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在历史循环中打捞真相的学者

2025年3月22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历史学者章立凡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5岁。

章立凡出生于1950年，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撰稿，后担任中华慈善总会理事。

其父是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爱国民主先驱、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章立凡自幼秉承父亲遗风，生性刚正、好学深思，以文史研究为业，倾注心力。

“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章立凡曾这样说道，而这也是他毕生治学的真实写照。

▲章立凡

父亲是爱国民主战士

章立凡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1897—1977）之子。章乃器是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中国资信业第一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爱国民主人士。

革命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发表爱国抗战言论，组织动员抗战活动，展现出了奋不顾身的爱国热情。

▲章乃器

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章乃器在他主办的《新评论》半月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完全为着民族的生存起见，不能不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宣战！”

在以后几年中，又接连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章乃器于1933年间发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等文章，抨击“剿共”内战政策，提出“全国枪口一致对外”“移剿共之师以抗日”。

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章乃器在一·二八事变后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10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这个组织就是“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章乃器等人在原秘密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组成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两者的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会务和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18省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为了支付救国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毁家纾难，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卖掉了洋房。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救国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引起了当局的严重不安。1936年11月23日凌晨，当局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获释后，他任安徽省民众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安徽省府委员、财政厅长等职。1940年创办上川实业公司任总经理。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在重庆参与创建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出任首任粮食部部长，主导建立统购统销体系，稳定了动荡中的民生。

章乃器另一鲜为人知的身份是文物收藏家——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时，他趁乱世文物散落之机，系统收藏青铜器、玉器、陶瓷等千余件珍品，后分批捐赠国家。2017年国家博物馆“爱国情怀”特展中，120件展品皆源于其“化私为公”的义举。

风暴下的心灵早熟

章立凡作为章乃器六名子女中的幼子，自幼见证了父亲跌宕的命运。

1957年，章乃器被打为“右派”，次年撤职抄家；1966年“文革”爆发，章家再遭劫难，章乃器被红卫兵殴至重伤。这段经历使章立凡深刻体认到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脆弱性。

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历史巨变中成长，回忆就是咀嚼痛苦。”这种切肤之痛，成为他日后研究近代史的原动力。2007年，他出版《君子之交如水》，以私家照片和凝练笔触还原父亲与黄炎培、梁漱溟等故交的交往，填补了民主运动史的民间记忆空白。

章立凡自幼秉承父亲遗风，生性刚正、好学深思。“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教给我逆向思维。就是人家都说怎样怎样时，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有一次，章立凡发现次卧室中有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史实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诠释，令他十分震惊。

他对历史人物掌故的兴趣，则来自父亲收藏的一套内部版《文史资料选辑》，“有几十本吧，写的都是各种历史人物，可以从中分析出这个人跟那个人关系怎么样，有什么恩恩怨怨。”

“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通过高考读大学。他以参加招考研究人员的方式，考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当年与章立凡是同事，那时两人都单身，没有住房，住在社科院办公室，经常畅谈到深夜。雷颐说: “他特别聪明，也有见识。他没正式上过科班大学，但各种知识很丰富，甚至很专业。他很早就跟我谈易经，那时国学还没有这么热。”

当年受父亲影响，“文革”中坐过监狱，对章立凡的人生历练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颐评价这位老同事时也认为:“他对历史的解读一语中的，既有原则,又有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还逼着他从狗洞里爬出去，这种经历是我们现在这代人没有的。他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的学者。”

打破“脸谱化”的史观革命

章立凡的学术生涯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以独立学者身份深耕北洋军阀史、社团党派史及知识分子问题。他最具颠覆性的贡献在于批判历史叙事的“脸谱化”倾向。

在评析明末文人阮大铖时，他尖锐指出：“中国人爱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人性往往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他认为《桃花扇》将阮大铖简化为“奸臣”是戏剧化扭曲，而真实历史中阮从东林党人沦为政治投机者，实为明末党争与军阀混战的结构性悲剧。

他对历史现场的执着近乎苛刻。2011年探访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时，他犀利批评展陈的三大硬伤：饮冰室书籍“杂凑不成体系”、家具“非同时代原物”、蜡像“崭新而匠气”。这种对“整旧不如旧”的批判，直指当下历史修复中普遍存在的质感剥离问题。

章立凡擅长打捞被主流叙事湮没的关键人物。他考证出梁启超《护国战争躬历谈》中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实为幕后策划者蹇念益；还挖掘汤觉顿等幕僚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这种“碎片重构”方法也体现于合著《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中——他将工商阶层与民主人士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心，揭示被阶级斗争叙事遮蔽的社会动力。

章立凡的学术生命，始终交织着历史真相与现实关怀的双重旋律。他拒绝将历史简化为道德寓言，坚持在人性复杂与时代困境中理解个体选择；他守护细节的执念，是对抗宏大叙事湮没的武器；他对历史循环的叩问，饱含对民族出路的忧思。

▲章立凡

“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这八字箴言诠释了他的使命：在消逝的风云中打捞温度，在循环的困境中寻找出口。

其著作虽未构建体系化的理论大厦，却以无数考据与反思的碎片，为理解中国近代化提供了关键钥匙。

当纪念馆的蜡像日渐匠气，当脸谱化史观仍大行其道，章立凡式的“较真”，恰是历史学者留给时代最珍贵的遗产。

【资料来源：财新网、中国新闻网、人民政协报、作家出版社、北京文艺网、中国科学报、南方人物周刊等】

编辑：李影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