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印度情报文化的生成因素

情报文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情报工作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在情报工作中的反映。通常，一国情报工作的各个方面均受其情报文化影响，也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良重塑其情报文化。印度是我国西南方向重要邻国，其情报工作对我国主权安全和战略利益均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印度情报文化的生成因素，有助于深入理解印度情报工作的内在逻辑，为我国相关能力建设及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皇家特许令，支持数百名伦敦商人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拉开了对印度殖民掠夺的序幕。英属东印度公司对印殖民史就是一部兼具战争与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历史，对印度的政治、文化、经济、情报工作等领域均留下深刻的烙印，给印度的情报文化也带来了深厚的影响。

殖民苦难带来独立精神。马克思曾说：“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都要深重得多。”英国殖民政府的严酷压迫催生了印度对和平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向往。自19世纪印度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以来，印度民族主义不断觉醒，印度人注意到自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灿烂文明，并认为具备成为世界强国的一系列必要条件。印度自独立以来就将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坚持独立不结盟作为重要外交原则。尼赫鲁曾说：“不结盟是一项积极的、明确无误的政策。我们不是任何军事集团的成员，我们将全力以赴地为积极的事业而奋斗。”

印度“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取向深刻影响了其情报文化。印度在情报合作中有意彰显其“独立”意识，拒绝依附任一大国。21世纪后，印度在国际舞台频繁亮相，通过睦邻外交、地区多边组织外交、多边大国外交等手段与大量国家关系日渐密切，甚至呈现出“准结盟”“多向结盟”的发展趋势。印度始终不愿对外流露出“欲与任何外部势力正式结盟”之意愿，而总是在关系过密时主动qWDY1Z2+pULrxFigcITflw==按下“暂停键”，谨慎地在各个情报合作关系中把握平衡。2018年，在美国借“印太战略”拉拢印度企图构建遏华同盟的背景下，莫迪公开指出：“‘印太’不是地缘政治概念而是地理概念，因此既不是战略也不是‘小圈子’，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印度不搞遏制性同盟，印太应该是包容、开放和以东盟为中心的。”

印度独立运动

有学者认为，印度与美国签署的《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及《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过于密切”的军事互助条约，似乎标志着印度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战略军事中立”的原则。但实际上，这些协定的签署更多地是为帮助增加中印边境对峙中谈判筹码的“下策”，并非印度展示其外交诚意的“表现”。这将使印度情报合作虽然对象多、范围广，但仍主要以联合反恐、海上安全等“边缘性”且“不易涉及核心机密”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为主，深层次的军事情报合作很难快速推进，或只有在其判断面临“严峻现实威胁”时才会有所突破。

压迫经历塑造安全意识。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掌握印度实际控制权后，对印政策由商业掠夺彻底转变为在领土、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维度入侵。为实现战略目标，英属东印度公司积极开展情报活动，多措并举搜集开源资料，不仅见缝插针地安插眼线密探，还通过媒体和谍报系统对舆论进行控制。这种密集的压迫感，激发了印度人民的反抗心理，并催生其反情报意识。英国对印度的高压殖民统治使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情绪不断高涨，反英起义与兵变时有发生，印度人也开始实施有针对性的反情报工作。

独立之后，印度继续高度地重视反情报工作。首先，在执行各项重大任务时严抓反情报措施。例如1998年，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沙漠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为了规避国际社会的密切监视，印度采取了多种手段。一是竭力规避航天侦察，印度事先掌握了美国卫星的活动规律，于是在卫星过境前，对实验场地精心地进行伪装布置，并巧妙利用高温、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条件，有效削弱了红外与光学侦察设备的探测能力。二是周密制定保密措施，印度严格控制了核试验计划的知悉范围，不仅专家进出实验场地均使用隐蔽身份，还采用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非必要不在通信中谈论核试验情况，确需谈论也使用暗语。三是巧妙运用情报欺骗，印度一方面通过高层发声主动揭开战略迷雾；另一方面以“民用、环保”等名义暗中引进核设施，制造噪声以混淆外国的判断。

印度持续推进反情报的制度建设。一是维持反间防谍工作的高压态势，印度情报局先后挖出了多名间谍，既守护了国家安全，防止了严重的失泄密事件，也给境外情报机构的渗透起到了震慑作用。二是强化信息安全法制化水平，印度在世纪之交就出台《信息技术法》，对信息安全提出较高要求，并且随后多次修订，不仅强制要求本国网络运营商建设敏感信息过滤、监控及拦截机制，还不断引进、研发、升级军事保密通信系统。

印度地处南亚“柔软的下腹部”，北面与中国、尼泊尔、不丹三国接壤，东西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为邻，南瞰辽阔的印度洋。地缘环境作为国家生存的地理空间，关系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行为。同样的，独特的地缘环境也是印度情报文化的重要塑造因素之一。

三面临洋使其重视海上监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指出：“控制通向印度的海上通道是印度防务安全的必然要求”。印度三面环洋，对印度洋有天然的依赖性和管控优势。因此印度一直非常重视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力求将印度洋变为“印度的洋”。莫迪尤其强调印度洋的重要地位，多次提出希望通过提升感知力、管控力和影响力来塑造印度的“印度洋角色”。因此，印度在情报工作中高度重视对印度洋地区的侦察监视能力建设。

首先，印度持续升级海上侦察系统。一是海军情报传输与处理系统不断优化，2014年后印度启用了新的海军情报网络以实时跟踪各类舰船，并表示海军“要致力于对错误零容忍”。二是舰载预警探测系统不断升级，例如，印度海军德里级导弹驱逐舰搭载的俄制MR-775半盘D波段平面阵列雷达系统，具备超过300千米的对空探测能力。三是海上空中侦察力量不断革新，印度海军持续加强无人机中队的建设，无人侦察机主要包括以色列的MK-II搜索者无人侦察机、苍鹭无人机以及美国MQ-9B无人机等型号，能对印度西部与巴基斯坦相邻海域以及印度洋地区实施密集的侦察监视。

印度频繁建设海上侦察点位。印度正在印度洋沿岸推进一项沿海监视雷达计划，旨在加强其在该区域的感知与管控能力。该计划预计将在印度洋沿岸建设超过85个雷达站，以提升对海上活动的感知与管控，这些雷达站组网后，能实时监测印度洋内的船只活动情况。印度还与塞舌尔签署了长达20年的安全协议，租借阿桑普申岛修建海军基地和机场跑道，能监控世界主要大国在非洲东海岸的活动，尤其是可以掌握其他国家在非洲东海岸的演习演训、军事交流等重要情报。

北印度洋航线示意图

海上往来使其理解西方文化。作为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国家，印度形如利剑插入印度洋1700余里，天然地占据印度洋的地理中心位置。印度洋上的印度时代是贸易和航行自由的时代，不仅推动了印度与阿拉伯国家及西方世界的交往与交融，更在印度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多个层面深深刻下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使得印度在开展对外情报合作时与西方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在情报领域，印度得以更有效地与美西方国家达成思想共识，并携手开展合作。

美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联盟对抗倾向，将自身政治主张高度道德化，并不遗余力地“妖魔化”其他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倾向下，执政理念符合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国家更容易获得美西方国家的信任。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促成了双方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在情报领域。例如，2020年美国与印度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允许双方共享空间地理情报，包括卫星图像和军用码等，这直接增强了印度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国还向印度提供了关于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部署的情报，帮助印度在与中国的对峙中获得战术优势。

印度号称“宗教博物馆”，是一个宗教大国。早在古印度的吠陀时代，印度的宗教就开始发起萌芽。印度教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信徒超过印度3/4的人口。印度还有超过10%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此外还有佛教、锡克教等小众宗教。印度复杂多样的宗教构成给其情报工作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

宿命论导致情报改革滞后。印度宗教文化中，业报轮回学说与追求精神解脱的观念共同导向了一种“逃避现世”的倾向，塑造了印度人“重传统、轻改变”的价值取向，极大地影响了其积极的创造力，也成为阻碍印度情报机制与工作改革的绊脚石。受到宿命论和消极封闭心理的影响，印度的情报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其情报改革通常是以问题为导向，在出现重大情报失误后才做出相关的调整。

印度研究分析局是20世纪60年代印度情报工作频繁失误后总结经验教训而设立的。印度认为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和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印度情报机构并未提供足够的高价值情报，导致印度在两次战争中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印度借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专门设立了对外情报机构——研究分析局，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与分析工作。研究分析局接管了原情报局国外情报科的工作，并在随后不断得到扩充与加强，其活动与建设经费也持续攀升。

推动印度国家安全体系改革的关键性事件，是印军在卡吉尔冲突中的失利。由于卡吉尔冲突初期情报保障不力，印军在武装冲突初期遭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战机毁损。战后，印度政府专门成立了卡吉尔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军事情报工作流程存在不足，文职人员难以准确把握军事情报的实际需求。为此，印度设立情报协调小组，负责指挥协调情报工作，评估国家安全形势，制定和评价年度情报计划，并审批相关经费。

2008年发生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进一步促进了印度反恐情报体系的建设。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全方位暴露出印度反恐工作的严重疏漏，特别是反恐情报工作中存在的致命缺陷。印度随后迅速完善了反恐情报工作的法律基础，议会全票通过《非法活动阻止法》修正案，此次重点修订了法案中的反恐内容，加强了安全部门的司法权；明确情报机构在反恐情报工作中的权责，既扩大了情报局的职权范围，也授予了国防情报局搜集国内外恐怖分子和国内安全方面情报的职能权限。

大国观萌生中心地位追求。印度教是印度的第一大宗教，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印度视作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组成。尽管印度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但宗教文化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总体上始终按照“曼荼罗”圈层展开，即按照“印度－南亚次大陆－环印度洋地区－世界其他地区”四个圈层逐步向外拓展。当前莫迪政府和印人党的政策设计，总体上仍然是紧密围绕达成其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强大的国家这一目标。情报是为战略利益、国家安全服务的。印度教的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对印度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首先，印度为维护其“南亚霸主”的中心地位，集中精力对其“潜在威胁”实施密集的侦察监视。中巴两国被印度视作主要地缘威胁，对于巴基斯坦，印度忌惮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尤其对其恐怖主义和核威慑深感忧虑；对于中国，印度出于边境纠纷和地缘竞争等因素，对华持有合作与竞争并行、嫉妒与羡慕交织的复杂心态。因此，印度的侦查监视力量优先针对中、巴两个主要战略对手部署。一方面，印军在中印、印巴边境修建大量机场，为部署侦察机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印度从国外采购的侦察监视设备也优先部署在边境地区。此外，印度向美国采购海上卫士无人机后，计划部署2架于中印边境附近，希望凭借先进的传感器为印军提供有关中国军队和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信息，继续增强其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监控能力。

印度在情报合作中着力突显合作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力图在合作机制中占据中心位置，从而主导该机制内部的相关事务，并提升在合作机制参与国间的声望。一方面，印度构建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主动引领和推广“白色船运协定”，借打击海盗、维护海事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笼络人心，加强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外交纽带。截至2023年2月，印度洋海事中心就与多个跨国海事安全中心建立了联系，还常驻有来自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的国际联络官。另一方面，印度不遗余力地推动如“瑞辛纳安全对话”等国际情报交流平台，彰显出其致力于成为“情报大国”的坚定决心。2023年3月2日，印度对外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全球情报首脑大会，旨在打造类似于慕尼黑安全会议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印度版”盛会，这一举措显著提升了印度在各大情报机构以及参会国家间的声誉与地位。

海上卫士无人机

情报文化可以理解为由其价值观、行为偏好组成的复合体，其核心内涵是情报观及情报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相对稳定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总体而言，印度的殖民记忆、地缘环境和宗教传统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印度的情报文化，对其情报工作产生了不同维度、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印度情报文化博大精深，在较短的研究时间内难以做到全面详尽地掌握，未来还需进一步地探索与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印度情报工作历史发展与现状，洞悉内在规律与机理，以更好地对其相关情报行动做出及时预警与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