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我的童年教育

一

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学校，只有家塾。男孩子在家塾里准备功课应付科举，或者学点实用的知识以便经商。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一道上学，要读书就得另请先生。穷苦人家的子弟请不起先生，因此也就注定了当文盲的命运。

一位先生通常教数十位学生，都是分别教授的。家塾里没有黑板，也不分班级。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

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分别教授的，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我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年岁“启蒙”的。事实上我那时才五岁零一个月的样子，因为照我家乡的算法，一个人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家塾里的书桌太高，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我才够得上书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时，两只脚总是悬空的。

我最先念的书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字，而且是押韵的，因此小孩子记起来比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现在还能背出一大半，开头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虽然我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性本善”，在当时却真莫名其妙。

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趁先生不注意，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慈祥地问我：“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

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母亲笑着说。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我急着说。

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没有找上门来。

二

第二天早上，奶妈喊醒了我，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我劝回家塾。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经过奶妈一阵委婉的劝谏，我终于重新去上学了。

我带着一张自备的竹椅子，家里一位佣人跟着我到了家塾，把竹椅子放到木架上，使我刚好够得着书桌。先生没有出声，装作不知道我曾经逃过学。但是我注意到好几位同学对着我装鬼脸。我讨厌他们，但是装作没有看见。我爬上椅子坐在那里，两只脚却悬空挂着，没有休息的地方。

我的课也上了，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太阳落山才散学。

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

念书时先生要我们做到“三到”，心到、眼到、口到。所谓心到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但读书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得如此。眼到对学习中国文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字的笔划错综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读别字。所谓口到就是把一段书高声朗诵几百遍，使得句子脱口而出，这样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

先生警告我们，念书不能取巧强记，因为勉强记住的字句很容易忘记。如果我们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就会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三

在家塾里念了几年之后，我渐渐长大了，也记得不少字。这时先生才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我听，因此念起书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从四书五经里，我开始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

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些成语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做生意去了。

四

在我的家塾里，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这个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吃过中饭以后得马上练字。我们简直被磨得毫无朝气。

话虽如此，小孩子还是能够自行设法来满足自己嬉戏的本能。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

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

春天来时，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到天空，灯笼的数目通常是五个、七个或九个。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通常是成对的，一根细竹片的两端各扎一只“燕子”，然后把竹片摆平在风筝绳子上。送上天空以后，一对对“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

五

满天星斗的夏夜，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捉萤火虫玩儿。有些小孩子则宁愿听大人们讲故事。讲故事的大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

大人告诉我们，大约二百五十年前，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是我们村中却安谧如恒。后来圣旨到了村里，命令所有的男人按照满洲鞑子的发式，剃去头顶前面的头发，而在后脑勺上留起辫子。男子听了如同晴天霹雳，女人们则急得哭了，剃头匠奉派到村子里强制执行，他们是奉旨行事，如果有人抗旨不肯剃头，就有杀头的危险。留头究竟比留发重要，二者既然不可得兼，大家也就只好乖乖地伸出脖子，任由剃头匠剃发编辫了。

从这位讲故事的长者口中，我们总算学到了一点历史，那是在家塾中学不到的。此外，我们还得到一点关于人类学的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几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像猴子一样长着尾巴。那时的人可说介于人与猿猴之间。人猿年岁长大以后，他的尾巴就渐渐变为黄色。人猿的尾巴共有十节，十节中如有九节变黄，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于是他就爬到窑洞里深居简出，结果就死在窑洞里面。再经过几千年以后，人的尾巴掉了，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尾巴，但是尾巴的痕迹仍旧存在。不信，你可以顺着背脊骨往下摸，尾巴根儿还是可以摸得到的。

小孩子们全都竖起耳朵听这些故事，这些是我们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六

我们家塾里的先生，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其中之一是位心地仁厚然而土头土脑的老学究。他的命运多舛，屡次参加府试都没有考上秀才，最后只好死心塌地教私塾。他的脸团团如满月，身材矮胖，一副铜框眼镜老是低低地滑到鼻梁上，两只眼睛就打从眼镜上面看人。他没有留须，鼻子下面却养着一撮蓬松的灰色胡子。碰到喝蛋花汤的日子，胡子上常常挂着几片黄蛋花。

他的故事多得说不尽，简直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但是他的文才很差，我想这或许就是他屡试不中的缘故。不过人很风趣，善于笑谑。

老学究在有些事情上非常健忘，看过朋友回到家塾时，不是忘了雨伞，就是丢了扇子。老是这样丢三落四究竟不是事，于是他就把出门时必带的东西开了个清单：烟管、雨伞、毛巾、扇。每当他告辞回家时，就念一遍：“烟管、雨伞、毛巾、扇。”冬天不需要带扇子的时候，他也照样要按清单念扇子。有时候他也记得根本没有带扇子出门，却仍到处找扇子，他的朋友和学生就在暗中窃笑。

我童年时的知识范围，可以说只局限于四书五经，以及私塾先生和村中长辈所告诉我的事。我背得出不少的古书，也记得很多的故事。因此我的童年教育可以说主要的是记忆工作。幸而我生长在乡村，可以从大自然获得不少的知识和启发。

有一次，我注意到生长的皂荚树上的甲虫头上长着鹿角一样的角，这些角和枝上的刺长得一模一样，人家告诉我，这些甲虫是树上长出来的，因此也就和母体长得很像。不过我总觉得有点相信不过。

我心里想，如果一棵树真能生下甲虫，那么甲虫产下的卵也就应该可以作皂荚树的种籽了。甲虫卵既然种不出皂荚树，那么甲虫的角和皂荚树的刺这样相像一定另有原因。后来我看到一只鸟在皂荚树上啄虫吃，但是这只鸟对于身旁长着鹿角的甲虫却视而不见。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甲虫的角是摹拟着刺而生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免被鸟儿啄死。

河汊的两岸长着许多桕树，桕子可以榨油制蜡烛，因此桕树的土名就叫蜡烛树。冬天里农夫们用稻草把树干裹起来，春天到了，就把稻草取下烧掉。一般人相信，这种办法可以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杀死寄生虫。事实上这件事毫无神奇之处，只要我们在树干上扎上足够的稻草，寄生虫就只好在稻草上产卵，烧掉稻草等于毁掉虫卵，寄生虫也就无法繁殖了。

在我童年时代里，这类对自然的粗浅研究的例子很多。

由此可见我的童年教育共有三个来源：在私塾里念的古书、听故事、对自然的粗浅研究。

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像某些同学那样用功读书，因为我不喜欢死记，我愿意观察、触摸、理解。先生们认为这是我的不幸，我的个性上的祸根。

我喜欢玩，喜欢听故事。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使大人感到讨厌。我喜欢看着稻田里的青蛙捉蚱蜢，或者鹅鸭在河里戏水。我欣赏新篁解箨。我的先生认为这些癖好都是祸根。我自己也相信将来不会有出息。但是命运是不可捉摸的，我的这些祸根后来竟成为福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