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是好的情人,但却是糟糕的丈夫。
革命对青年人来说有极强的吸引力。
你环顾四周,看到这么多问题,无法逐一改变。你觉得你可以一举解决所有问题。
年轻时并不真正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所以你觉得似乎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一切。
在狂喜中,你不会仔细思考列宁、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方法,或者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的手段。
你会说革命需要一些牺牲,特别是那些不服从的人。
就像电影里的爱情故事一样,你关注的是通往婚礼的“浪漫”,而不是成功结婚后发生的事情。
左翼似乎总是在与人作斗争,与掌权者、控制宗教的人、富人作斗争,而这些在年轻时尤其有吸引力。
很多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他们觉得这就是解决现在问题的终极方法。
年轻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把切·格瓦拉的头像设置为电脑壁纸,读马列的著作。
然后到了某个时候,你不再与“人”作对,因为你自己就是“人”,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左、扣帽子、肃清、阶级、斗争等等这些手段,大部分最终都会指向个人的权力欲。
进而还会出现比独裁主义更可怕的魔鬼——无政府主义(安其那主义)。
一旦你理解了无脑狂热、盲目无序、不断斗争清洗的危险,披上黄色战袍,迎接现实的拷打,你对革命的热爱就会逐渐消散。
也许年轻的左翼以及极左支持者高估了自己的知识,在隐喻性的“愚蠢山”顶上高喊信念。
前几天写的文章,很多人看的有点懵。
其实左和右是相对的,具体到某地的左,可能换个地方就是右了,只能说自有国情在此。
某地左派的现状是拥护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但不支持劳工权益保护,独立工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
右派热衷于民族主义,但是又不支持自由化改革,
某地左翼思想在年轻人当中就更有意思了,左派成了一种形式,一场cosplay,
他们膜拜马恩列斯毛几位导师,买几本毛选语录回家吃灰,骂骂国外资本,配上古巴革命家一句“我们曾经来过”,一个未经考验的左派就出现了。
20世纪20年代,包括未来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内的一批英国知识分子对左翼理想十分热衷,他们将其视为解决当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方法。
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甚至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
他对左翼的向往和严酷现实的亲身经历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动物农场》和《1984》。
曾经自称“红色约瑟夫”的约瑟夫罗特,去了一趟苏联后直接从左翼变成了保皇党。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访问苏联,他本来对苏联印象还挺好,直到他晚上在旅馆收到了一封令他毛骨悚然的信。
这位陌生人写信告诉我:“请您别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一切。您别忘记,尽管他们给您看了不少,但是还有许多他们没有给您看。请您记住,跟您说话的人,大多没有说出他们想跟您说的话,而只说了他们可以说的那些话。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译员每句话都向上汇报,您的电话遭到窃听,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检查。”他给我举了一系列例子和细节,我无法一一审核,但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把这封信烧掉了,——“您别仅仅只把这信撕掉就完了,因为他们会从您的字纸篓里把每张碎片都取出来拼好还原。”——并且第一次开始把一切都仔细考虑一下。 ——茨威格《昨日世界》
著名的左派作家萨特就曾因为布拉格之春大受震撼,从此与苏联决裂。
8月21日,我们正在罗马,听到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时,我们还在罗马。萨特当即接受了意共报纸《晚报》的采访。他把苏联人称作“战犯”,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波伏瓦《清算已毕·波伏瓦自传》
之所以如此,其实原因很简单,左派关注的是阶级,而不是个人。
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与黑暗,这并没有说错。
但是,表明“我们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回事,建议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治理体系则是另一回事,这个体系仅仅夺去的生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或事件都要多。
请注意,这“仅仅”涵盖了因处决、人为饥饿、饥荒、战争、驱逐和强迫劳动而造成的死亡。甚至没有计算数百万其他难以忍受的生命。
年轻人天生就具有叛逆性,他们会反抗文化,这是好事。
这是任何理性人成长一部分,也是帮助社会审视和更新自身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这种本能可能会被误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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