水弯弯，深不见底；芦苇苍苍，一片繁茂。而《诗经·小雅·采菽》里则说：“其旂淠淠，鸾声嘒嘒。”意为旗帜在风中猎猎飞扬，远处传来的鸾铃声和谐悦耳。前面讲的是茂盛，后面指的是飘动。两处佳句，似乎早在先民时期就昭示了淠水河宏大温婉的风韵，同时也昭示了淠史杭工程红旗招展战天斗地的火热场景。

提到淠水河，就不得不提到楚国令尹孙叔敖和他的一手筹划兴建的“芍陂”，一称“期思陂”，古代淮水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但是史学上对“芍陂”和“期思陂”是否为同一处水利工程颇有争议。

《淮南道•光州固始县》引用《太康地志》的说法，说孙叔敖本是期思城人，而这个期思城是在固始县西北七十里。但是到了《淮南道•寿州安丰县》一节，又这样记载，说芍陂，在安丰县东一百步。《舆地志》和崔富的《月令》则证实：“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证明期思陂就是芍陂。而根据历史地理分析，古代的光州和寿州并非一个地方，所以期思陂与芍陂也似乎不在一个地点。不过，从蓄水灌溉的角度看，似乎所有的灌溉水源都汇集到了芍陂。

陂，音杯，原来是蓄水的池塘的意思。《太平御览·地部》说：“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淮南子·人间训》也记载，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期思之水从河南固始县境内开渠引水，最终被蓄留在芍陂之中，到了后期，为了增加芍陂的灌溉水量，又在芍陂的西南端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引淠水入白芍亭东成湖。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记载的“决淠入芍”，就是说的那段改天换地的史诗。同样，《汉书•地理志》记庐江郡灊县（今霍山县东北），“沘水（渒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从而使得芍陂在东汉至唐年间已经灌田万顷，这样，就形成了渠陂结合、“长藤结瓜式”的灌区。这个灌区曾被美誉为“百里不求天灌区”。所以说，古淠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当地百姓赖以种养生息的重要依靠和生命之河。

芍陂建成后，安丰一带每年都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楚国从此更加强大，打败了晋国军队，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三百多年后，也就是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国被秦国打败，考烈王不得不把都城迁到寿春，并把寿春改名为郢。这固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也是由于“芍陂”水利奠定了寿春的重要经济地位。

元代诗人乃贤在他的七律《送蔡枢密仲谦河南开屯田兼呈契工部世南》中有“解剑从今买黄犊，去思应与芍陂邻”的诗句，可想而知，当时的开、屯田也必定是和芍陂这样的水利工程有着一样伟大意义的伟大事业。

当历史的光影照进汉武盛世的时候，淠水河上的舟楫早已经是往来如织。淠河从雄峰白马奔腾而来，绕南岳呼啸东去，在霍山变成绝唱。茶圣陆羽溯流寻茶的时候，还是梦中的唐朝。霍山的仙人冲，七尺茶株，在石上高长，晨露凝香，形成淠源云雾的奇观。“摘得仙芽和露煮，一瓯春色过淮江。”这既是《茶经》的注脚，亦是南岳的意象。

“公瑾坡前荻花白，曾是周郎练兵处。”在历史上，淠水流域多次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尤其在三国时期，该地区的战略位置显著。而位于湖北黄冈，紧依淠水流域的公瑾坡，正是周郎利用黄冈与淠水相邻的地理位置以及共同的流域乡情来训练士兵和储备军需的绝佳选择。建安五年，孙权于淠水之阳濡须水口筑濡须坞，濡须坞成为三国东吴最重要的防御节点。在古代的水运系统和地理战略中，濡须水与淠水通过巢肥通道相连，这些自然和人工的通水方式，共同构成了联系江淮的重要水道。

淠史杭工程功高利远。站在横排头水利枢纽，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工程的进水闸、冲沙闸和溢流土坝。相对于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而言，都江堰可以说是“分水”。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为了治理岷江水患并用于灌溉，在岷江中投分水堤“鱼嘴”，将岷江分成内外二江，继而开岩筑成“宝瓶口”，引内江水入成都平原作自流灌溉。而起于横排头的淠史杭人间天河工程则可以说是“并水”。稍微留意一下淠水河在横排头前后的水道，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并水”基本架构。

事实上，上游的佛子岭水库和磨子潭水库的来水属于老东淠河一路，而响洪甸水库的来水则走的老西淠河一路，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等水库的发电尾水在横排头被拦截形成面积125公顷的丰源湖。接下来就是见证皖西人民的伟大时刻。淠史杭工程的淠水总干渠，从1958年8月19日动工，数十万皖西人民历时十四年之久，从六安市以南的苏家埠出发，沿淠河总干渠蜿蜒20公里直到灌区渠首横排头。而后，通过横水利枢纽5孔进水闸引水经总干渠到达各灌区，成为六安、合肥人的“大水缸”。通过溢流土坝把水引入老淠河，从此，老淠河就一改原先的桀骜不驯，成了温顺的小绵羊。沿岸芦苇淠淠、香蒲点点，水中潜岛隐约、植群沉水，古老的淠水河又焕发出时代的生机和傲娇。

三、何以六安

稍微了解一点春秋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春秋后期发生的一系列有关吴国和楚国的战争，归根结底就是吴楚两国争夺江淮流域控制权的战争。但在春秋时期早期，吴楚两国还是有和平共处的记录的。比如在齐、楚争霸时期，吴、楚两国联盟共同抵御齐国，遏制齐国的强大，《管子》中有吴国人伐榖的记载。这个事情发生在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而《左传》云：“楚灭舒蓼，盟吴、越而还。” 说的是楚庄王为逐鹿中原，称霸诸侯，不断拉拢东方小国，代表性的国家就是吴、越两国。会盟吴、越发生在舒蓼国被灭那一年，公元前622年。这段友好时期差不多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主要还是因为“楚强吴弱”的局面所致。而从公元前585年开始，吴国和晋国之间的邦交日渐丛密，晋国全力帮助吴国完成军事能力的整体提升。自此一扫吴国以往卑微弱小的形象，局势也为之改观，而最终吴灭越、越灭吴、楚灭越，烽火狼烟，一段历史风云变幻。

公元前622年，也就是楚穆王四年，和蓼国同时被楚国大军消灭的，还有六国。此后多年，楚国在北上争霸失利后，战略重心转移向东扩展，先后消灭了群舒各国。直到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最后一个群舒国舒鸠被灭，从此，广泛意义上的六安州，从原来吴楚争霸的战略要地，全境彻底归于荆楚麾下。

六安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六(音lù)，为陆之古语，意为“高平地”、“高之顶”、“大埠”，古时以高为安，故有“六安”之称。上古时，皋陶及部族在这里生息。史称：“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史记·夏本纪》记载：“封皋陶之后于英(今金寨、霍邱境)、六(今六安城北)。”故六安又称“皋城”，是皋陶文化的典型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六安地区先后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和领土变化。六安最初属于楚国，后来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迁都寿春（今寿县城），随后楚国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失败，寿春被秦国占领。楚国被纳入秦国的版图，六安一带实行郡县制，设置了衡山郡和九江郡，其中衡山郡的郡治设在寿春。这个意义上，六安在吴楚文化的版图变化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高深莫测且又举足重轻的地缘政治角色。

不管怎样，发生在江淮地区的楚文化东渐确实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有力诠释，而六安作为江淮地区的战略集萃要地，全视野、无死角地见证了吴楚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在交融中握手的不同历史时刻。我们也看到，春秋时期的淮夷族群，始终在楚、吴、越三国之间迷茫摇摆，而吴楚之间的争锋和碰撞，成为楚国东进历史书卷的重要篇章。在春秋争霸的漩涡中，楚人凭借着自己的坚毅和勇猛，把江淮之地尽收囊中，从而搭建起了通向长江下游的基地和跳板。

时间给予了历史足够的空间和距离。我们也看到，吴楚两国围绕江淮之地展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博弈，说到底是吴楚文化争先进位，相互主导的一个具体呈现。在长达六十余年的鏖战中，吴楚之间频繁爆大规模发战争，楚国日趋式微，而吴国逐渐显出胜势。发生在吴王阖闾时期的柏举之役（公元前506年），成了吴楚交锋对决的转折点，柏举之役改变了春秋时期的战略格局。由此往来，楚风和吴歌在历史的天空交相辉映，谱写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律。

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视角来看，这样的角色在吴楚争霸中的更替，不仅使六安在历史演变进程中不时的变换身份，不停地染上吴楚两国的政治色彩，同时，也使得六安的人文历史变得更加深邃和豁达。另外，吴楚文化通过六安的勾连和融合，相互渗透到了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此还影响到了六安地区人们的秉性品格和处世态度。这一点在群舒古国出土的青铜器上可见一斑。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在见到群舒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兽首鼎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有诗为赞：“莫道春秋舒国小，牛形盆口邈难追。横铉遗制真谁偶，拍案惊看振世奇。”兽首鼎既难追又无偶，是土著文化在皇家文明层面的融合生息，是庄严肃穆走向世俗审美的曼妙变身，更是“小国大文化”的时光见证和人文回响。

当然，这也让我们管窥了六安历史的高光一面，领略了六安历史的辉煌，在这美丽的淠水河畔。

作者简介

於建东，江苏无锡东港人，经济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无锡市锡山区作协理事。作品散见于《科技日报》《青春》《山月》《大连日报》《江南论坛》《无锡日报》等报刊和网络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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