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身为中共领导人的周恩来，如何让小孩都喜欢他？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遭受了很大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被屠杀。

1、“周爸爸”的人缘

1927年5月，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分期分批逆长江而上，从上海迁往北伐革命的中心、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内陆城市——武汉。

周恩来也将随同中央军事委员会转移到武汉，而邓颖超以前没有在上海工作过，还没有暴露身份，中央决定让她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妇委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见仅半个月，又要离别。这次邓颖超没有去码头送周恩来，因为纪律不允许他们双双暴露在人多的场合，加上邓颖超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周恩来走的那天，邓颖超只能默默伫立在灯光昏暗的路口，看着周恩来的黄包车驶进漆黑的夜幕里…

周恩来刚去武汉不久，中央决定发动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和以往不同，目标将不仅仅是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而是要用武装形式抗击向共产党举起屠刀的国民党反动派。

周恩来作为武装起义总指挥被派往南昌，那里有朱德等人领导的国民党警备团，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

在他去南昌前，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还有一段小插曲。

1927年6月，中央机关从上海刚搬到武汉，特特才3岁，她外婆将她和表姐蔡妮、表弟蔡博从湖南老家送到武汉各自的父母身边小住。当时周恩来和特特的父母住在一个楼里。

李特特长期和外婆一同生活，对父母很陌生。她一看见自己的父母，别说叫爸爸妈妈，咧嘴就想哭，可还没哭出来，就看见有个慈眉笑眼的叔叔走进她家，妈妈拉她过来，让她叫“周爸爸”，她嘴努了努，没有叫出来。

妈妈想责备她，这个挺和气的周爸爸阻止了妈妈。顿时，她以孩子的纯真将这个好叔叔的形象留在了心里。

周爸爸和爸爸妈妈谈完事情走时，拍了拍蹲在角落独自玩耍的她，从口袋摸出几粒糖果，放在她手里，甜甜的糖果让她暂时忘记了对父母的畏惧。可是夜幕降临，特特又开始想念外婆，哭着要外婆，父母轮着哄她，想让她和他们睡在一张床上。

可是年幼的特特哪里体谅父母思念女儿的苦衷，从上床就开始哭着要外婆，越哭声音越大，最后变成嚎啕大哭。蔡畅能指挥千百妇女上街游行示威，能口若悬河在千人大会上演讲，现在却哄不住3岁的女儿，不由得气恼起来，失去母亲威严的同时也失去了母亲的耐心，一把将泪水纵横的女儿提进黑黑的储藏室——让你哭个够！

特特的哭声将已经入睡的周恩来惊醒，他连忙敲开蔡畅的门。从储藏室里抱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特特，周恩来好像比蔡畅还要心痛，一边给孩子擦泪擦汗，一边使劲责备蔡畅夫妇，对孩子要有耐心，要引导教育，感情只能慢慢培养，性急是不行的，体罚更不行！这么热的天，让孩子哭了一头汗。

小特特一见有人救她出了黑房子，也忘记了陌生，紧紧抱着周恩来的腿，不要他走。

后来还是周恩来派人将她外婆从向警予家里叫来，特特这才安静下来。以后蔡畅也不为难她了，让她跟着外婆。特特只要一看见周爸爸，表情马上就不一样，“周爸爸好！”那清脆的童音令人心畅。奇怪的是，她就是不肯叫蔡畅“妈妈”，这让蔡畅耿耿于怀。

因为外婆住在蔡畅这边，成了孩子的中心，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的女儿蔡妮和儿子蔡博也常来这边玩。

那几天，周恩来总是牵拉着这几个孩子出去散步。

孩子们也喜欢他，前呼后拥的，好不热闹！

可是没有多久，周爸爸在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父母告诉他们，周爸爸去做大事情了，去了很远的地方。孩子们心里都特别难受，因为他们已经将这个和蔼可亲的叔叔铭刻在幼小的心灵里。

2、“情义”的缘起

1927年8月1日，这是中央机关迁往武汉后的第三个月，由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聂荣臻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在江西南昌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也是共产党第一次以武装形式反击国民党的血腥镇压。

起义后的第三天，前委按原定计划命令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目的是想在潮汕地区接受外援（当时苏联答应支援起义部队），再兴第二次北伐。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起义军主力从大浦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取潮汕，而朱德率4000人留守三河坝，掩护全军的侧背。10月初朱德率军和敌军三个师大战三河坝，歼敌1000，然后率部队撤出三河坝，去追赶攻打潮汕的主力。

起义部队终因寡不敌众，攻打潮汕的计划严重受挫，几万人的部队被打垮，起义领导者被打散，相互失去了联系。

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他们一直在一起指挥战斗，见战局已经没有转败为胜的可能，也不得不撤离潮汕。

撤离途中，一向身体健壮体质较好的周恩来在巨大困难面前，身处恶劣气候环境中，染上了恶性疟疾，不断地发高烧，后来又出现了昏迷不醒的现象，有时只能由叶挺和聂荣臻左右架着行走。

在死亡率极高的病魔手里，周恩来在患难战友鼎力相助下，九死一生活了下来，并且在广东地下党的帮助下到了香港。

周恩来是一个受过良好传统美德教育的人，他重情重义，胸怀博大，沉稳机警，这不仅因为他小时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主要还是在他生命最初曾经有三位女性对他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产生过很大影响。周恩来是将她们三人最优秀的品格接受了过来。

这三位女性，一个是他的养母（婶娘）陈氏。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勤于书画，爱好诗文，才学出众。周恩来4岁她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为周恩来以后汲取传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个是乳母蒋氏。周恩来过继给叔叔时，叔叔已经重病在身，为了让叔叔离开人世前有一个安慰，也让婶娘以后有所寄托，不满周岁的周恩来来到婶娘跟前，是乳母蒋氏用奶水哺育了他。乳母的勤劳俭朴和农家女的善良乖巧，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她那里周恩来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吃苦耐劳，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未来。

再一个就是他的生母万氏。生母性格爽朗，待人接物礼节周全，并且喜欢助人，如果家族间发生什么矛盾，一般都请她出面调解。周恩来继承了生母的性格，很小年纪就像成年人那样镇静自若地面对纷繁世界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周恩来在这三位女性的教育下度过了他的童年，许多潜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和挖掘，形成了儿童发育期比较完善的心理。周恩来到9岁时，生母和养母相继去世，他才离开故乡淮安，随伯父到东北和天津两地读书，在原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他又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周恩来这次能奇迹般地活下来，他难忘叶挺和聂荣臻两位战将对他的生死相助，内心充满对战友的感激之情。他病愈后曾经和叶挺开玩笑说，你是有妻室、儿女满堂的人了，在家里是要端大丈夫架子的，什么事情都需要夫人照顾，可是现在你却要事无巨细婆婆妈妈照顾我这个病人，真是难为你这个大丈夫了！

叶挺听了很开心！一个威风凛凛的知名将军，自然喜欢有一个“大丈夫”的美名。但是他也十分重感情，经常将夫人和孩子的照片随身带着，周恩来先是从照片上认识了叶挺的几个孩子，周恩来发出惊讶的羡慕，好家伙，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有这么多的后来人啊！

更惊讶的还在后头，叶挺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一共有九个儿女。

用周恩来的话来形容：叶挺家里有一个加强班的阵容。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十多年后，周恩来在山城重庆又亲自照顾过叶挺的几个从国民党监禁下逃出的孩子，以此慰藉自己对战友的思念，让含冤囚禁在国民党监狱的叶挺放心。还有一次，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飞机出现险情，周恩来将自己的降落伞给了准备到重庆迎接父亲叶挺出狱的叶扬眉，将生还的希望给了孩子…

当时聂荣臻还没有结婚，正是一身轻松的年纪，对家室的话题不感兴趣。但是以后，他在上海有了家，有了女儿，再后来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留在上海沦为“孤儿”，独自谋生。聂荣臻内心自然也品尝过离开亲生骨肉的痛楚，豪放的男子汉也会衍生出一种情感，这是作为父亲才会有的情感。

3、赵世炎之死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几个落难的指挥官在香港隐蔽了下来，他们刚刚开始在香港开展地下斗争，就听到一个非常痛心的消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总司令，化名“施英”的赵世炎，在离开上海调往武汉中央机关前夕，被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出卖，7月2日在上海家中突然被逮捕，半个月后被杀。

尽管上海地下党和工人们想尽办法营救，可是赵世炎的名声实在太响亮了，响亮得让国民党连多囚禁几天的胆量都没有，只关押了半个月，就急切地在7月18日黎明，将他秘密杀害在上海郊外枫林桥刑场，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陈独秀的儿子、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

据当地老百姓亲眼目睹，赵世炎的头颅被敌人大刀砍落在地时，他的身躯却硬硬地站立着，这让刽子手们双眼发直、心里发毛。一个刽子手战战兢兢上前踢了一脚，赵世炎才扑通一声放倒不屈的身躯。

周恩来悲痛万分，这位智勇双全的好战友才28岁，就这样悲壮地离开了大家！

周恩来向有关同志打听赵世炎的家人，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也是忠诚的革命者。他在上海时，经常到赵世炎家中开会，夏娘娘是他们最好的“哨兵”兼厨师，还有他们3岁的儿子，成为大家调剂紧张神经的大“玩具”，一有空周恩来总是要抱抱他，逗他玩一会儿。

周恩来嘱托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施英牺牲了，他的家人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再让革命后代遭到不幸。后来他听说赵世炎家属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心头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4、组织新的家庭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合流”，使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再次秘密转移回上海。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还负责保卫党中央的特科工作，他身体基本康复后，化装离开了香港…

他又一次回到上海领导中央军委的工作。

周恩来多年从事地下党工作，对此有经验，他让大家要以家庭为掩护，单身男女结对为假夫妻，有孩子和老人的接来上海同住，大家第一身份是父亲、母亲、先生、太太，第二身份才是党内的职务。如果被捕，每一个人要守口如瓶，坚决不暴露党员的身份，这样党组织才能想办法保释、营救，每个党员的安全关系着上海地下党的安全。

可是周恩来发现其中有一家店铺，一直是上海中央机关的秘密联络点，还不符合秘密活动的条件。

坐守这里的“老板”姓熊名瑾玎，才二十多岁，却已经担负中央机关财务总账的管理，可是令人犯愁的是他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以前是优势，现在成了劣势。周恩来通知他，在这个非常特殊时期，组织上要求他尽快找一个女性组成家庭，掩护他工作。

可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如何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妻子”呢？又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不知根底的女性还不能胡乱结识，可知根知底的未婚女同志基本都名花有主。找对象，好像比开店铺、搞地下工作要难。

熊老板发愁了，谁来做我的“老板娘”？

熊老板为“老板娘”犯愁的事情让周恩来知道了。他有点发笑，一个仪表堂堂、有能力的年轻人，怎么找不到一个对象呢？

他和邓颖超一商量，决定亲自出面物色一个“老板娘’分配给熊老板。这时周恩来想起了一个人——朱端绶。

这个只有20岁的姑娘，是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去她所在的地点开会，他提水瓶想往自己茶杯里续水，可是一提，水瓶空了，就轻轻放下，又继续集中精力听大家发言。周恩来这个细小举动被坐在远处记录的朱瑞绶看见了，她一声不响走过来，拿过水瓶出去在“老虎灶”，就是里弄里专门烧开水的大炉灶上打了一瓶开水，回来给大家一一续上水。当时周恩来心里动了一下，好一个机灵的姑娘！

周恩来觉得小朱可以胜任“老板娘”的工作。他通知小朱要她去店铺工作，党内工作是负责协助熊老板工作，做他的助手，对外公开身份——老板娘。

小朱接受了这个工作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家庭的选择。为了革命事业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多久，假戏真做，由假扮夫妻变为真夫妻。

周恩来经常到他们店铺开会，来一次，就看见小朱进步一次，她不仅成为这一片秘密联络点的党小组长，发言有条有理，也学会了译电文，用化学药水书写文件。在柜台上，她学会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对付各种可疑人物的本领，成为上海地下党出名的“老板娘”。

周恩来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商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他蓄起了长胡子。周恩来原来浓密的络腮胡子几乎每天要刮，现在好了，任它长。很快，一把美胡须围盖了下巴，颇有大儒商的风度。大家送他一个外号——胡公。久而久之胡公成了周恩来秘密联络的正式名字。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个大胡子商人姓胡。

周恩来有时长袍马褂，有时西装革履，为了掩护革命，适应当地习俗，周恩来还经常和各派人物周旋，请客送礼。而邓颖超完全打扮成家庭主妇，在家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然而他们的各种会议就是在麻将牌“哗哗”声中召开的，传递情报也是在串门会友中完成的。

1928年到1931年，周恩来来到中共中央，任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实际上是主持中央工作。

5、安顿烈士遗孤

苏兆征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他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国际上罕见的。

苏兆征的儿子叫苏河清，那时才六七岁，但是直到七十多岁，他仍然没有忘记父亲临终时留下的遗言：大家齐心合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这已成为苏河清一生的座右铭。

苏河清是1921年9月在香港出生的，父亲苏兆征当时是海员。因革命的需要，父亲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等地，无暇照顾出世不久的幼子。

苏河清的童年和许多革命者后代一样，生活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

童年时期的许多往事，苏河清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

父亲当时领导着香港海员工会。为发动海员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他常常在码头上反复向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宣传鼓励，为他们读报纸，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事迹。
每逢这时，我便拉着父亲心爱的大狗“阿金”站在远远的地方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指红头阿三、当局雇佣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到父亲那里报信…

党中央后来派苏兆征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前往。苏兆征一家同邓中夏一家是邻居。当时，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同志常常在苏、邓两家开会。每到这时苏河清就和姐姐骑着小儿童车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敲响随身带着的铁盘，通知大人们赶快采取行动。

每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要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果奖赏他们。

糖果几乎成为周恩来口袋里必备的物品。他到哪一家开秘密会议，都会遇见孩子。一看见孩子，他总情不自禁用他的大胡子“扎扎”乐不可支的娃娃们，然后像变戏法似地拿出糖来，搞得孩子们一见大胡子周爸爸来就格外兴奋，手舞足蹈地围着他转，几乎不等他掏出什么吃的东西，小手就忙不迭地伸进了他的口袋。

有时周恩来和孩子们捉迷藏，将糖果放在礼帽里，习惯翻口袋的孩子，看见口袋里没有糖果，也不会善罢甘休。有的孩子聪明，歪着脑袋，盯着周爸爸望一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连忙搬过凳子站到周爸爸跟前，摘下他头上的礼帽，诱人的糖粒出现在孩子的眼前。

当年在上海跟随父母度过那段白色恐怖岁月的孩子们，几乎都享受过周爸爸和邓妈妈的糖果。

1929年2月下旬，苏兆征病重住院，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邓颖超等同志闻讯后曾赶去医院看望。可是苏兆征已经不行了，他临终的目光留在了这位并肩多年、如同兄长的领导脸上。他断断续续说出：要革命…要革命…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大家同心协力…达到革命的胜利！”就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走了。

周恩来面对离世的老战友，心痛万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照料他的家人。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他请示党中央，将苏兆征的夫人和两个孩子一同送往莫斯科。

周恩来在码头将护送孩子出国的人叫到一边，严肃而认真地下了一道死命令：“他们是烈士的遗孤，你们保护孩子要像保护自己生命样，如果遇到意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活下来！”

苏河清和母亲、姐姐告别了同父亲一同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告别了风雨飘摇、苦难深重的祖国，一家人到了苏联，他和姐姐进了国际儿童院学习。苏河清没有辜负父辈们的希望，他在莫斯科完成学业，成为一名专业摄影人员。

1945年他带着摄影技术回延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党中央派他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任摄影师。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摄影工作者，用他的摄影机镜头拍摄了解放中和建设中的中国，他参加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大型纪录片曾经获斯大林勋章。在平凡的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拍摄了六十多部新闻纪录片及大量历史资料。

1928年5月，周恩来刚刚送走苏兆征的孩子，又听说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生下了遗腹子，周恩来让夏之栩带着长子赵令超和没有起名的婴儿去莫斯科学习。

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对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赵世炎的家人不会轻易放手的，孩子也是他们主要追杀的对象，只有送到莫斯科，孩子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夏之栩送孩子之后回国不久，就被国民党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进南京监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周恩来直接干预下，才被释放。

出狱那天，包括夏之栩在内的几个“政治犯”惊讶地发现来南京接他们的竟是周恩来！

一见面，周恩来就告诉她，莫斯科有人回来了，说是两个孩子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生活得很好，最小的孩子也已经进当地小学上学，只是不会说汉语了，不过俄语讲得很棒。

夏之栩感激地握着这位宽厚兄长的双手，她知道，如果不是周恩来果断地将她的孩子送出国，这次她入狱长达八年，孩子们肯定在劫难逃，后果难以想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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