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材料中的历史地理信息研究——从张掖郡觻得县的称谓变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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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出《肩水金关汉简（五）》所录的部分简书出现“角得”、“乐得”二县名，此两种县名称谓在《汉书》地理志及其余正史文献中并未记载。从相关简牍的数字写法、职官称谓等信息来看，“角得”、“乐得”是西汉张掖郡郡治觻得县在王莽时期地名改易的结果。《汉书·地理志》又著录觻得县“莽曰官式”，这表明王莽时期的地名改易确实如正史所说“号令变易”、“一郡至五易名”。以觻得县为例，发现与传世史料记载互异的简帛材料历史地理信息的原因探究，可以为《地理志》校勘、汉简断代、秦汉时期地方治理策略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关键词：汉简；县名；乐得；角得；托古改制；地方治理；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是反映我国先秦秦汉时期历史地理面貌重要的传世文献，它系统介绍了西汉及其之前我国地方政区的区划沿革、地名称谓、风土人情、物产矿藏、山川河流等信息。《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流传至今最早问世、反应当时天下面貌的地理学专著，也是研究秦汉王朝地方治理基本情况最权威的历史文献。简帛文献大量出土以前，《汉书·地理志》一直都是后代藉以了解秦汉时期中国历史地理信息最主要的史料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其中通关文牒、边关军民簿书名籍等类型的简牍文书中，包含了巨量的历史地理信息。这些材料尽管琐碎而且分散，但与《地理志》相比，又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种价值首先体现在简帛材料没有经过传抄、刊刻的变异和窜乱，是信实的一手材料；其次也在于它反映的是秦汉时期不同阶段的历史地理信息，而《地理志》虽然也略述同时期政区变化之大概，但由于需要截取一个“断面”进而反映总体面貌，所以在郡县的统属关系、郡国县邑的废置变化表述等方面，难免欠缺。有鉴于此，笔者梳理了河西汉简历史地理史料与传统文献的差异类型，并试图在此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案例，来揭示相关文献中这种有待系统发掘的新价值。

本文以新出《肩水金关汉简（五）》为例，略述出土简帛历史地理信息对传世文献的冲突与辨证。具体从居延重镇、张掖郡治觻得县的地名称谓入手，解析其所反映汉代地方治理的时代面貌，并讨论与《汉书·地理志》对照、差异史料记载的价值类型。

一、张掖觻得县名变化考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治觻得县在王莽时期改称“官式”。梳理河西边塞汉简，不难发现其中有大量与此县相关的简牍遗存。这当然与觻得县毗邻居延、近水楼台有关，另外想必也与觻得县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地位、战略位置不无关系。据《史记》《汉书》记载，霍去病征服河西之后，为隔断羌胡、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即在此设郡置县，举其郡名，计有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这就是后世习称的河西四郡。而张掖郡觻得县 （大致为今甘州区） 由于地处河西走廊和勾连居延流域、河湟地区交通干线的大十字路口，其位置则显得尤其重要。

涉及觻得的汉简史料甚至提到很多该县的里级政区。譬如万年里、富里、道德里、安定里等等。据笔者本人不完全统计，边塞汉简中提到的觻得里级政区至少有四五十个。比较简牍材料中提到天下县邑的“里”，不难发现不同地区各个“里”的称谓基本不相雷同，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化特点。这就为我们根据里名倒推其所属县邑的逆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靠依据。

根据这种思路，笔者考察了《肩水金关汉简（五）》提到的一个未见于《汉书·地理志》的县名“角得”。73EJF3:314简载录一名屯关士民的县里年爵信息“角得千秋里王放年亖十五”。查图版照片，该简书首尾完整、没有残断，据此我们猜测这里不书郡名应该是因为他籍属张掖，不需要特别强调。河西汉简中，这种省略比较常见，就此例来说，可以从《肩（五）》汉简著录的另外一枚残简得到证明。EJF3:558记载两位吏民的县里身份信息：“延累山里赵彭就人角得博庠里王成”，这里的某延累山里显然就是 《肩 （四）》73EJT37:891 提到张掖郡的辖县及其下属里“居延累山里”。按照以上讨论，可以推知角得县也属居延。此外，考千秋里归属，73EJF3:423、73EJF3:215等简牍均表明觻得县下也有此里。从“觻”、“角”两字的字形对比来看，有理由相信“觻得”“角得”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但后者又绝非前者的误写或其简写，因为仅在《肩水金关汉简》系列中，作为县名的“角得”便多次出现，例如：

南书二封合檄一

其一封居延城司诣大守府八月

一封许辅诣角得

合檄他候诣肩水八月 73EJD:71A

遝一

一封张掖大守章诣

二封邯郸昌诣他

一封遝一角得长 73EJD:372

觻得角得得得（习字） 73EJT8:105A

一封张掖水长诣肩水候官

一封角得丞印诣居延

一封张掖临谷候印 73EJT31:114B

六月乙巳角得长

到如律令 73EJT37:282

葆俱之角得对大司空史愿 73EJT37:537

角得长印

啬夫钦白 73EJT37:968B

这些简书从分类上讲包含文书收发登记簿书、习字简、通关文牒等类型，从出土的遗址属性来看包括探方、烽燧等类型，所以不可能全部写成于某个具体书手。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73EJT37:282“角得长印”这样的官印印文，也出现“角得”称谓，足见“角得”不是“觻得”的误写或者简写。

综上可知觻得县曾经改称“角得”。

考《肩（五）》汉简，又可见“乐得”县名，相关简书在此列举如下：

河南阳武乐成里纪岑年三十八

乐得丞印

作者酒泉平牛里任匡年二十 十一月壬戌北啬夫出

大车一两用牛二头黑劳犗齿八岁其一黄齿十一

十二月三日南

卩 73EJF3:178A

如律令敢言之

十月庚戌乐得行宰事守马丞 73EJF3:254

表是宰之印

错田表是常安善居里李钦年三十

作者乐得广昌里张钱年三十

大车一两

用牛二头

十二月庚子入 73EJF1:30+28

与角得县相比，以上三简的遗址类型相同；另外其 文书类型也是一致，都属于通关文牒“传”的性质。唯其如此，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官方签发的严肃文牒，县名称谓这样的重要名词随意书写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73EJF3:178A简书中的“乐得”也是作为官印摹遗迹出现写的。另外，察其余肩简，73EJF1:30+28载录的广昌里，可以发现在肩关汉简的其余批次也曾出现，例如：

雒阳宜岁里张放年亖十五字高

狱丞印

作者乐得广昌里韩况

牛车一两用牛二头 73EJT24:248

戍卒觻得广昌里虔富年廿五乘望泉隧 73EJT23:661

觻得广昌里田万年六十六字长宾 方相车一乘 73EJT37:1413

以上例证均表明“角得”、“觻得”乃是同指，都是张掖觻得县的县名。

二、觻得新名的原因探究

作为一个边关重镇，觻得县何以在出土出献中一县三名，这需要我们对相关简书作进一步的考察。细读以上所有“角得”、“乐得”两种称谓出现的引文，不难发现西汉简牍中常用的数字写法“四”、“廿”、“卅”、“卌”均 写 作“四”、“二十”、“三十”、“四十”，历览目前出土的所有汉简，这种异常只出现在王莽时期。这一点，已经被研究王莽问题的学界同仁所公认，例如饶宗颐李均明、胡永鹏等学人在其汉简断代的专著中都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此外，73EJF3:254提到的“乐得行宰事”，据《王莽传》记载，他曾经“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所以这里的“行宰事”也是王莽托古改制、变易官号的史实反映。

“角得”、“乐得”是王莽改易觻得县名的结果，这一点已不待多言。但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王莽对张掖觻得的县名改易只有“官式”一种说法。这一点又作何解释？查《王莽传》，《汉书》记载王莽地名改易的过程说他“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这种一县四名的案例，正是王莽在地方治理层面朝令夕改的表现。

王莽地名改易的规律及其原因，笔者在《王莽改制的币政举措研究》一文中已作详细讨论。大体而论，其改名的类型或者动机包括蔑称、降抑、趋吉、厌胜、避讳等六种类型。从价值旨归的角度来看，都是寄托了一种尊显王权、君王利益扩大化的期望。就觻得县名的改易而论，王莽大体尊重了觻得的旧称，在保持大体的前提下，通过新县名他寄托了新王朝与匈奴角力常胜不败的希望，也寄托了他四海升平、长乐未央的期待。应该肯定的是张掖觻得这种十五年间一县四名的乱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表明王莽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这一点也与王莽称帝期间的对匈政策是相呼应的。

以上文引用的73EJF3:178A为例，由于出现“乐得”县名，我们清楚它是一枚新莽简，既如此，该简又见的“河南阳武乐成里”“酒泉平牛里”当然也是同时期的两个地名。但在《汉书·地理志》里的记载是王莽时期河南郡阳武县被改称阳桓、而酒泉治下无平县。两个地名称谓前者也许可以表明王莽的地名改易不是一蹴而就的；后者则表明王莽在县级政区的治理上，不仅做了一些增官分职、十羊九牧的割裂地方治权的行为，而且也新设了一些郡县，正如隗嚣指责的那样，是“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的“逆地之大罪也”。再如前文引用73EJF1:30+28所见的“错田表是”，这里“错田”似是一种仅见于此的劳役类型，这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平民经济负担的认识。

综上，我们发现地名写法不同这样一个简单的差异，所能反映的史实背景、和其本身的史料价值其实都并不简单。有鉴于此，笔者便试图对出土简帛与《汉书·地理志》地理信息的差异类型作一番梳理，并依次阐述其研究价值。

三、简帛文献史地信息的价值类型

以上我们只讨论了简帛文献所载录不同历史地理信息价值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这种差异记载在以汉简为主体的简帛文献中非常多见，而且也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史料价值。

首先我们知道《汉书·地理志》是传世文献。在版本流传的进程中，早期它是通过文本手抄的方式来传承的；宋元甚至更晚的时期，才通过刻版或者活字印刷的方式得以传世。在此过程中，笔误或者刻版、排字的粗疏都会导致传世文本的变异和窜乱。但与之相比，简帛材料基本都是信实的一手材料，而且同一地名往往大量重复地出现。这就为我们校对《汉书·地理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源。例如《地理志》记载上党郡下辖的涅氏县，肩简73EJT23:920、73EJH2:1分别著录“上党郡涅蒲里”、“上党郡涅磨焦里”，考之史籍，也可见“涅氏”仅见于《地理志》，而涅县则在《史记集解》《后汉书》冯衍传郡国志、《东观记》等文献中多次出现，据此可知《汉书·地理志》衍字，上党郡有“涅”无“涅氏”。

其次，一个显见的道理是中国古代的政区划分是持续变动的，但囿于反映整体面貌的需要，在表述郡国县邑的统属关系时，《地理志》不得不截取一个断面来展开陈述。这种截面展示法在郡国县邑统属关系变化的表达上就难免无力。例如《地理志》记载的广平国下辖16县，这也许是汉平帝时期广平国的辖区范围。班固称“广平国，武帝征和二年置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复故。”这里的平干国和广平国是否完全等同，有没有辖区上的变化，此一点仅通过《地理志》或者《汉书》纪传表志其余文本的解读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在出土汉简里，我们目前至少可以找到襄垣、广平、张、南和四个平干国属县，而襄垣在《地理志》记载中是属于上党郡的，这体现汉简材料对汉代地方区划过程刻划的补证价值。

再次，《汉书·地理志》文本记述的本身是并不自洽的。众所周知，班固对西汉王朝天下范围地理区划描述的断限是截止孝平时期，当时的总体情况是“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但是细数志书给出的郡国县道邑数目，可以发现实际列出的情况是郡国一百（零）三，县邑道侯国总数“一五七八”，并非《地理志》三项之和的“一五八七”，其中缺额九县而志书未详。另外，即使是细项数据，《地理志》也都自相矛盾，例如“道”的数目标称“三十二”，实录30个；侯国“二百四十一”，实数也仅有不足200。这个问题虽也有学者曾作讨论，但目前似乎还谈不上已经解决。譬如后晓荣应用秦汉玺印、封泥、居延汉简、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木简等，补充了《汉书·地理志》所缺的利昌、卑梁、畔县、新桃、西邡、东邡、金乡、西陵、金兰九个县。但是今查河西汉简，又可见73EJT24:131P146“大原郡於县”、73EJT9:116“东郡西邑”、居延合校148·38“颍川郡长祝自建”、73EJT10:103“河南郡博士度里”等提及的十余个县邑名均不在《地理志》著录范围内，而且相关简书多数可以推定不在王莽时期。这就为《地理志》缺漏说带来了解释上的困难。笔者猜测，这应该是班固在著书时所取郡县详目和总数来源于不同时期的史源文献所致。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期的研究中深入追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土简帛中，记年与地望往往同时出现在一枚简书上，这就为《地理志》郡县详目的探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参考资料，通过这些有记年有地名的汉简，我们可以推求某县邑道辖于某郡国的时间范围、某个侯国存在的具体年代，在大量数据的交集中，一定可以求得《汉书·地理志》郡国详目和总体概况两种数据分别成立的精确年代。反言之，即使猜测有误，简帛材料中新出的这些史地信息，也对纠正 《地理志》、还原西汉地方治理概貌的真实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第四，透过出土汉简的零星呈现，我们发现县里、县邑、甚至郡县这些政区级别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有的地方在《汉书·地理志》里记录为郡、县、邑、道、里、亭，但事实上在王朝存续的过程中，其行政级别或者区划类型也有可能是经历了多次变动的。举例来说，后晓荣对《地理志》道的数目缺口依然认为是总数正确、细项缺漏，因此她利用张家山汉简对《汉书·地理志》道目数量作了补充，补释了“武都道”。而实际这种思路也有问题，例如天水郡“戎邑道”在《地理志》中著录为道，新莽时期改名填戎亭，但从河西汉简的遗存信息来看，73EJF3:139、73EJF3:368记载的“填戎乐里”却表明它是一个正常县。这种情况决非孤例，即以本文择取的觻得县为例，也可见它在一般情况下是个县，但在73EJT25:113的“居延觻得里”中无疑是个里，而在73EJT24:788的“觻得长武守丞尊”、73EJT10:124的“觻得市南第一里”中又俨然成了一个郡。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还有居延，从出土的河西汉简来看，目前与“居延”关联的称谓已出现“居延亭”、“居延县”、“居延部”、“居延郡”、“居延属国”等多种名目，通过变动的政区级别、或者类例，我们也可以想见两汉或者新莽的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经营策略的调整。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简帛文献地名、归属、行政级别的考察，也对相关文献的精确断代意义重大；进一步讲，这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拓展我们研究特定时期具体问题的文献范围。例如在《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收录的简书中，凡是把“甲渠”写作“甲沟”的简牍都是新莽简；前文所引的平干国，凡见此国者都是征和二年到五凤二年之间的文书。精确断代之后，以前各阶段一些专门问题的讨论便可以获得更多材料、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

结语

综合以上讨论，笔者认为简帛材料中的史地信息虽然琐碎零杂，但也决不可轻轻看过。无庸置疑，《汉书·地理志》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最早、最好而且也是最系统的文献，但它在表述汉代历史地理的变革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虽然班固已竭力尽善尽美，但事实上秦汉时期的地方区划等历史地理问题的发展线索千头万绪，而且也一直是动态前进的。为了表现整体面貌、保持其叙述的条理整肃，班氏有时不得不截取一些断面，而这样往往会牺牲具体问题的过程陈述。为了克服这种不足，获得更丰富、更立体的秦汉史地认知，我们需要关注简帛文献中的史地信息。此外，变动的地理信息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侯国的废置、郡县的离合、县邑的转换等各类史地变迁信息，在正史中往往有明确的线索，这可以让我们实现一些非纪年汉简的曲线断代；反言之，汉简文献中的地理信息也常常伴有明确的记年信息，这些时空信息也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央王朝对地方行政管理的策略变迁提供依据。这是我们关注简帛材料、探求秦汉历史地理动态过程深一层的原因所在。

作者：李健雄

来源：《档案》2017年第7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王玉凤

审订：耿 曈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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