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眼里的丰州城

马可·波罗眼里的丰州城

作者/孙树恒

一

1275年，马可·波罗沿草原丝绸之路抵达元代丰州城（天德军首府，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这里所说的白塔，又名万部华严经塔，矗立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辽代丰州城辉煌历史的见证者。这座八角七层的砖木结构古塔，通高约45米，造型优美，气势恢宏。塔内藏有万部华严经的传说，更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塔身内外留存着大量辽、金、元、明时期的题记，近200条的珍贵文字中，不仅有汉文，还有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字，是一座跨越时空的语言博物馆。其中，元代“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的汉文题记及古波斯文题记，与马可·波罗1275年途经丰州城的行程高度契合，成为研究其东方之旅的重要线索。这些题记内容丰富，有的记录了游人的生平感悟，有的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宗教及中外交流的珍贵资料。

二

13世纪中期的威尼斯，作为欧洲商业文明的灯塔，凭借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地位，将东方香料、丝绸与西方工艺品编织成交流的网络。在这片充满冒险精神的土地上成长，马可·波罗自幼浸润于多元文化的氛围，对遥远东方的憧憬。1271年，17岁的他跟随父亲与叔叔，沿着蜿蜒的丝绸之路向东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翻越帕米尔高原的冰雪，这段历时四年的旅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前奏。

1275年抵达元朝上都（现在内蒙古正镶蓝旗）后，马可·波罗以惊人的语言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迅速融入东方帝国的政治核心。忽必烈对这位来自异域的青年委以重任，使他得以在17年间游历元朝辽阔疆域。从江南水乡的繁华市镇到西北边疆的游牧部落，他既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也是社会万象的记录者。这些丰富的经历，最终凝聚成《马可·波罗行纪》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为中世纪欧洲打开了认识东方的窗口。

1941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杨志玖在《永乐大典》残片的元朝公文中发现，元朝派兀鲁、阿必失呵和火者三位波斯使者，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出海远嫁伊利汗国。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及公主出嫁，三位使者名字读音与之相近，且都提到途中海难，最终仅一人抵达波斯。波斯史料《史集》与游记记载相符，这为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提供了关键线索。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说道：“我所见的还不及我所说的十分之一”。

三

在元朝政治体系中，马可·波罗扮演着特殊的“流动耳目”角色。忽必烈派遣他出使各地，考察地方吏治、监督政策落实。他的足迹遍布中原、江南、西南边陲，甚至深入到云南、西藏等边远地区。这些任务要求他既要理解元朝复杂的行省制度与驿站体系，又需具备与不同民族、阶层沟通的能力。通过详实的报告，他为朝廷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知识。

经济领域中，马可·波罗将威尼斯的商业经验与元朝实际相结合。他详细记录各地物产分布、市场规模与贸易路线，尤其对大运河沿线商业城市的考察，成为研究元代经济的重要史料。在扬州任职期间，他可能参与盐政管理，对盐课制度的记载为后人还原了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些工作不仅促进了元朝经济管理的完善，也为东西方商业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承担着双向传播的使命。他向中国介绍欧洲的机械制造、天文历法知识，同时将东方的造纸术、印刷术等科技成果记录下来。在宗教领域，他见证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与景教的共存，这种多元文化的包容景象，通过他的描述震惊了宗教冲突频繁的欧洲社会，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埋下了种子。

四

《马可波罗行纪》中“天德州”的记载，为丰州城勾勒出立体的轮廓。“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的描述，与考古发现的1100米×1200米辽代城址相互印证，展现出城市规划的严谨性。城中十字大街划分的四大坊区，以及牛市巷、麻市巷等特色街巷，通过金代碑铭与现代考古得以证实，生动还原了这座中等边城的商业繁荣。

“此州有石可制琉璃，其质极细”的记录，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充分验证。丰州城、云内州城等地出土的大型琉璃建筑构件，不仅证明了当地琉璃制造业的发达，更暗示其作为手工业中心的地位。这些精美的琉璃制品，可能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远销中亚，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

宗教文化方面，“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的描述，与丰州白塔发现的古叙利亚文景教榜题、敖伦苏木古城景教徒墓顶石形成互证。这种多元宗教共存的现象，反映出汪古部统治下的文化包容，也体现了丰州城作为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汇点的特殊地位。

丰州白塔内壁的“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汉文题记与古波斯文题记，成为证明马可·波罗来华的关键证据。时间上，这与他1275年抵达丰州的行程完全吻合；语言上，精通古波斯文的马可·波罗具备书写条件。结合当时汪古部贵族随忽必烈赴上都避暑的史实，他与地方官员接触并登塔留名的推测，使历史细节更加丰满。这些题记不仅是个人游历的印记，更成为连接文本与现实的纽带。当时21岁的马可·波罗极有可能在向导陪伴下登塔题名，而他精通古波斯语言文字的事实，也让这些题记成为证明他来过中国的有力证据。离开丰州城后，经过13天骑行，马可·波罗一行抵达元上都，开启了他在中国更为精彩的旅程。

元朝，丰州更是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商业的重镇。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公元1125年，丰州共有22683户，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人口约10万左右。长春真人邱处机、元初名臣刘秉忠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刘秉忠“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半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的诗句，生动描绘了丰州古城的繁盛景象。

《马可波罗行纪》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启示后人，跨文明的交流史研究需要将文献考证与实物证据相结合，才能还原更真实的历史图景。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大盛魁公司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