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海：国史的撰述

记述一个王朝历史的著作称为国史。如此称呼，远在东汉已然。证据在：

续《史记》者十余人，班彪以此为基础，撰《后传》，班固继续这项工程，以期完成《汉书》，当时就被人指控 “私改作国史”。孙吴时期，注解《国语》的韦昭担任的职务就是 “左国史”，所以才会撰写《吴书》。

唐代官修史书之前，撰成的国史不论已涵盖某王朝全部或仅到某一阶段，由于被后起、同性质但更优良的著作吸收、取代，所以经常没有流传下来，当然也就不会列入后世所说的正史行列中。换言之，正史是国史的部分集合。

撰写国史最重要的基础是起居注。现在能见到最早的起居注应推《三国志》裴松之注所称引的《（东汉）献帝起居注》。《隋志》将起居注追溯到西晋汲冢出土的先秦作品《穆天子传》，恐待商榷。

据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顺宗时，韦执谊上奏改用日历的方式。所谓改用日历，其实乃是根据起居注初步整理的成果。宋代延续此制，并于秘书省下设立日历所，专司此事。

不论起居注或日历，都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所谓的 “事” 乃广义的，除了诏命，还包括皇帝随口说的话。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外篇・史官建置〉描述：“人主有命，（史官）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以致唐太宗对左右侍臣表示：“每日坐朝，欲出一言”，都得斟酌再三，“不敢多言”（《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因为就像后来唐文宗所说：“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这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才改用‘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附弟朗传〉）。起居注或日历记载当朝某大臣过世时，还会附记其生平事迹。因此，这种史料撰述成果已经将纪传、记言二体收归进编年体了。

从既有史料来看，到唐代，才开始在起居注与正式的史书之间加上另一环节：当某一皇帝过世后，即根据起居注或日历撰成实录。虽然按照《隋志》的著录，编撰《千字文》的周兴嗣有《梁皇帝（武帝）实录》三卷、谢昊有《梁皇帝（元帝）实录》五卷，但与后代所说的实录恐怕大有不同。

历代皇帝的实录因为卷帙浩繁，又都存放在宫中，加以它们日后已经被提炼、改撰成正史，所以实录甚难流通、被人使用、长期存留至后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实录乃收于《韩昌黎全集》中、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那是因为顺宗在位（805）不满一年，就禅让给皇太子、日后的宪宗了，内容有限。明、清两代因为离现代接近，加以近代对原始史料的看重，所以两朝的实录都保存下来。明代从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都是在明代各时期修撰的。《崇祯实录》则是入清后民间姓名不详者修撰的。明实录共二千九百多卷。

清代从太祖至同治十朝的实录都是在清代各时期修撰的。《光绪实录》《宣统政纪》则是民国初年逊清自行修撰的。清实录共四千四百来卷。

清代史官除了撰写实录，又编纂实录的简要本。先是乾隆年间的蒋良骐编纂了太祖至世宗雍正的部分；光绪年间王先谦嫌其简略，重新编纂这部分，并续纂至宣宗道光朝，后又纂穆宗同治一朝的简要本。所以会略过文宗咸丰一朝，因同治年间潘颐福已编纂了。连同潘氏所纂，合成《十一朝东华录》。从清太祖至穆宗仅有十个皇帝，却称十一朝，那是因为太宗起先自称汗，国号金，相传年号天聪（1627-1636）；此后方称帝，国号清，年号崇德（1636-1643），所以算作两朝。因为清代国史馆设于紫禁城东华门内，蒋、王二人都是国史馆纂修，所以这清实录简要本名为《东华录》。

《左传》卷十〈庄公二三年〉说：无间善、恶，“君举必书”。一般而言，史官多会秉笔直书。例如：据《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前秦符坚〉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母苟太后因为很年轻就丧偶，此后长期有个情夫，前秦史官就写在起居注中。纵使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撰史官员，有职业道德者也不会曲笔回护。例如：隋末镇守太原的李渊起事后，任用当时退居乡里的太原人温大雅掌文翰，温氏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对先唐、唐初的历史记述就远较两《唐书》符合事实。

一方面，从谋取帝位的过程直到在位之后，皇帝经常有许多不当之举，他们本身也很清楚。另一方面，皇帝与常人并无二致，缺乏面对自己幽暗面的勇气，喜好自欺欺人。两下结合，导致皇帝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历史书写，以期掩饰劣迹。情况轻者如《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所载，西汉武帝看了司马迁的〈景帝本纪〉〈今上本纪〉后，“大怒，削而投之”，视为 “谤书”。情况严重者如《魏书》卷四八〈高允传〉所载，当时负责修国书的司徒崔浩，连同有关者、他的仆从 “百二十八人” 均被北魏太武帝 “夷五族”。刘宋孝武帝甚至越俎代庖，亲自撰写他厌恶者臧质、鲁爽、王僧达的传记（《宋书》卷一百〈自序〉），以期混淆实际真相，掩饰自己的劣迹。

明太祖为君不仁；成祖得天下不正，所以在成祖永乐年间，两度重修《太祖实录》，既删去太祖诸般过失，更扭曲自己篡夺大位的事实。清人祖先本来是明朝的臣属；开国至入关初期，又有不少不体面的事，所以康、雍、乾三朝不断重修太祖、太宗、世祖的实录。是以明、清两代这部分的 “实录” 不乏谎言，真正的实录反而会成为 “谤书”，要引发文字狱的。好比清亡后，在故宫发现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努尔哈赤先被谥为武皇帝，后改谥为高皇帝）、在内阁大库发现的〈太祖实录〉，都是改订后被废置之本，内容与官方的〈太祖实录〉有许多出入，却远近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