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 ：狼山脚下“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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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读书声，孜孜勤学影。这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代人认真读书学习的真实写照。那时，狼山附近有五山小学、五山初中，不远处还有陆洪闸小学、曹公祠小学、桃园小学、新港镇小学、梅观堂小学、姚港小学……，“朗朗”读书声，犹如长江浪涛一阵高过一阵。而狼山有一所特别的学校，只见“孜孜勤学影”，未闻“朗朗读书声”，这就是南通聋哑学校。

盲童学校，原名南通盲哑学校，这是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清末状元张謇先生1916年创办，是中国第一所由国人任教的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狼山半山腰中。1951年，党和国家接管盲哑学校，彻底改变了学校私营性质，更名“南通市聋哑学校”。修缮校舍、增添设备、选派教师，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中央领导栗裕、陈丕显曾先后亲临学校，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吴贻芳也来校视导工作。196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文教卫先进集体，教师代表出席全国文教卫“群英会”，受到了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康庄小学组织春游来到狼山。老师带领我们参观绿树丛中的“南通市聋哑学校”，狼山朝阳的半山腰，几座房屋鳞次栉比，站在教室门口，看到一望无际的长江。教室里悄无声息，学生们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打着手势上课——哑语，聋哑学生学习的特殊语言。难为了这些能言会道的老师，给学生上课，与学生交流，没有声情并茂的讲授，只有心口相融的手势，以及张合有序的口型，此时无声胜有声。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名学生，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马，少顷，昂首奋蹄的两匹白色骏马向我们奔来，神气活现，栩栩如生。双手作画，一气呵成，太神奇了！春雨润物细无声，画画，犹如一颗艺术的种子，在春天里伴随着春雨落进我干枯的心田，随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画画，成了我终身业余爱好。

上小学，我的习作上了墙报；上初中，我承包了班上黑板报；上山下乡，成了一名“回乡知青”，全大队家家户户白墙上留下我写的美术字，内容都是毛主席语录，我还在大队办公室外墙上画了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油画。

1969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大队部墙上写“把临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标语，大队党支部书记何秀英告诉我，我的名字在南通市第七中学，赶快去上高中吧。南通七中，就是原来的五山初中。我敲开校革会主任的办公室，看到一位神像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的人在里面，他就是校革会主任张惠明，他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来上高中的，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翻了翻花名册，迟疑了一下问，你怎么才来呀？都快毕业了。“我不知道，刚晓得的。”我是“南通市第十二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按照三年学制，六九年七月就该毕业了。因为是“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拖延了。这能怪我吗？刚好进来了一位数学老师奚家成，一听立即表态，这不行，不好上的，回去吧。我听了，眼泪差点掉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我们3年宝贵学习时光，现在按地区划分，我在七中上高中，遂我心愿，可眼睁睁又要泡汤了。我回来找到大队何秀英书记，告诉我的不情愿。她安慰我说，没事，再想想办法。那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简称“贫管队”，找到分管“贫管队”原公社组织科长张敬礼，他是公社革委会“三结合”的革命干部代表。公社出了证明，“该学生因公派外调等革命需要，请准于入学”，革命需要！“贫管队”的话胜如“圣旨”，我如愿到校上高中。其实上高中也是“学军、学工、学农”，真正坐在教室里读书时间很少，“朗朗读书声”别梦依稀了……

果然，没有几个月，六九届毕业了，我六六年初三毕业，这次应顺理成章地属于六九届，也该毕业离开学校。校革会主任张惠明找到我，这次城市户口进工厂，农村户口还是回农村。你是农村户口，无法进工厂，仍然要回到农村，再上一年，明年农村户口可以分配工作。从学校不愿意接受我，到执意要留我，这该是多大的转变啊！我明白其中原因：我在学校表现不俗，学校黑板报、宣传栏基本上是我承包了。学校有两名从南师美术系毕业来的美术老师吴勉琪、郑保明，学校门前有座橱窗共8扇窗口，当时画革命样板戏，“自小业余爱好”的我画了郭建光、沙奶奶等3幅素描，和“科班出身”2位美术老师画的素描一起陈列在橱窗里，这是我的习作公开展出，自然受到同学们羡慕和赞赏。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把原来刻腊纸做“校工”的老师清理回了老家，我成了接替者，刻考试卷等杂务落到我身上；那时学校墙上出大批判专栏、油印红卫兵战报统统由我包揽主办，我也乐于其成。让我有了崭露头角的舞台，更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锻炼了自己……于是，我成了学校一名特殊角色，变成七中的“风云人物”——老师面前我是学生，同学眼里我是“校工”，每月还享受最高奖学金。每到考试前，关系要好的同学找我摸底，千方百计探寻考卷内容，我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丝毫不透，滴水不漏。平时是“铁杆”的同学还跟我翻脸，那没办法，考试就是考试，容不得半点作弊，这是我坚守的底线。

同学们看到试卷上刻的方方正正仿宋体，羡慕地说，你哪里学来的这个好本事？我只是笑了笑说，跟陈岗学的。陈岗是谁呀？长篇小说《红岩》里那个主办“挺进报”的地下党员，陈岗刻了一手好的仿宋体。同学沉默了，他没有看过《红岩》，当然也不知道陈岗了，都姓陈，还以为是我家亲戚呢。说句心里话，当时我也挺自豪的，只是没有流露出来。真正的起因还是缘于聋哑学校，“智者无声”，聋哑学生即席作画的那两匹马，一直奔驰在我心灵的草原上……

文化大革命中，无学可上的我回乡当了农民，白天干农活儿，晚上读读书，一有空闲就练毛笔字学美术字，有时画画画儿。学校革命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回到我的老家，位于长江边、狼山脚下的一个名叫“陈家桥”的乡村。年轻的我热血沸腾，又是学校的学生干部，不甘落后，也想冲锋陷阵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母亲说，去学校又没得书读没得学上，去干什么？还不如在家安安份份地种种地，农村的孩子离不开土地，不要“脑子发热”去参加什么“大革命”，莫名其妙地批斗教你们知识的老师，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要不得，也行不通。话虽不多，从小对父母”唯命是从”的我，再也没有去学校，回乡在生产队当了一位“小农民”。白天跟着母亲去上工，晚上在家里练练字、画画画，倒也不觉得无聊枯燥，反而感到其乐无穷，日子过得特别充实。最有趣的是每逢春节，整个村子的对联由我承包了，一写就是深更半夜。大年初一，看到家家贴上我写的春联，别提多高兴啦！要说书法展览，这是我个人办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展期最长的乡村书法展览……

那时“初生牛犊不畏虎”，整个临江大队8个生产队的农村住户白墙上都是我写的红色标语，革命口号加毛主席语录，“誓把临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临江大队部有面朝东的山墙，用石灰粉得雪白，有人建议画毛主席巨幅画像，这副光荣重担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跃跃欲试，找了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宣传画，如何画上墙呢？那时临江小学停课闹革命，搬了几张学生桌和条凳，搭起了简易“脚手架”，可以登高爬下，倒也方便。怎么放大到墙上？我想起了“几何放大法”，横加竖在宣传画上打上小方格，在墙上也打好大方格，以“葫芦画瓢”放大到白墙。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油画颜料，只是从供销社买了红、白、黑、绿、蓝、黄的桶子油漆。自己用油漆调色，画上墙也五彩粉呈、生动鲜活。几夭下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向红卫兵招手示意，巨幅画像形象逼真，出现在临江大队部的东山墙。百万红卫兵接受检阅的场面让我犯了难，我不知从哪儿下手描绘？

那天，我站在毛主席画像下一筹莫展，家住狼山街的成元德骑着一辆永久自行车来到我面前，成元德也算是狼山地区的“名人”。他出名不仅仅是笛子吹得好，大标语写得好；而是有一位解放前夕逃到台湾名叫“成诚”的父亲，蒋介石的心腹干将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也逃到孤岛台湾。作为“小成诚”儿子的成元德在动乱时期过的日子可想而知，但他不为家庭出身所累，积极走出属于他自己的道路。带着一把笛子参加红旗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响了“社员都是向阳花”时代最强音；凭着一手好字写遍南通城乡白墙上红色宣传标语，自成一体比人都高的魏碑大字信手一挥而就，被称为南通的“大字王”。那天，他停下自行车满脸微笑地和我打招呼，“小家伙，你胆子不小，画这么大的毛主席像，也挺有本事的。”本事？我是三脚猫工夫，现在我伤心透了，正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收场呢？那年，我虚龄17岁，看他一团和气的样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虽然初次见面，竟然斗胆向他请教，“哎，我遇到难题了，主席像画好了，百万红卫兵不晓得怎么画了？”“那还不容易？先涂上红色，再用黑漆点上点点，试试看。”比我年长的成元德是个爽快人，开口即来。我按照他的说法，在画的下面部分用红漆涂满，又点上黑点。还真的神了，远看画面是一片红色海洋里人头攒动，高举红旗欢呼跳跃，激情澎湃地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后来，狼山脚下的五山公园也慕名请我去写大标语。我记得公园写的是“一定要抓好典型”，仿宋美术体，挂在围墙的铁丝网上。狼山游人每天成千上万，受众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了。公园内也写了不少标语，5天挣了10元钱，母亲拿在手里别提多高兴了，“儿子能挣钱了！”高中毕业，我被分配到南通地区轮船运输公司。告别了学校，远离了孜孜读书声，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人生，那一年我19岁。

作者简介

海德，文化学者、作家、资深媒体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文化，文学学士。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全国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