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地名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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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运河地名之起源、发展和演变，与大运河开通、漕运兴盛密不可分，它们是大运河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大运河的发展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大运河文化，展现了运河区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精神。目前学界对大运河地名的研究主要涉及地名考证、地名文化解读、地名变迁呈现区域社会状貌、地名价值与遗产保护等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颇具新意的学术观点。大运河地名研究在运河学研究中，应当占有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未来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手段等进行研究，为推进运河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平台。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地名研究；运河学；文化视野

作为古代中国贯通南北的水路大动脉，大运河不仅对历代漕运、军事、经济、防洪、灌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运河遗产。大运河同时又是一条文化长廊、一种文化符号，孕育了带有运河特殊印记的区域生活、生产方式等。陈桥驿指出：“对于历史上的中国运河，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可以作各方面的研究，获得各种不同的成果。” 运河研究既属于专门史领域，又广涉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故学界“运河学”学科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高元 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 来 漕 运 史 研 究 综 述》 、刘 玄《明 清 以 来 大 运 河 海 外 研 究 述评》为了解学界运河研究状况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参考，但针对大运河地名研究的状况还很少涉及。笔者不揣浅陋，兹予以综述，以就正于方家。

地名是对地理实体的具体指称，其重要特点是与文化形成共生、共变的关系，进而成为文化的镜像和载体。以中国大运河为依托形成的地名，在历史长河中已然积淀成颇具典型性的地名文化，成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地名是地名研究及运河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一类，目前学界关于大运河地名的研究主要涉及地名考证、地名文化解读、地名变迁反映区域社会状貌、遗产价值与保护等方面，以下在可及范围内尽可能全面介绍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一、对大运河相关地名进行考证

在大运河具体地名考证上，主要关注某段运道、水工设施、沿运聚落等。大运河枣庄段开凿于明朝万历年间，史称“泇运河”。它是大运河河道上比较年轻的一段，又被称为“黄金水道”。在其开凿之初，围绕政治上利弊得失、技术上水利难题，朝廷各派进行了激烈论争与博弈。吴元芳《泇运河的名实之辩》一文在分析运河东迁、泇河之议、泇河之开、泇河之绩的基础上，分析开泇精神和文化记忆；在梳理泇河名称由来和各种别称、中河名称及其演变、泇河和中河管理体制基础上，指出用“中河”统名“泇河”名不副实。

李德楠《地名研究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里下河”地名的个案考察》一文对里下河进行具体考辨，同时将运河地名研究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系起来，后者是新时期提出的首个以文化建设为指向的线性带状区域发展战略。在有关“苏北”地区的研究中，里下河是常用的地名，不过目前尚存在多种说法。作者在辨析众家之说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其地名含义，认为虽然里下河之名源自“里河”“下河”，但是并非这二者的简单组合，“‘里河’即‘里运河’；‘下河’既是某一具体河流的名称，也泛指运河以东地区的系列河流，还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可见，里河与下河合称后的“里下河”不是一条河流的名字，而是一个区域的概念。２０１８年淮安市淮阴区恢复使用“马头”老地名，体现出对运河地名文化保护的意义。马头即马头埽，属于埽工的一种，作为大型水工建筑，起到控水、护堤等作用。因其控扼运口，地当要冲，且与陆地接合部分面积较大，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经商或居住，日久天长形成大镇。最迟在明朝嘉靖年间，马头镇成为大运河沿线著名市镇。徐业龙《运河水工文化记忆：“马头”地名源流考略》一文对马头镇之地名进行了细致研究，指出马头由工程名称演变成地名，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作为千里运河线上最重要的古清口水利枢纽工程遗址所在地，马头被视为运河第一要枢，这些水利设施体现了明清两代水工建设的最高水平，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重要实物载体，也决定了淮阴在运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淮安清江闸是大运河上颇具代表性的遗产点之一，因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运河船闸系统而著称，李德楠、王聪明《运河清江闸、龙汪闸名称考辨》一文对其名称及别称进行了辨析。清江闸的别称有龙王闸、龙汪闸，其名大约于清 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至十七年 （１６７８）或十八年 （１６７９）间开始出现，到了乾隆三年（１７３８）恢复使用清江闸名称。淮安境内的龙汪闸并非只有一处，明朝万历年间在永济河上所建龙汪闸，实为《明会典》误载所致。龙汪闸又名龙王闸，应该是清江闸先更名为龙王闸，企图利用龙王神明的力量来抑制多发的水患，到了后来才俗称龙汪闸，两种称呼实可相互替用，但龙汪闸之称更为普遍。

陈喜波《金元时期北运河河道蠡测——基于楼字村落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一文利用实地考察、文献分析、ＧＩＳ等方法，从楼字村落地名宏观分布范围与黄泛区的一致性、微观上沿河道分布并聚拢的现象，以及部分楼字村落地名分析，确认楼字村落地名来源于黄河流域的堤防建设。北运河自金朝始辟为漕运河道，位置上处于京杭运河最北端。由于史料记载相对匮乏，至今有关金元时期的北运河尚未探究清楚。此文能够在地名学视野下，通过作为古代河堤指代词的楼字及其村落地名，将河堤建设与聚落发展之间密切关系予以呈现，同时也纠正了长期以来的错误认知和模糊解释。

沿运城镇地名也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如张乃格《邳州地名溯源》考证了既是水路交通枢纽又是区域政治中心的邳州之地名来源，“邳在古代是一个小诸侯国，原在山东境内，后来南迁到江苏地区” ；杜涛《清江浦地名探源》认为清江浦原来是河流名字，即位于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至淮安区淮城镇之间的里 运河，通过对《明太宗实录》《漕船志》以及袁华《寄钱淮南》《过清江浦》诗中相关地名资料的分析，推知清江 浦地名在元朝时期就已出现，而非误认为由明朝治水名臣陈瑄命名；荀德麟《淮阴故城考略》《淮泗通津 码头镇》二文则对码头镇及其前身淮阴故城之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证。庞金殿追溯了隋朝迄今德州地域及 其地名的历史变革，认为厘清这些变革对于研究一地历史及区域文化具有先导性、关键性意义。隋唐是大运河东西向发展时期，此时的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都城长安的经济需要倚重东南地区。为了加强经济发达地区与政治中心地区的联系，同时也为强化中央王朝对全国范围的统治，隋唐两朝着力疏通、拓展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延伸的东西向水运交通。 钟军、朱昌春、蔡亮所著《隋唐运河故道地名考》一书分上、中、下三大篇章，征引史料颇丰，细致考察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所涉地名。具体来看，上篇探讨广通渠及其黄河段、谷水漕运故道地名，中篇探讨通济渠及其故道地名，下篇主要探讨永济渠、桑干河及其故道地名和幽州城及城坊地名，考证比较详细。该书包罗万象，既有对隋唐主要运道的考证，又广涉闸坝工程、城邑村镇等。

有的学者还对文学作品中所涉运河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证。王萤对《金瓶梅》涉及的地名进行考证，弄清 了这样一个问题：“《金瓶梅》据以描写的真实地理环境，并非明代直隶广平府清河县，即今河北清河县，而 是明朝弘治之后的山东东昌府临清州，即今山东省临清市。”王连洲对《金瓶梅》一书中出现的部分临清地名也做了一些考证，指出“小说本事是发生在清河县城，而主要场景却是写与清河毗邻的临清。除书中多 处直接提及临清外，在书中出现的城区细部地名也以临清为最密集，景物描写也最具体”，明确地提出地 理背景是山东临清与“名托清河，实写临清”的论证。后来，他又写作一文作为续考，进一步指出：“我们论定临清是《词话》真实地理背景，依据的不仅是一堆与书载相同的地名集合。同时注意到它们的相互位置与 故事叙述有惊人的一致性。”

二、从地名中解读大运河各种文化

大运河沿线的许多城市与运河同生共兴，城市内的众多地名或与之孪生，或由之派生、衍生、催生，这些地名无疑是大运河文化积淀下的“活化石”。扬州是大运河的原点城市，《扬州印记》由许多位文史专家、地方志作家领衔主创，从河湖、闸坝、津渡、建筑、城镇和街巷入手形成六大篇章，分别对它们进行“溯 源”“写真”“纪事”“留影”“简史”“寻踪”，共计１９９篇地名文章和地名附录，涵盖了大运河扬州段的地名文化，成为中国大运河地名文化丛书的开篇首秀。该书选取大运河与扬州地名这一独特视角，把与运河有关的地名以及蕴含的故事予以生动形象讲述。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执行副主席、扬州市政协主席陈扬认为，透过运河城市的地名看运河文化，这些运河地名联结着历史与当下，昭示着未来，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中华大地上。

刘晓玲、吴玉琨、王铭、刘芹等学者各自以运河沿岸城市济宁、德州、通州，以及大运河高邮段地名为例，解读其中的漕运官署文化、商业文化、水乡文化、军事制度文化、非物质文化、信仰文化等。刘晓玲《从地名中解读运河文化——以山东济宁地名为例》一文梳理了济宁运河地区的众多地名，从中探析地名所反映的漕运官署文化、工商业文化、城镇文化以及水乡文化内涵。“纵观运河地名，其由来与演变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品味这些地名，可以感受其中蕴含的永不枯竭的运河文化风貌，领略一幅大运河哺育沿河城镇的风情画卷。”

吴玉琨在探讨运河城市德州的地名文化特征时，指出大运河及其形成的商业文化之影响比较突显，“隋朝开通大运河，德州依此凸显出地理优势，往来德州地区的人群络绎不绝”，“一个个德州地名见证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固化下来也汇成了一个个历史地名，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坐标”；“自京杭大运河开通，特别是元朝以来，德州成为运河沿河的四大漕运码头枢纽之一”，以运河商业为依托形成的村落，如渡口驿、四女寺、南口村、北口村、罗厂村、青苏厂、袁厂等，沿运河逶迤而下。这些村落地名直接反映了运河区域的商业文化。

王铭《北京通州非遗的历史文脉与通州运河文化》一文从大运河文化带视角出发，分析运河城市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关联。其中，关于“通州”之得名值得关注：“‘通州’得名，时在金代，意即‘漕运通济’之州。这一名字，从历史上系金代海陵王完颜亮从遥远的东北金上京迁都至中都（今北京）之前不久所改，实际上反映了完颜亮对于通州作为漕运关键码头支持将要营建的京城的功能寄予厚望。‘通州’取名为‘通’，又有漕运‘通达’、往来‘通路’之意，具有流动性特征。”元明清以来，通州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运河两岸传唱的民谣就突出了通州城以及周边运河地名的特点。经过数百年的漕运发展，通州运河沿岸还逐渐形成了一些与漕运相关的地名，展现了漕运时代的独特印记：一为码头地名，如土坝、石坝、张家湾等；二为桥闸地名，如八里桥、通运桥；三为仓储地名，如通州城内的大运中仓、南仓、西仓，以及街道地名中的中仓街道；四为屯厂地名，如皇木厂、竹木厂、窑厂、江米店等。

刘芹《高邮明清运河故道沿岸地名中的神灵膜拜》一文揭示了运河地名反映出来的民俗信仰文化。高邮明清运河故道沿岸分布有众多水工遗迹和历史文化景观，如车逻坝、御码头、界首大码头、平津堰、万家塘、杨家坞、镇国寺塔、耿庙石柱等，它们富含运河文化。其中，露筋祠与运河女神露筋娘娘有关，耿庙石柱与渔民守护神耿七公有关。它们都是因运河而生的神化形象，“这神化形象的背后，既是运河民众与水的各种辛酸过往，又是运河民众对未来的期望。运河神灵作为大运河畔民众祖祖辈辈的心灵寄托，是运河民众遭受苦难的慰藉之所，憧憬幸福的力量源泉”。

刘芹另有《里运河沿岸地名史话》一书探寻里运河沿岸地名中的历史记忆，宋久成、吴欣主编的一套《地名·运河系列丛书》涉及与大运河相关的工程、桥梁、城镇与村落，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注重挖掘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

三、地名变迁呈现运河区社会发展脉络

“运河区”之形成虽然以大运河贯通作为前提条件，但它又和大运河不一样，大运河是一项国家工程，由王朝国家统一管理，而运河区仍然是在那些城镇里生活了数百年的当地人的家乡。经由运河区的地名及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运河区独有的社会发展脉络。

马俊亚《从沃土到瘠壤：明清淮北地名变迁与水患成因》一文考察了淮北地区从沃土到瘠壤的变迁，指出“明清政府在淮北的治水，首要目的不是防灾减患，而是维持漕运，严重地破坏了淮北的水文和生态环境，使水资源极为丰富的淮北成为一个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甚至季节性缺水与季节性洪涝并行的地区”。由于遭受长期的洪水浸淹，淮北地区许多城池逐渐倾圮，“市井成河”“桑田成湖”“田庐成窟”；对淮北地名变迁造成的影响是，当地方言中长期称“田”为“湖”，已经忘记了田湖之别。

经由此种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马俊亚又探讨了“下湖”这一地名形成背后的区域社会生态史。明朝以来在皖北、鲁南和苏北一带淮河流域出现一种现象，即方言中已经没有“地”“田”之类的地名，而将其统一称作“湖”，所以“下田”就称之“下湖”。实际上，此一地名变迁背后反映了非常严重的区域性洪患灾祸。明廷为了维持运道东移，将极易泛滥成灾的黄河南移，又营建微山湖和洪泽湖两个巨型水库，从而造成“黄、淮中下游地区的水灾呈几何级数猛增”，“以严格服务运道为目的，客观上把每年的水利事务变成了营害肇灾之政”。因此，这里的田地常年积水成湖，时间久了人们便以“湖”代“田”“地”，“故土人赴田者，皆曰‘下湖’”。

有些地名不仅具有地理空间指向或者行政区划维度，而且还有可能直接反映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王聪明、李德楠《记忆的嫁接：古淮阴地名的嬗变与传承》一文通过对漕粮运输冲要之地的古淮阴地名变迁轨迹进行追溯，揭示该地区的社会地理背景及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选择，从而说明有的地名会超越传统的地理含义，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而延续。具体来看，两位作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淮阴城址及政区变化予以考证，“通过阐释‘明清淮阴为山阳’这样的史实，以及在山阳县境重建以淮阴为内核的地理景观，对地名蕴含的文化记忆功能进行分析，试图理清淮阴的行政与文化归属问题”，这对今天的运河地名文化传承和区域社会发展历史记忆呈现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霞以大运河山东段名镇——张秋镇挂剑台为例，探讨地名文化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张秋镇位于大清河与会通河交汇处，占据漕运之要冲，加上其又处于“一州三邑之唇齿”地带，故在明清时期是大运河山东段十分重要的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张秋虽冠以镇名，但其繁华程度远超周边县城。挂剑台又称挂剑祠，也叫季子祠，反映季子重节义、讲信诺等品质。张秋之繁荣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驻足于此，挂剑台成为一处颇受关注的文化景观，留下了大量关于挂剑台的诗赋。当地商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重信讲义的环境，因而“信义”挂剑台成为助推张秋经济发展的地名名片，“挂剑台负载的重诺守信等道德内涵，俨然逐步转化为商业伦理，成为张秋镇的地域文化之魂所在，适应了张秋镇树立良好商业形象的需要”。可见，地名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地名别称也属于地名变迁的范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从中亦可窥见运河城镇发展进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傅崇兰较早注意到这种现象，临清在清代曾有“小天津卫”之称，说明临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地位、影响力在这一时期仅次于天津。实际上，很多史料记载已经证明，明中叶以后临清就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商业城市，其繁华程度不亚于天津。所以，高鹏认为“小天津”之别称应出现在天津崛起与临清衰落的过程中，具体时间当在近现代以来。李德楠《从别称现象看传统时代运河城镇的交流与传播》一文沿着此种脉络进一步予以汇总，通过对“小临清”“小济宁”“小天津”“小苏州”等“小某某”别称的分析，探讨运河城镇经济发展、南北交流与名声传播等问题。这三位学者的问题意识共同指向地名别称是运河城镇动态发展的指示器，亦直接体现了不同城镇之间的交流互动与“文化采借”（文化人类学用语）。因此，李德楠总结道：“别称作为运河城镇发展实力及影响力的外在表现，既是对已有成绩的肯定和确认，也树立了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反映了奋发进取、崇优向好、适时而变的精神品质。”

大运河不仅孕育了运河沿岸城镇的兴盛与发展，而且还成为文学作品创作与传播的摇篮。例如，明清小说的繁荣就与大运河有着密切联系，大运河所涉不少地名在明清小说中也多有体现。“三言二拍”提及沿运城市地名有杭州、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北京等，因运而兴的一些著名市镇地名如盛泽镇、开河集、张秋镇、河西务镇、张家湾等也都出现在故事中。苗菁《“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故事与京杭大运河》一文便指出，运河地名在“三言二拍”的明代故事中频繁出现，说明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要道之重要性，以及从中体现出运河区域社会里的人文风貌。王珏更是从“白蛇传”故事里提及的地名，看到了江南大运河区域经济、社会之种种，如“两岸的市镇为了商业、生活和交通的便利选择了依水而建，商业中心通常设在城市内河与运河的交汇处”。

四、大运河地名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

大运河沿线的河道、沟渠、水闸、水坝等与城邑、村镇的命名和更迭，记录了大运河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积淀至今已成为大运河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孙冬虎试图把握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轨迹，认为“它们或产生于运河开凿的过程中，以运河具有的某种自然或人文的地理特征作为命名依据；或在运河开凿之前就已形成，其命名背景本与运河无涉，但在嗣后随着所指地域上升为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地名本身转而成为运河文化的语言文字标志”。其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现在，如属于运河系统的河渠命名，有的以“通”“济”之类语词表达运河功能及统治者愿望；沿运城镇或基于自然环境或人文特征而定名的称谓，形成了颇具运河文化标志的语词符号；沿线闸坝之命名则大多派生于附近村镇的名称，并逐渐又转为采用寄托美好愿望的语词为主。总之，这些地名成为大运河文化的语言文字标志，折射出地理环境、族群活动、语言分布、社会生活的变化。

张跃西、朱文军《杭州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文分析了运河城市杭州的地名文化体系特征，即以“吴越”“南宋”“钱塘”“西湖”四大文化为核心，以“山水”“城垣”“坊巷”“寺观”“行市”“官署”“军营”等地名为特色；指出隋唐时期是“杭州”之称谓开始出现的阶段，这个时期与运河相关的一大特点是：“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西湖的开发和六井的开凿，山水地名有较大发展，开始出现大量运河地名、西湖景观地名和以井为名的地名。如运河边以河、桥、闸、坝为名称的大河下、小河直街、闸弄口、拱宸桥等；如西湖边灵隐、飞来峰、北高峰、孤山、断桥、龙井、虎跑、玉泉等；如百井坊巷、大井巷、柳翠井巷、义井巷、袁井巷、饮马井巷、白井儿头等。”两位作者在分析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工作成就基础上提出分级保护方案，分别是健全完善多层级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加快推进地名地址库建设与地名信息 化；推动地名文化组合保护，创建地名文化保护示范区；探索地名文化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新模式。陈孝忠、洪再生等以大运河天津段沿线地名为例，探讨运河地名文化的价值与保护。天津也是重要的运河城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运河地名，如因运河本体得名、因运河附属设施得名、因运河相关事件得名。因运河附属设施得名类型又包括因运河管理机构得名、因运河储藏地、码头渡口得名。因运河相关事件得名类型涉及军事屯田、帝王出行、名流驻足等。运河地名文化的价值在于“运河功能的展现”“运河两岸人类活动类型的见证”“天津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物质、文化交流在天津的展现”，而保护运河地名文化的措施涉及“进一步研究运河地名文化的价值”“在新农村‘迁村并点’过程中注意运河地名文化的保护”“将运河地名文化纳入到大运河保护规划中”。

关于大运河天津段地名研究的还有赵静媛、郭凤平等《浅谈天津漕运与地名文化保护》一文，“天津的形成始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元明清定都北京，途经天津地区漕运的兴盛，造就了天津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成就了一批与漕运相关的地名，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见证了城市的发展”。漕运对天津地名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河流水系等自然地理特征为名；二是，以漕运码头及仓廒设施为名；三是，以漕粮督运、税收机构为名；四是，以漕运衍生出的商业、手工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为名；五是，以漕运兴起的妈祖文化为名。对天津漕运历史地名的保护利用，可以借助宣传力量进行弘扬，建立历史地名保护制度，以及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保护相结合。

李德楠与刘芹两位学者则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大运河地名如何加以保护并利用有所思考。前者指出：“地名是大运河变迁的历史见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运河地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今后要紧跟大数据时代潮流，加大运河地名文化研究，将运河地名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相结合，创建运河地名特色数据库，提高地名文化保护的水平，为专家学者开展运河研究提供资源检索。”这种路径侧重地名数据库开发。后者以明清时期高邮段运道为案例，探讨大运河地名研究在文化带建设中的价值。通过挖掘大运河沿岸地名三个层次的文化，揭示出大运河文化的民族精神，“既要做好运河沿岸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同时为运河旅游文化带建设提供文化素材”。这种路径侧重挖掘文旅融合资源素材。

五、总结与展望

前文主要以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为对象，对中国大运河地名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笔者可及范围内，尽可能全面搜集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学界对中国大运河的研究起步较早，自２０世纪四十年代便有相关论著出现，研究内容从考察大运河的历史到与运河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问题，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研究的巅峰，此后研究选题日益多元化。当前大运河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涉及河工河政、治河方略、水系湖泊、黄运关系、古籍文献、民俗宗教、文化遗产、文学艺术、建筑规划、文物保护等领域，此不赘述。不过，相较而言，将地名与大运河结合起来的研究虽逐渐引起关注，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深化。

大运河地名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与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兴盛密不可分，它们是大运河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大运河的发展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大运河文化，展现了运河区的人文精神和地域特征大运河历经千年风雨，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线性文化景观，而其中以大运河为直接影响因素所产生的诸多独特地名，便是对这条线性景观的重要补充和完美诠释。大运河地名与大运河漕运文化、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等协同演变、相互交融，为研究大运河的发展变迁，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因此，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地名是大运河文化的一个宝库，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手段等来进行大运河地名的相关研究，为推进运河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平台。

大运河地名研究在运河学研究中，应当占有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曾初步提出运河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因水利工程建设而形成了技术文化；因漕粮运输而形成了制度文化；因流经区域而形成了社会文化。具体来讲，一是工程与技术文化，鉴于中国地形地势复杂多变，水利工程兴建必须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阻水”与“泄水”的思路与实践逐渐积淀成技术文化；二是漕运与制度文化，漕运自春秋时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文化；三是流域与社会文化，大运河宛如丝带一样把乡村、市镇、城邑等串联起来，从而造就了社会文化。大运河是一个具有跨区域特征的“人文线性共同体”，大运河地名及其积淀成的文化属于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大流域文化”。因此，文化视野对于大运河地名研究之意义不言而喻。

综而观之，大运河地名研究的学术发展也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与规律性，即由个案走向整体，由微观走向宏观。无论是对大运河地名进行考证、地名变迁反映区域社会发展脉络，还是从地名中解读大运河各种文化、探索地名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它们都突出了地名对于大运河历史与当下的意义，从不同角度关注到地名文化和大运河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大运河地名文化研究的启发意义，也主要在于将地名探源、大运河文化史和区域社会史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对大运河地名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因此，对于大运河地名文化研究来说，即是通过新的视角以大运河为特定对象，利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同时还应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

作者：周嘉，布乃静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周 煜

校对：朱 琪

审订：杜佳玲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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