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魔咒：清末重臣端方的“非正常死亡”

导读

一提到清末满族权贵，人们往往将他们同昏庸无能、骄奢淫逸联想到一起，其实，那拨人并非个个酒囊饭袋，中间不乏精明强干之辈，端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在清末倡言改革，推进新政，堪称当时的“明星官员”。然而，命运弄人，端方的改革非但没能挽清廷社稷于狂澜既倒，反倒搭上了自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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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很高调

端方（1861—1911年），字午桥，号匋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与荣庆、那桐并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20岁出头，端方便担任京官，可谓少年得志。

起初，端方任职多是宫廷闲差，所以，他终日玩古董、购房产，一副名士做派。到了戊戌年（1898年），光绪帝决定维新变法，任命端方为农工商总局督办。端方从此在政坛崭露头角，他那股子高调的做人风格也初露锋芒。

正当端方春风得意之际，局势却突然“变脸”。这年9月26日，慈禧下令推翻新政。不久，农工商总局也被裁撤。昔日的“变法标兵”，陡然间就要沦为“康梁乱党”，端方隐隐感觉到自己已是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好在他脑子活，够机灵，很快就打通关节，求得慈禧身边重臣荣禄、刚毅的庇护，同时又买通李莲英，向老佛爷呈进《劝善歌》，大谈慈禧如何圣明。

马屁能拍成这样，真的堪称是一种境界。慈禧看后，自然心花怒放、圣心大悦，本来就不想惩办端方，又读到如此舒服惬意的诗作，她于是给端方官升一级，出任陕西按察使。

总算逃过一劫，端方明白了官场的波云诡谲，于是，他收敛个性，低调了许多。转眼已是1905年，该年7月，慈禧要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端方因为在地方上政绩显赫，被列入名单。

这事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于是，端方也自然成为中外媒体跟踪报道的焦点。随着曝光率的日益增多，隐藏在端方骨子里的那股高调劲儿又被激发出来。他几乎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演讲，指点江山，将政治秀演绎得炉火纯青。

端方最高调的一次，当属他越级“教训”摄政王载沣。1909年，端方被提拔为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在清代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晚清，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以此为跳板，从而进入中枢，入阁拜相的。

端方刚上任不久，就给载沣上书一封，奉劝他多任用有新思想的人才，并一口气举荐了十多名人选。

载沣对端方的建议并不感冒，于是未予回复。眼见奏折石沉大海，端方自是很不甘心，于是又上一折，再次申述选才问题。较之第一折，端方的语气更加直白，而且有些霸道，甚至建议载沣应在每日退朝后在东华门外向新进人才虚心请教。

倘若换了旁人，发现两折都无回响，大概也就能把摄政王的态度猜个十之八九。可惜端方就是不罢休，硬要跟载沣较真到底。没过几天，他就赶往北京，当面向载沣指陈政事。这次搞得载沣非常尴尬，只好装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连续两天听端方在耳边狂侃三个多小时。端方如此不依不饶，让载沣对其心生厌恶。

做人如此之高调，端方一旦推行改革事业，其力度便可想而知了。

改革很给力02

改革很给力

20世纪初年，清廷一向倚重的那批老臣相继凋零，如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翁同龢死于1904年，张之洞也已经垂垂老矣。像端方、袁世凯这批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逐渐成为政坛的领军人物，扛起清末新政的大旗。特别是端方，他任职所到之处，无不厉行改革，其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影响之巨，让人无不连呼“给力”！

科举制度到了晚清，已是弊窦丛生，毫无活力，扼杀了不知多少人才。新政时期，废除科举逐渐成为时人的共识，端方则在其中充当了幕后推手的角色。当时，端方恰好在京，刚被朝廷授予“紫禁城内骑马”之殊遇，于是，他可以较为便利地进出宫廷，向老佛爷陈请废除科举的建议。

同时，他又四处串联，游说各位封疆大吏，最终联合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两广总督岑春煊和两江总督周馥，给慈禧和光绪上呈了一份言辞十分犀利的奏折，要求废除科举。由于端方之前上下沟通得力，折子很快便得到朝廷批准，在中国绵延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自此寿终正寝。

出国考察归来，端方被西方的政治制度所深深震撼，最终促使朝廷立宪。但端方还是感觉并不彻底，于是趁热打铁，继续上折要求深化改革。

首先，他上书两宫，要求裁撤宫廷太监，这就触及到汉族官僚从来不敢涉及的皇家敏感话题。端方的折子一呈，宫廷内顿时一阵骚动，太监们人人自危，终日去慈禧那里哭诉，不断讲端方的坏话。

这一炮没打响，端方于是调转方向，要求改革官制。用今天的话讲，改革官制就是调整政府机构。按端方的设计，取消军机处，并入内阁当中，设总理大臣一人统筹全局。原来的六部也应裁撤归并，精简岗位，淘汰冗员。

这也就意味着有大量京官要下岗，无疑动了好多人的“奶酪”，势必引发京城官场的一场“大地震”。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听闻官制改革的消息后，无不四处走动，打探虚实，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这些既得利益者就从短暂的惊慌中缓过神来，他们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将少数的改革派打压下去，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北京城内顿时充满了一股权力厮杀的气味，改革派与反对派形成均势，呈激烈僵持的局面。

这时候，端方想起了一个人，就是自己的老上级张之洞。张之洞在晚清一直是以提倡新政的形象闻名于世。端方觉得，如果能得到张的支持，官制改革的胜算将大大增加。于是，端方立即修书一封，请求张的声援。

孰料，张之洞在该问题上极为保守，非但不支持，反而背后捅刀，致电中央，把端方的方案批得一无是处，并且四处写信，游说他人一起抵制改革派的主张。形势从此急转直下。在反对派的合围下，端方只得要求外调，赴两江担任总督。改革的大好时机就此错过。

在官场打拼，好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会做官首先要会做人。别人都在玩命地搞关系、攒人品，而端方却在除旧布新，到处“惹是生非”，这无异于给自己挖坑。在他眼中，神马都是浮云，只有改革最给力，于是，树敌无数，仇家遍天下。三年后，端方便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

03

身陷“照相门”

也许端方做梦也没想到，将他从权力顶峰拉入万丈深渊的，居然是一部小小的照相机。

正当端方打算在直隶总督位上大展拳脚之时，载沣却一纸任命，让他去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事宜。载沣之所以给他安排这个职务，主要是感觉端方在改革上过于活跃，表现不够淡定，希望借此压压端的锐气。孰料，这竟成为端方人生噩梦的开端。

虽是闲差，端方倒也无怨言，从头到尾办得堪称漂亮利索。谁知就在移陵完工不久，京城居然有人上书弹劾端方。这个告状的官员不是旁人，正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而李给端方罗织的罪名非常荒唐：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始系全无心肝。意思是说，端方在为慈禧太后梓宫移陵时，没有呼天抢地的悲伤痛哭，而是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照像，这不仅是大不敬，而且是没有心肝。

按照清朝则例，这种过失，最多就是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况且端方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非常显要，载沣完全可以让他戴罪立功。然而，反对派们对端已形成合力围剿之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就这样，堂堂朝廷一品大员，被一场子虚乌有的冤案搞得赋闲在家。不过，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敌们岂能容端方悠哉洒脱于尘世之外？一年后，端方又被众人驾到了火山口上，这一次，他丢的不再是官职，而是自己的性命。

清末的铁路难题，就像一个乐于吞噬一切的无底黑洞，让统治者既头疼又无奈。就连当时公认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张之洞，自从1898年接手修路工作，到临终前，扔进了不下几千万的白银，却愣是没建成一寸铁轨。可见，铁路问题已几近死局，谁搞都不好使。

命运偏偏又来捉弄端方，1911年5月18日，他被起用，复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当时，四川正在大兴“保路运动”，对抗朝廷。端方本来便不主张铁路国有政策，所以，对于朝廷的任命，他左右为难：如果赴任，则极有可能死在保路狂潮中；如果抗旨，则必定会丧命于深牢大狱里。横竖都是死，去四川则死得冤枉，不去则死得窝囊。

为了保命，端方一面做出准备南下的姿态，开始打点行装，另一面却不断上书朝廷，认为实行铁路国有的时机尚不成熟，要求给些时间在京城延揽人才，筹划方案。载沣早已看出端方有意拖延的企图，根本不吃这一套，频频派人催促其南下。

手捧朝廷的一道道“催命符”，端方只得缓缓南下，走走停停，一边未放弃和平解决四川保路运动的努力，一边思索着自己的“续命”药方。然而，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端方的温和怀柔，换来的是革命党人的血腥屠刀。

本版文章据《文史天地》 王学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