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带给文学的三道选择题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魔杖”已经开始让创作改道、使文学变天，文学似乎不再是昔日那个“文学”了。“人工智能”的高频热词在给文学带来创作“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带给当代文坛三道必须面对的选择性难题。

01

智能技术：创作利器还是“幽灵工具”

人工智能并非为文学艺术而生，但从几年前“微软小冰”写诗开始，尤其是ChatGPT和DeepSeek这类生成式语言大模型的横空出世，AI创作被迅速推向文学前台，在越来越多的创作实验中深度介入文学生产。智能技术究竟是大杀四方的创作利器，还是某种神奇的“幽灵工具”，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从创作实践看，AI的文学功能有两个突出表现。其一，更适于在人机协作状态下辅助创作，暂时尚不能完全替代作家。如借助AI创作的百万字玄幻小说《天命使徒》，其核心模式为“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工程+人工后期润色”，主创者说该小说AI贡献了70%、人力只贡献了30%，但掌控故事创意、写作过程和作品质量的仍然是人，而不是机器。其二，对比文学和艺术创作，AI创作艺术时效率更高，它强大的视频、音频制作能力，可以轻松实现文生图、文生视频、文图生视频；而就文学本身来看，AI更适合写诗、散文、短篇小说或剧本创意，不太适合创作鸿篇巨制的文学作品。这是为什么呢？长篇之难主要不在技术瓶颈，而在生活积累和生命感受。文学创作，尤其是大长篇写作，不仅考验创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创作耐心，更要有丰富的生活历练和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在写作领域，需要克服的恰好是主体生命意义上的问题，而这是AI天然没有的，是它从起源意义上不会获得的。正因如此，有人认为，作家可能是最后一个被人工智能颠覆的职业。

人工智能说到底是一种“拟智能”，它永远摆脱不了自身天然的局限性，将其施之于文学时，必须看到其表达限度，承认它的文学边界，规避它的创作短板。在通用人工智能（AGI）尚未实现的情况下，AI写作只是基于已有的数据训练材料，按算法概率连词成句、连句成段，却并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是什么。而缺失了“肉身经验”，没有来自生活的切肤之痛和植根于生命的爱恨情仇，必将斩断作品和作家之间社会的、历史的、生命的有机联系。AI自身无法产生意义，是作家利用AI赋予作品以生命的意义。

02

创作红利：崇尚量产还是追求品质

AI作为一种智能工具，高效和量产是它的“金手指”。尽管AI在作品创意方面尚需依赖人类，但其处理大量文本的能力是惊人的。大语言模型用短短一个半月便完成了百万字小说《天命使徒》，而一位成熟的网络作家要完成同样的工作量，通常需要一整年。科幻作家鲍彻（Tim Boucher）使用AI工具在9个月内创作了97部作品。人工智能的产出效率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写作速度或量产规模，而在于作品的品质及其创新价值。

可见，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创作红利不在于倚马可待的产出速度，或望尘莫及的创作产量。相反，“快”根本不能成为其长处，而恰恰是短板。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是对已有大数据模型进行自我训练，以形成语料信息的模型整合与选择性匹配，其有效度取决于数据库储备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尤其是语料数据的质量水平。而当下用于模型训练的数据质量与文学应有的价值水准之间，可能是不匹配的。AI联网搜索到的信息，每天都在用AI生成几十万、上百万篇内容倒灌给搜索引擎，当然也倒灌给AI，这就导致智能大模型生产的内容“AI味”特别浓，如繁复的比喻、空洞的修辞、小标题分段等。即便是来自文学网站平台或传统媒体如图书、报刊的文学信息，用其训练出来的“智能体”也缺失文学原创性，与文学追求创新、品质至上的原则也是不兼容的。文学来自生活，AI文学来自语料库；作家用灵魂创作，AI用程序谋篇；文学的“根”深植于人的生老病死的生命体验，而AI创作则是冷冰冰的“无痛操作”。可见，只有追求“质”而非崇尚“量”，文学才可能真正分享到人工智能的创作红利。

03

人与机器：谁才是“芯文学”的立法者

常识告诉我们，文学永远只属于人，而不属于机器程序或其他任何东西，世界上不存在无人的文学。AI可以“拟人”创作，却永远无法替代人，它能替代的只是不会使用AI的人。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我们所担心的并不是AI像人，而是人像AI一样去创作和思考，让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成为“AI化的人工”文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对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创作中人的主体性依然有效。

如果AI强大的“拟智”功能已经可以替代人类创作出“芯文学”，那么谁才是“芯文学”的立法者和仲裁者？是人，还是机器？答案只能是前者。我们坚信，只有人才是文学包括“芯文学”的立法者，一方面是基于我们对人的主体性的信仰，以及千百年来确立起来的文学与人的审美关系的历史站位；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人工智能创作有赖于人类规制的底层逻辑：没有生物学基础，AI事实上存在难以摆脱的两大短板。

一是依存数据训练而非生物代谢的AI“拟主体”，没有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真情实感。人类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会“感受”，技术化的智能体没有感受器官，无从获得体察世界、感知生命的能力，也就没有自己的爱恨情仇和人之常情，这与必须以真情感人的文学来说是格格不入的。AI创作也可以描写情感、表达情绪，可那不过是代人“拟情”，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AI还能从人的语气、聊天节奏或脸部肌肉上识别情绪，精准捕捉人的情感变化，以拨动人的“情绪按钮”，但那不过是对“生物信号”的数据读取，并不是共情人的心灵波动，它不能代替人感受爱、愁苦与希望。情感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也是文学存续的锚地，AI的“情感虚置”正是它创作时面临的瓶颈。

二是无从自主实现作品的意义赋能。当下的AI应用受到“场景”限制，如AlphaGo只在围棋领域超越人类、智能导航只可以在复杂空间精准定位，却从事不了其他活动。无生无死的AI智能体没有自我意识与生活经验，不能与环境发生互动关系，无从自发形成价值判断和意义生成。仅靠技术性智能“计算”出来的作品，无以创造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艺术“灵韵”（Aura），无从编织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意义之网”。如果文学创作不提供价值认知，那些呈现在电子屏幕上的像素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排列。

文学作品的原初构想是人，提示词工程由人设计，创作输出效果由人取舍，如何修改文本由人来掌控，作品的伦理值和艺术效果也要由人来判断。故而，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芯文学”的立法者终究还是人。人工智能有长处也有短板，凡是它存在短板的地方，都是人类不可替代的地方。

作者系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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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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