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三治之三：老伙夫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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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自网络。在网上想找一个木制大瓮子照片，找不到。

我们大队三治队伍20人左右，配了一个烧火做饭的人，我们叫他刘师傅。

刘师傅块头好大，听说他是1961年国家精减时减回农村的，当然算是见多识广。选中他当伙夫，估计也是看中他当年在武汉从事的工作。他在武汉具体做什么，没有打听过。

在周家石桥，每到傍晚，他便拿一张帆布躺椅，到村子前面的稻场上躺下，身边围过来几个民工，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

他当学徒时大概听过评书，所以他讲故事有点评书味道，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哪块留个扣子哪儿加重语气，都做得极具艺术特点。比如他讲一位弟兄与老板娘之间的关系，就绘声绘色颇具传奇色彩：

一个夏天，老板娘躺在躺椅上睡午觉，年轻学徒见老板娘胸部曲线起伏，一条短裤似可见裆里部分内容，于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用剪刀悄悄剪开裤裆，撇腿就上了老板娘身子。刚用力，小伙子一阵尖叫，两个人底下血流如注，原来老板娘短裤是真丝面料，小伙子剪裤子时，有一根丝线未曾剪断，刚好嵌入尿道口，一用力，就把那小家伙一劈成为两半。老刘的语气是：“啊！㓾（chí）了！”很标准的翘舌音。

我们那地方没有翘舌音，他的这个翘舌音，一定来自他在武汉生活的那个时段。真的没有装腔作势，发音那么自然，我估计他的老板，应该是北方人，或者，是随州广水那里的人，因为那里有翘舌音。

我们队伍转战何头余村，村子不大，也是挨着河流。在村子南面稻场边，找当地生产队借了一间放脱粒工具的旧房子，老刘住在旧房子里。再在外面搭一个茅棚，茅棚下搭起锅台，架起瓮子蒸饭。老刘的工作，已经很简单了，比起我们在工地日晒雨淋，舒服多了。

我们每天上工之前，都要把下一餐的饭钵上好。早晨的饭，则是头天夜里上钵。老刘把一二十个土钵子码进瓮子，盖上瓮盖，坐到灶膛下，大把添火，一个多小时，饭就熟了，等着我们放工取钵子吃饭。

老刘出事，怪我们村春和叔。

春和叔在农村长期以来的“一平二调”中，转战过多地，他靠一手打炮眼的绝活，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他打炮眼用的大锤，是竹片做的把，可以熟练地握在竹把尾部，甩起360度大满花，我掌炮钎时，心惊胆战。他修过机场，参加过枝柳铁路建设，知道累了该怎么休息。

这天他放下大锤，从河边石头塘子里起身，到村子里的茅厕里大解，屙完之后还要到村南稻场那里视察一下，不然不算休息好了。

他悠闲地上坡，看到了茅棚下老刘的背影，越看越不正常。只见老刘从每一个饭钵里抓起一小撮米，放进自己的饭钵里。春和叔大喝一声，“你这做的是人事吗？难怪老子每餐吃不饱的！”

老刘被春和叔的吼声吓得一惊，回身尴尬地笑，从荷包里拿出烟来，递给春和叔一根。

春和叔胀红着脸，没有接烟，忿然离去。

这事一下子传遍了所有人。当天晚上就开了批斗会。

批斗会在“大队部”举行，油灯昏暗，大家各自找了凳子坐下，会议开始，挑明是批斗会，批斗对象是伙夫老刘，一时群情激愤，大家认定他的这种行为相当于杀人！大家每天重体力劳动，本来就吃不饱，你还在我们的饭钵里抓米，这不是喝血？

批斗会上我也发言了，我也很生气，说得也很尖刻。具体说了什么，不记得了。

第二天就把老刘换到工地去了，和我们一起挑石头，烧饭的人，则换上了冬珍姐。

出了这事，老刘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他回家，换来了他的儿子“拉瓜”，这是小名，瓜字读轻声，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乡下人为了孩子好养，经常给他们起个很难听的小名，“拉瓜”就是很邋遢的意思，这孩子长得全不像他的父亲，个子也小，人也很怂，父亲犯下的那事，全由这个孩子承担，老实说，这孩子在我们队伍里，很受歧视。

老刘回去没有多长时间，一病不起，死了。是否与他偷米被批斗有关系，没人说得清楚。

拉瓜某晚做梦，梦见父亲活过来了，一个劲敲棺材板。这儿子从三治工地赶回家，挖开了老刘的坟，看到父亲的尸体长了绿毛，没有敲棺材板的可能，又重新埋上了。

现在想来还很可怜老刘：我们20来人，每人一小撮米，最多2钱，就可以凑足老刘每餐所需的4两米，他除了挑几担水，不是整天出大力，应该是可以吃饱的，要是春和叔叔见到了不张扬，老刘还会好好活下去。

可是，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偷米这事，见到了能不张扬出去吗？

人不是穷得厉害，哪里会在我们可怜的饭钵里偷那点米？

最后说说拉瓜。几十年后，拉瓜学到了打水井的手艺，有一次做乡活，把脚摔断了，胫骨刺穿皮肉，露在外面，可谓森森白骨。到医院里治疗，至少得几万块钱，拉瓜出不起，回到家里，找到了一把钢锯，在锯条上倒上白酒，算是消毒，然后活生生锯断了外露的白骨。

没过多长时间，拉瓜因感染死去。

父子两条人命，都是因为一个“穷”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