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丨照邑朴学文脉长

文丨杜庆森

讲日照历史文化，一定会提到“照邑朴学”。这个由朴学大师许瀚开创并独树一帜、兴起于日照、影响全国的学术流派，催生和推动了民国国学复兴，其学术价值和对后学者的影响，至今仍有人在挖掘研究。怀着对先贤先学的敬仰之心，本文给大家介绍“照邑朴学”的开创者和众多传人，以及学术影响。

一

先说一下“照邑朴学”名称的由来。据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祖籍涛雒的丁原基考证，最初“照邑朴学”四字是王献唐在《亡友丁伯弢别传》所称,文云:“照邑朴学,导源印林许氏。”（此文写于民国二十九年旧除夕日,次年6月28日又校对一次赠送伯弢先生次子履延）。“印林”是许瀚的字。这是首次有了“照邑朴学”这一称呼。但丁原基教授系统论证了“照邑朴学”的学术特色，以及许瀚、丁艮善、丁以此、丁惟汾、王献唐等学者的学术传承脉络，真正在学界倡树起“照邑朴学”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帜。

那么，什么是朴学呢？朴学是中国清代（尤其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核心的学术流派，因其学风质朴、注重实证而得名，又称“乾嘉学派”或“考据学”。它上承汉学传统，下启近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朴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经学考据、小学（语言文字学）、史学与文献整理、金石学与考古，其核心特点是考据实证，反对空谈，主张通过校勘、辨伪、训诂、音韵等方法，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考证，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朴学推崇汉代经学家对经典的注疏（如郑玄、许慎），故称“汉学”，与宋明“宋学”相对。但朴学并非完全复古，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涵盖经学、史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学、地理学等领域。

顾炎武被尊为明末清初朴学开山宗师，主张“经世致用”，以《日知录》为代表作，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经学，反对空谈义理。他与另两位代表人物黄宗羲、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而“照邑朴学”，据曹汉华先生所著《增广“照邑”即日照县，春秋时封卿大夫土地曰“采邑”，秦时推行郡县制，改“邑”为县。

日照虽处海隅却文脉深远。金代状元张行简、明代状元焦竑都是大学问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清代以来，以许瀚为主要成员的朴学群体于山左之地、海曲故城崛起，学习传承前人，尤其是焦竑的治学与著述，其学术精神如泰山磐石，扎根齐鲁大地，辐射中原文化圈，终成“山左朴学”之重镇。

二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照邑朴学”的创始人，一代朴学大师许瀚。这位200年前从日照大地走出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学者，博综经史、精于音韵训诂、笃嗜金石，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尤以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用力最勤，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说文解字义证》，时间绵延近三十载，默默无闻地把大量时间、精力奉献给该书，终使这部巨著面世。

许瀚，生于1797年（清嘉庆二年），卒于1867年（同治六年），字印林，号攀古小庐主人，日照大河坞村人。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许致和以教书为业，读书十分勤苦，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著有《说诗循序》《大学中庸总义》等。许瀚早年随课馆（教私塾）于外的父亲生活，受过严格的庭训，18岁便考中秀才。当时，考据学独霸学术界，出现了“东汉学（指考据学）灿灿如日中天”的盛况。受其影响，许瀚自幼便“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专研古文字及声韵之学，到20多岁便学有根基。

许瀚29岁时，山东学政何凌汉对他十分赏识，特意选拔他当了拔贡。拔贡是科举制度贡生的一种，它是从各地州府县学的生员中选拔兴业优异者，直接送入国子监深造。于是，许瀚进京入国子监就读。其后，他一边在何凌汉家教私塾，同何绍基（何凌汉之子）、王筠、龚自珍等著名学者切磋学问，一边刻苦攻读，希望“得一官以资禄养”。1827年（清道光七年），清政府任命王引之为武英殿总裁，负责重修《康熙字典》，许瀚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任校录，他们一起对原书进行了详细校勘，共找出错误2500多条。王引之父子对许瀚的影响最大。

1831年，《康熙字典》修成，许瀚因工作勤奋被授予州同（副知州）的官衔。但这种职衔是很难取得实缺的，为生计所迫，他接受了恩师浙江学政何凌汉的邀请，到杭州学署帮助校勘书籍及批阅试卷，开始了幕僚生涯。他先后随陈用光、吴文镕、潘锡恩等学政在各地校文，足迹遍及江苏、山东、河北等省。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能够有机会观览大量的图书文物，许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勤奋治学，到40岁左右时便独树一帜。

许瀚在仕途上十分不顺，直到1835年，清政府因皇太后寿庆举行恩科乡试，他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举人，这时他已39岁了。在清代，举人是不能直接进入仕途的。所以其后，他又在北京做了一个时期的幕僚。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许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动荡的时局非常关心，但并没有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仍然从事古籍校订及小学、金石方面的研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接受了济宁知州徐宗幹邀请，当了渔山书院的山长，并主持纂修《济宁直隶州志》。

许瀚考中举人后，多次参加会试都没考中，直到1844年仍不忘科举之事，又风尘仆仆地从日照赶到北京，第四次参加会试，希望能考中进士，但最终再一次落第。恰巧本年朝廷从举人中选拔官吏，许瀚被选为二等，可以做教谕之类的小官，但没有具体职务。不得已，他只好离京南返，来到家乡沂州府，受聘为琅琊书院山长。在沂州期间，他广泛搜求金石碑刻，为保护文物作出了很大贡献。后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准备刊刻章学诚等纂修的《史籍考》，特地把许瀚从沂州邀往清江浦（今江苏省靖江市），负考订校勘。

许瀚到清江浦后，遍览群书，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了《拟吏籍考校例》，对章学诚等原稿繁冗、重复、漏略、舛误的地方进行订正，把这部目录学名著基本校勘完毕。恰在这时，潘锡恩生病回籍，收回《史籍考》不刊刻了。这样，许瀚无处谋生，只得以教私塾为业，处境相当困难，其父年老多病，自己亦重病缠身，右手一年多不能写字，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抱病校勘并刊刻了清代乾嘉时期集学者、书法家、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巨大的意义。但当此书刊成之时，许瀚已负债千余金。桂馥（1736—1805），字未谷，号雩门，山东曲阜人，他以考据学为根基，在文字学、金石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与段玉裁并称“桂段”。

1852年（清咸丰二年），许瀚当上滕县训导，时间不长便因病辞职归里，但留下了“博学善教”之名。后来，他的老友吴式芬出任浙江学政，邀请他到杭州帮助批阅试卷。许瀚当时已经近60岁了，他借了川资，远涉千里前往，其生活困苦，可见一斑。晚年许瀚回到家乡，受聘主讲日照奎峰书院。

奎峰书院是清代山东日照地区重要的教育机构，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日照知县周瑞图倡议，县绅捐资在县城十字街南侧改建而成。书院选址于县衙西南隅（今海曲中路老邮局附近），其名取“一县文峰”奎山之意。初期规模包括大门一楹、讲堂五间、西厅三间，后经多次扩建，光绪年间又陆续扩建考棚、过厅等设施，成为兼具教学与科考功能的综合性场所。1903年，书院改制为“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堂”，1924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日照县立初级中学，1945年滨中中学短暂迁入。

奎峰书院虽以科举教育为主，兼重训诂、音韵等小学（语言文字学）内容，与乾嘉朴学“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理念一致，与清代朴学（考据学）有着深层联系。书院聘请举人、进士授课，其中最著名的是朴学大家许瀚。1860年（咸丰十年），许瀚以病弱之躯在此主讲一年，每月坚持四次阅卷。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地方文化枢纽。光绪年间，后来担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的丁麟年捐银3000贯资助书院，推动日照学者整理地方文献，为“照邑朴学”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

奎峰书院虽非朴学核心发源地，却通过许瀚等学者的讲学活动，成为照邑朴学的传播纽带。其从科举书院到现代学校的转型，既见证了清代学术向近代教育的过渡，也彰显了日照地区重视文教的传统。正如王献唐所言，奎峰书院的历史，是“照邑朴学”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缩影。尽管原建筑多已不存，但其作为日照一中、东港一小的前身，至今仍是日照文脉延续的象征。

许瀚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但在讲学、著述和校勘书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绩，是当时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山左许瀚之学”的称誉，龚自珍《已亥杂诗》中有《别许印林孝廉瀚》：“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上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对许瀚可谓是推崇备至。而写这首诗的时候，许瀚才42岁，还没达到学问的最高峰。作为来自南方学派的龚自珍，多少还有点自高。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改良主义先驱。他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脍炙人口，无人不晓。

许瀚也是清代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在我国古代，语文学被称为小学。它经过曲折发展，到清代达到顶峰。在治学方法上，他师承高邮王氏父子，以训诂声韵求义理，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其通假。清代，号称小学家的有几百人，但能同时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学问的并不多，许瀚却对这三者都有较深的造诣。

许瀚也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清史稿》称其“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把他同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学家相比，足见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

许瀚又是道光、咸丰年间享有盛誉的金石学家。许多学者认为他的金石学研究在当时属于第一流，尤其是对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学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许瀚这一生喜欢购求金石文物，手中稍微有点余钱都用于金石拓本收藏。其《攀古小庐文钞》考释金文178篇，辨析器物真伪、铭文义例，被誉为“清代金文研究的巅峰之作”。

许瀚还是一位方志学家。《中国方志大辞典·方志人物》收有许瀚的小传。他对方志学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编修了《济宁直隶州志》，该志结构完整，叙事明晰，历来颇好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称其为清代名志。

许瀚更是一位书法家。《续滕县志》称其“尤善书法”，光绪《日照县志》也说他“工书翰，士林珍之”。道光年间，许瀚因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但“索字者日塞其门”。许瀚书法亦承颜体精髓，磴山摩崖石刻“羡君堪作王家瑞”笔力雄浑，丁艮善勒石镌刻，成为日照文化地标。

日照蹬山许瀚诗碑

三

许瀚除了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最重要还是他以己之学，荫庇后学，提携晚辈，使朴学能在日照传承。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以丁楙五、丁艮善、丁以此三人最著，号称“许门三弟子”。文化学者丁博原先生所著《日照丁氏家族志》（族事略 人物志）中有此记载：“咸丰同治间，照邑朴学盛行。族人丁艮善、丁楙五、丁以此先后师从朴学大家许瀚，各尽所长，皆有专著，时人称曰“许门三弟子。”丁艮善精于小学，校勘颇多，被誉为“山左宿学”，其学问由其子孙承袭，延至民初丁楙五续修家谱，广辑文献，誉录遗稿，刊刻旧编，为家族文献的留存与传播居功至伟，惜英年早逝，未竟其志，未展其才；丁以此少以家贫，无力举业，然独精音韵，著《毛诗正韵》，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推崇。民国以后，丁惟汾著述颇丰，且得以完整保留，所撰《诂雅堂丛著》六种，其中《方言音释》《俚语证古》《毛诗韵聿》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其他三种也已在台湾发行。其主编之《山东革命党史稿》现有文稿存世。”

日照丁氏尚文重教，四百年来文化繁荣，积学深厚，乃科宦世家，是日照几大名门望族之首。许瀚三位弟子都出自丁家，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后来人。丁楙五、丁艮善都是清康熙年间进士丁旹的后人。丁旹修县志、创家谱，开一代诗风，成为日照文化的奠基人，也是日照丁氏家族的“文献之祖”。丁家自此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演变为日照丁氏“老四支长房三支”，其后代51年间，实现了“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

许门三弟子秉承许瀚“无征不信”的学风，将照邑朴学推向系统化、专业化。丁楙五早年师从丁艮善的大哥丁秉善，他父亲又和许瀚是至交。“传小学者，有丁楙五伯才，著《说文韵律》。继即竹筠先生（即丁以此），著《毛诗正韵》。后则鼎丞先生（即丁惟汾），学寖光大”（出自《增广得很明白。丁楙五专治小学，尤精音韵。平生最大的功绩是集文献、修家谱，可惜英年早逝，未展其才。

丁艮善则以经学见长。他协助许瀚校勘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对青铜器铭文的训诂多有创见。其《毛诗传疏考证》以音韵通经义，纠正陈奂《毛诗传疏》疏漏，被王闿运誉为“东州绝学”。丁艮善将朴学方法用于方志编纂，参与《日照县志》修订。他擅长书法，工篆、隶、楷书，且自成一家。现河南许昌、济南千佛山还留有他的墨迹。

丁以此，字竹筠，专攻音韵学。他是许瀚晚年所收弟子，继承许瀚“因声求义”之法，著《毛诗正韵》重构《诗经》古韵系统，章太炎称其“古韵分部独得许君真传”。作为丁惟汾之父，他将朴学融入家庭教育，使丁氏家族成为近代学术与政治的双栖望族。

丁惟汾，字鼎丞，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治学承其父，其在日本留学，与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往来密切，“照邑朴学”又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成就斐然。近人王献唐、屈万里、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互为师友，各有专精，溯其治学，与“许瀚之学”有相传承。王献唐（前篇已有介绍），许瀚再传弟子。其父王廷霖是名中医，更喜金石文字之学，师承许瀚，家藏金石拓本数千件，自幼耳濡目染。王献唐开创“考古与文献互证”之法，在城子崖遗址发掘中，结合《水经注》等典籍考证龙山文化，倾一生之力著《炎黄氏族文化考》，提出“东夷文化中心论”，震动学界。

四

傅斯年也是出自齐鲁大地的一名大师，他的信中对许瀚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皆为研究所得之……此君地位，与孙仲容伯仲之间，乃最早之金文大师，而其著作不传，可恨！”

学界对许瀚的研究也一直在接力。清末民初，梁启超、丁惟汾、章炳麟、刘师培、黄侃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许瀚进行过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傅斯年和赵录绰等人就开始搜集整理其遗著，并编辑有《许印林遗书》二十余册；二十八十年代，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行云先生编成《许瀚年谱》，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攀古小庐全集》（上）；原山东图书馆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许瀚日记》。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宋开玉教授，上海博物馆柳向春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周洪才教授、聊城师范大学刘昆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教授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山东文献集成》第一、二、三辑还集中影印了大量许瀚手稿和抄稿，使许多过去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

除大陆部分学者外，在台湾的日照籍学者丁原基出版了《许瀚之文献学研究》一书，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编著了《许瀚之金文学研究》。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相映生辉。这些著作对许瀚的学术成果给予大力播扬。

还有两位日照地方文史学者，不得不提。一位是东港区涛雒镇的文化学者丁博原，另一位是岚山的文史专家曹汉华。我与丁博原老师相识于2023年，市委党史研究院与日照电视台共同举办《史话日照》文化访谈节目“方志日照”，我和博原同为访谈嘉宾，相互交流甚多，很受教益。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近日，因为写人文日照文章，多次征求党史研究院尹德满院长意见。中间还几次前往家住涛雒镇的丁博原老师家中请教。特别是计划写“照邑朴学”这个题目时，因为没有专门作过研究，感觉不太敢写，但博原认为应该写，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是一件大好事。为此，他还专门赠送我《丁氏家族志》。拜读了由丁博原主编的《日照丁氏家族志》，深感震撼。国有史，邑有志，家有谱。而博原老师在家谱的基础上，依志之例，历经十几年修成此书，是当之无愧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

我与汉华弟相识逾30年，对汉华弟研究许瀚一事早闻大名。他用了20年时间致力于许瀚著述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增广近日，我专门去山东万方集团，与他进行了交谈。同时还见到了岚山区政协原副主席孙树诺，区政协文史委党总支书记郑培晋，万方集团的副总王汉军，他们都是文史方面的专家。交谈中得知在区政协的指导下，在万方集团的支持下，专门成立了岚山区文史研究会，致力于岚山文史研究。研究会成立以来，团体非常活跃，学会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大师之风、后人推崇，令人欣慰、值得肯定。

五

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还是一个家族的文化，都需要一批有学识、有奉献、有情怀、有担当的人去挖掘、去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保护与传承，民族文脉才能得以源远流长。

日照朴学的崛起，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许瀚及其弟子们既秉承齐鲁“尊经重道”的传统，又因濒海而具开放视野，不完全拘泥于古人，既尊重传统，又敢于修正谬误。他们校勘典籍必求善本，考释铭文必亲拓原器，这种“脚踏实地”的学风，与江南考据学派形成鲜明对照。丁惟汾将朴学精神注入革命实践，王献唐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丁原基用现代方法激活传统，皆体现了日照朴学“经世致用”的终极追求。

照邑朴学已经是一个跨越时代、跨越地域，甚至跨越朴学本义的一个大课题。王献唐先生首先对其命名，袁行云先生首先系统整理许瀚著述，丁原基先生则在学界首倡旗帜，可惜三位先生都是天不假年，各自学术道路都是半途而废，这也是照邑朴学历时近一个世纪却始终未在学术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照邑朴学的学术范畴，从名义上是朴学研究的一个派别，实际上已经是乾嘉学派到同光之后的南北位移，成为上承乾嘉、扬州学派，下启民国国学复兴的中坚。也就是说以许瀚为代表的北方照邑学派撑起了晚清乾嘉学派、扬州学派的大梁，并催生出大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

从地域上看，许瀚一生讲学的五大书院及其五大书院涌现的俊杰遍布大半个中国。济宁渔山书院、临沂琅琊书院、淮阴清江书院、赣榆选青书院、日照奎峰书院是不可忽略的五个辐射点，由此串联起大批的后起学人。其学术流布远至日本、中国的台湾。

从学派的构成成分看，除了许瀚的直系弟子三丁一吴，还包括同时期接受并传刻播布许瀚学术的一批学人，比如杨铎、高均儒、丁妟以及他们的子弟，稍晚一点的吴重熹、王懿荣、丁惟禔及其传人；甚至包括邀请许瀚校订专书的吴式芬、潘锡恩、吴荣光等。其中，王懿荣（1845-1900），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丁惟禔（1862-1895），字亦康，号伯平，是光绪年间进士，日照丁氏第一个翰林。

从著述成就上看，代表性的除了许瀚自己的代表作《攀古小庐……》之外，《说文解字义证》（包括丁艮善为张之洞校勘印行）《史籍考》《攈古录》《三迁志》《济宁直隶州志》等都可以作为照邑学派学术代表作。

从直接学术传承上看，清以后日照乃至山东的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是出自他的门下，曹汉华在《增广许瀚年谱》中多有论述。与丁惟汾保持联系的民国三大家章炳麟、黄侃、刘师培，都在这个照邑学术宝库中汲取营养、发扬光大。

当然，这些直接间接的学著例证，需要文史方面的专家学家去梳理，恕学识有限，在此文中不能一一列举。

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我与汉华、博原多次交流，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素材，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让我很感动。既佩服他们勤勉博学，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同时也惭愧自己学识浅薄，真正是“学然后知不足”。

从许瀚在磴山勒石铭志，到丁原基在海峡两岸传播学术，照邑朴学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始终以实证精神为骨，以文化担当为魂。这种学术传统，不仅是日照的文化标识，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正如吴重熹谒许瀚墓时所咏：“山海蔚灵秀，葱郁钟大儒。”日照朴学的薪火，将永远在山左大地上闪耀。正是：

照邑朴学文脉长，海曲遗韵永流芳。

山左敬文翰林立，齐鲁崇德功名扬。

奎峰书院书声悠，丁氏家族人才旺。

尊经重道昭日月，薪火相传写华章。

（注：文稿内容参阅了《增广<许瀚年谱>》《日照丁氏家族志》《日照历史文化故事》等专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