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被劫经过

来源《民国风文艺范》

藏经洞的历史已广为人知，现整理资料，找到一些原始的历史照片，并重新做了更为详细的图注说明。让我们再次回顾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01.藏经洞的发现与流散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附室。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文物，从地面垒到屋顶，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据考证，这个小洞窟最初是为纪念唐代沙州（敦煌）佛教高僧洪辩法师而开凿的影窟。洪辩（？-862），唐沙洲僧人，大中二年（848）助张议朝起事，任河西都僧统等职。族人及弟子就禅室为影堂，塑真容像并于大中五年（851）立《告身碑》。大约在11世纪初西夏攻陷沙州之前，三界寺（今莫高窟）僧人为了保护珍贵的佛教文物，将洪辩塑像移于他处，而将大量佛经、佛画、法器等文物秘藏于第17窟，之后又在宋代被充当为莫高窟寺院的“法物收集处”。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90%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也有藏文、西夏文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藏经洞被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甘肃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由此，藏经洞文书开始了在国内最初的流散。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02.被劫的经过

1905年初，俄人奥勃鲁切夫从内蒙古黑城遗址挖掘之后，从塔尔巴哈台商人处获悉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10月赶至莫高窟，以50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其中既有几个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手稿。藏经洞文书流失海外由此开始。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发掘古楼兰遗址，通过师爷蒋孝畹，向发现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以白银一百八十两的价格买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二十四箱佛经和五箱刺绣及绘画，轰动整个欧洲。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暂存在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竟无人过问。

1908年3月，法国人伯希和率探险队来到莫高窟，对洞窟进行编号、抄录题记。因其精通汉语，伯希和花了24天时间来挑选文书，经过每天大约翻阅1000卷的速度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检，选取精华，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后以白银五百两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现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1909年，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到北京展示，中国学者始知藏经洞之事，在罗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下，乃力促清学部电令甘肃藩司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于宣统二年（1910）秋运抵北京。运京途中，复遭盗劫。至京后，又遭李盛铎，刘廷琛等官吏窃夺，各取佳作数百卷，而所余8697卷则入藏学部京师图书馆。

1912年，由日本佛教净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考察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滞留八周，进行了大量的拍摄和调查，用白银三百五十两，获取写经四百余卷，并带走莫高窟塑像两尊。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重访尼雅、楼兰遗址、敦煌，用银五百两，再次向蒋孝畹、王圆箓买走经卷约六百件。这次还发掘了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打开绰号为“河边大塔”的塔腹和基座时，发掘大量佛经、文书和雕塑，共计四千件，这些文书中包括西夏文、汉文、梵文和吐蕃文等多种文字。在考察之后，他写下了《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驻五个多月，测绘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临摹绘画数百张，拍摄照片约三千张，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多身彩塑，带走莫高窟南北区清理发掘出的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加上在敦煌当地收购大批文物和各类绘画、经卷文书二百余件，装满了几大车。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至莫高窟，在藏经洞文书已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二十余幅，以白银七十两，获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煌，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方阻止，大规模盗剥壁画的阴谋才告破灭。华尔纳第二次中国探险是彻底的失败，但在中国人眼中，这是保卫敦煌的一次成功宣示。自此，才封闭了西方探险家们的盗宝之门。

藏经洞的文物，绝大部分经由道士王圆箓之手流失而出。当时，王圆箓的注意力正放在募化善款、营修庙宇上，希望借助发现藏经洞得来的声望，建功立业、光耀门庭。由于他无法认知这些文物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是我国近现代史中令人痛心的一页。

然而，如从另一种视角来看，敦煌藏经洞文物在世界的流散，亦可认为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一种被动的文明传播和交流过程。一百多年来，这些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着知识的研讨传播、文化艺术的沟通发展，以及世界各种文明智慧的交流提升，也促使国内外在不断举办关于敦煌题材的艺术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