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短篇高手峻青，曾名满文坛

文｜汪兆骞

铁马夜嘶千里月，

雕旗秋倦万重云。

——顾嗣协《题宋宫赞药州北征图》

峻青和孙犁、柳青、梁斌、刘知侠、陈登科等作家一样，都是来自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小说家。他们一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坛的小说创作主力，描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优秀小说，大多出自他们的手笔。写短篇小说较为精彩者，峻青当之无愧。

短篇小说是小说中的轻骑兵，篇幅虽短，文字有限，但好的短篇往往能熔铸极为厚重的生活内涵，能在一些生活场景中塑造出堪称典型性格的人物，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之法，写出人物的一生命运。孙犁的《山地回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愿坚的《党费》都是脍炙人口、名噪一时的精品。

长期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工作，结合家乡胶东半岛革命根据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峻青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就的《黎明的河边》，就属于其中的精品。小说通过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当代历史脉搏与时代精神，激荡着一股激动人心的力量。

笔者的书房，悬有一幅彩色水墨画——《奇石牡丹》。观之，让人想起宋代张孝祥《浣溪沙》中的那句：“妙手何人为写真，只难传处是精神。”够不上珍品，但有典雅活气。此画，乃作家峻青所赠，画上题曰：“兆骞贤侄雅赏，峻青癸亥年夏。”

癸亥年即1983年夏，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一次到承德的避暑消夏活动，正巧收到作家峻青来信，说他在避暑山庄度假，笔者便与同事乘社里的大轿车到了承德。

峻青住处，离我社人员下榻的宾馆不远。笔者常常在夕阳快沉落之时，一个人跑到他那里。我们约好一起在他住的酒店庭院里，吹着习习凉风吃晚饭。他和夫人陪着笔者。几盘精致的时令小菜，一碟黄酱，几棵洗净的大葱，还有几张山东煎饼，是峻青特意让夫人准备的。解放后，峻青调到上海多年，本邦菜虽精致，但他不改山东人吃煎饼裹大葱的习惯。他笑笑，用手指着酱、葱、煎饼，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这里有太多的乡愁哟！”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听过这句话。当时，笔者到上海见陈伯吹，住在《儿童时代》出版社。那时，在《儿童时代》当编辑的王安忆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峻青得知，就把笔者接到他家。也是吃晚饭时，他夫人做了一桌鸡、鸭、鱼、肉，十分丰盛，但在峻青面前，夫人偏偏摆了一盘煎饼、一碟黄酱、几棵大葱。峻青见笔者不解，笑着用浓重山东口音说：“没办法，这里有太多的乡愁哟！”

峻青喜欢笔者，可能是因为1979年，他的增订本《黎明的河边》在笔者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次，峻青到社长严文井的东总布胡同宅第去拜访。笔者正好在场。笔者十几岁就认识严文井先生。两家住得很近，那时笔者正在做文学梦，便经常到他家请教文学问题。笔者见到峻青，很高兴，告诉他从上大学时就喜欢这部作品。说着说着，笔者背诵了他于195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秋色赋》里的篇什。他推了推硕大的眼镜，含笑点头。

谈到战争小说时，笔者说，中国文学对战争的叙述，大多强调民族、国家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像丘东平《沉郁的梅冷城》那样对战争的叙述维度——特别勇敢看到战争本身的酷烈和野蛮的，并不多见。《黎明的河边》，对战争的“蛮”性的分寸感，掌握得特别好，小说不是在表现战争本身，刻意表现杀戮，而是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来传达战斗的惊心动魄，来表现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来歌颂革命英雄主义。

笔者在严文井先生面前，总是口无遮拦。他瞪着笔者道：“年轻人，请从战士、战斗和战争中的人这个真实而坚固的铁三角的视角进入战争，进入关于革命战争的阐述，好不好？”

从峻青眼镜后面那双发亮的眼睛来看，他对笔者的信口雌黄有兴趣。

1984年，作家庞瑞垠交给笔者他写的《东平之死》。笔者编发在当年第五期《当代》上，不久，《小说选刊》转载，在文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并引起了一场对丘东平其人其文的争论。他对现代战争与人性关系独到的认知和表现，受到尊重。后来，笔者与峻青谈到丘东平。峻青读过丘东平的作品。他说，丘东平对现代战争的体味，在于他对战争中的人性的揭示，从人性与文明的高度审视战争，有独到思考。

笔者与峻青相交，属于“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曹植《怨歌行》）那种友谊，来往不多，却“千里幸相思”。笔者退休后这二十年，从烦杂公务解脱出来，钻进书房，伏案写书，几乎与外界相隔。2019年8月，忽闻峻青驾鹤西去，竟未送上一程。作为海关《金钥匙》杂志顾问，笔者正与编辑部一行到国门绥芬河海关开会，只能“故人入我想，明我长相忆”了。

峻青，山东海阳人，原名孙俊卿，1922年出生在偏僻山村的贫农家庭，只上过几年私塾。十三岁时，他的母亲和妹妹相继病饿而死，他只能到邻村一家花边厂当童工。他在工厂干重活，还要和厂主家的长工到田里干农活，和牛倌一起放牛，和厨师下厨做饭，甚至推磨、压碾，累得死去活来。三九寒冬天，他要在鸡叫前砸开河冰，在冰水中洗衣服。他常用脚踏车驮着一二百斤的货，翻山越岭，往城镇送……

与长工、伙计、牛倌生活在一起，又经常到城镇送货，让峻青熟悉和了解社会阶层各种人物的同时，又接触和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他学会了各种各样生动形象而富有表现力的民间语汇，知晓了各阶层的生活、习性、风土人情及历史掌故。这一时期，他读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书。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民风彪悍，父老乡亲有着反抗阶级压迫、反抗外邦侵略的斗争精神和传统，因此，他自幼就崇拜英雄，仰慕豪杰。

胶东半岛又是老革命根据地，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就十分活跃。席卷了大半个胶东的“一一·四”大暴动，就发生在他家乡，强烈地叩击着他童年的心。暴动被镇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但斗争的火焰没有熄灭。在那些恐怖的黑暗日子里，乡亲们传颂着党继续斗争的好消息。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革命队伍中，他受到党的培养，接受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他有机会阅读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

1941年，十九岁的他写了第一个作品——《风雪之夜》。这是一部描写争取伪军反正的剧本，在农村剧团上演，配合瓦解敌人的工作。接着，他又创作了《黎明之战》《减租后》《马石山上》《张修的转变》《小侦察员》等短篇小说，同时写下大量的诗歌、鼓词、山东快书、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等。其间，他甚至学会了绘画。

他在《我的自传》里说：

因为当时是在战争环境中，一切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所以什么形式都搞，只要斗争需要，群众喜闻乐见。但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也从来没想到将来有一天会专门干这一行。那时我只是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而我上述的写作，都是为了宣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是战斗员，人人都是宣传员，尤其是我们那些做基层工作的。

如他所说，峻青在整个战争年代，他一直做基层实际工作，一直战斗在最尖锐、最激烈的前线，深入敌后和边沿区工作。他还干过民运工作，搞过减租减息、反奸反霸和土地改革，又干过武工队，搞过边沿区和敌后的武装斗争，也曾像陈登科那样干过报社和新华社前线的随军记者，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

总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峻青是以一个战斗者，而不是以一个作家一直战斗在火热的斗争中。当然，亲历战争烽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壮阔的战争背景和丰富的素材。

1944年至1948年，峻青任胶东《大众报》记者、《中原日报》编辑组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战斗生活的材料。1945年春，在海阳南部盆子山区最后的反扫荡、反“清剿”的激烈斗争中，他一边端枪战斗，一边开始长篇小说《海阳前线》的写作。到1946年夏，峻青已经完成了将近二十万字。可惜，这年9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队进攻到淮河西岸。那天晚上，他在河东岸的李家埠村遭到武装匪特的包围袭击，突围脱险后，发现《海阳前线》二十万字手稿被抢走了，从此石沉大海，再无消息。二十四岁的峻青，流下了眼泪。

1948年春，峻青离开胶东，随大军南下，转战中原。翌年春，他到了武汉，在湘桂交界参加剿匪和土改工作，后来进了中南局的新闻机关搞行政工作。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的他，开始大量阅读和钻研中外名著及文学理论，同时创作小说。

1949年后，峻青历任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文学报》负责人。1952年冬，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下乡下厂，深入生活，受邀的峻青与二十几位作家到北京学习了一个月，制订了反映胶东军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战斗的乡村》（后改名《决战》）的写作计划。为完成这一计划，峻青调到华东文联，次年1月即去熟悉的胶东深入生活。1954年，峻青到了上海，有一年时间进行写作。

1955年，峻青出版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其中收录了他自1942年以来创作的小说，有较大影响力。

1956年到1959年，峻青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报告》（1956）、《海燕》（1961）、散文集《欧行书简》（1956）、《秋色赋》（1959），以及自选集《胶东纪事》（1959）。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峻青出版了长篇小说《海啸》（1981）、短篇小说集《怒涛》（1978）、散文集《沧海赋》（1985）、《履痕集》（1986）等。

峻青的文学成就是短篇小说，他据此于20世纪50年代名满文坛。《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是他的成名作。

《黎明的河边》以胶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为背景。峻青在《〈黎明的河边〉的创作谈——答青年读者的公开信》中说：

讴歌英雄的人民和他们的子弟兵对革命的伟大贡献，缅怀革命先烈，为他们树碑立传，乃是《黎明的河边》宏大的英雄乐章。

小说的叙述者“我”，就是小说的主角武工队长姚光中。他是昌潍平原敌后斗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幸存者。他在讲述交通员小陈一家，为了护送他渡过被敌人严密封锁的潍河而壮烈牺牲的情景时，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英雄，强调真正的英雄是舍命保他渡河的小陈及其家人。他悲痛地说：“如果没有小陈一家人，我即使不被敌人打死，也早被河水淹死了，哪里还有今天？”姚光中无疑是个革命者，他的行动也无疑证明他是英雄。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幸存下来的人，对革命先烈、对革命战友的喋血牺牲，都怀有刻骨铭心的怀念感激和崇敬之情。《黎明的河边》就是通过姚光中的叙述，把这种感情诉诸笔端，以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和鲜明的艺术形象表达出来。

除了《黎明的河边》，峻青还写了不少反映革命战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的作品，如《交通站的故事》《党员登记表》《最后的报告》等。这些小说故事人物不尽相同，但都洋溢着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纵观峻青的小说，会发现他在艺术上有独特的个性风格，即他最擅长把人物置于剧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描摹刻画，同时又总是运用象征、烘托等多种艺术手法，描写彼时的环境和渲染彼时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慷慨悲歌的境界。

以《老水牛爷爷》这篇小说为例。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韦璞，人称“水牛爷爷”的农民形象。小说写战争年代，他被敌人抓捕时，猛然跳入河中，挣断绳索，掐死叛徒的英勇，又写他在抗洪斗争中用身躯堵住缺口，不幸牺牲的壮举。小说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实相映，表现“老水牛”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峻青在小说中一再写那棵斑痕累累的老梨树和迷人的月色，以及“老水牛”的爱犬“黄狮”，看似闲笔，但这是刻画“老水牛”丰富形象不可缺少的部分，构成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和谐统一的关系。

当然，峻青小说的缺点也较明显，有时缺乏艺术节制力，铺张有余，而含蓄不足。到了晚年，峻青小说的生活面有了拓展，思想也趋于深邃，艺术上保持了一贯的慷慨悲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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