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是怎样花三百年时间摧毁相权的｜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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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郭瑞祥

　　与明朝相比，宋朝皇帝对相权的肢解和抽空比较隐蔽，不容易看得清晰，有时候还会令人产生南宋相权强大的错误认知。从北宋前期开始，皇帝就用个人化的手段打击相权，宋神宗变法后用制度瓦解相权，宋高宗令宰相空心化，人们不再将皇帝和宰相视为两种机构，南宋宰相的威势不过是因为代行皇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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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相秦桧的淫威

　　宋初，海南岛设四个州：琼州、儋州、崖州、万安州；后来儋州改名昌化军，崖州改名吉阳军，万安州改名万安军；绍兴六年，废昌化、万安、吉阳三军为县，隶属琼州。

　　宋朝不杀士大夫，对文臣的处罚大多为贬谪，罪名越重，贬谪越远，贬到海南，已是极致。

　　宋朝有六位宰相被贬到海南，分别是卢多逊、丁谓、李纲、李光、赵鼎、胡铨，其中后四位都被贬于宋高宗时期，李光、赵鼎、胡铨皆因秦桧。

　　六人之中，李纲被贬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市），李光被贬琼州（今海南海口市）和昌化军，其余人皆贬至崖州（吉阳军）。

　　崖州后来降为崖县，直到上世纪中叶，崖县县政府驻地搬迁到三亚镇，八十年代改县为市，更名三亚市。

　　崖县原驻地，就是现在的崖州古城。

　　崖州古城向南步行二十分钟，宁远河对岸有个名闻遐迩的村庄——水南村。从外观乍看，绿树红瓦，一派现代气象，只有偶尔可见的老房子，才能让人泛起古朴的记忆。

　　水南村西，有半间房顶残破的老屋，只剩三面白墙，孤零零地矗立在乱草之中，显示出历经风霜的沧桑。这座老屋，八百年多前曾是华贵名宅，赵鼎和胡铨曾住在里面，胡铨还为它提名“盛德堂”。

　　2009年，有关部门在老屋旁考古发掘，摸清了盛德堂整体布局和风貌，在原址旁几米外的地方，复建盛德堂，灰白的墙体和屋顶，两进院，如今已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景点。

　　不光水南村，在三亚天涯海角小广场，有一组汉白玉历史人物雕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赵鼎。他披散长发，怒目圆睁，左手握拳，右手拍案，其忧愤不平之气，凛然不可亵慢。

　　绍兴八年（1138）十月赵鼎罢相后，在政治舞台上处于边缘化状态。但其两度为相，声望极高，加上引援洛学，在朝中颇有势力，与武将关系关系也不错，为秦桧所忌惮，是秦桧主要打击对象。

　　秦桧的威能来与皇权而非相权

　　从绍兴九年开始，赵鼎一路被贬，从知泉州，谪居兴化军（今福建仙游县东北），移漳州，又责清远军节度使副使、潮州安置。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御史中丞詹大方再次弹劾赵鼎，说他在贬谪地仍不安分，而宋高宗铁了心要用秦桧，放弃了他，于是将他流放到海南岛吉阳军。

　　赵鼎知道秦桧必欲置之死地，就遣人告诉儿子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于绍兴十七年（1147）绝食而终。[1]

　　可能是每一位被纪念的人物，都要刻画成一身正气。三亚在宣传赵鼎时，强调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其实赵鼎算不得抗金派，他与秦桧有路线不同，更多地是权力之争。

　　北宋前期宰相比较有力

　　南宋被贬海南的名臣，大都是秦桧弄权结果。而北宋则要复杂一些，因为北宋前期的政治体制，一言以蔽之，就是“制衡”，宣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一支独大。

　　北宋前期，宰相的正式名称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理论上可以设三个：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次相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通常只设两个宰相。

　　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都非要害职能，从名称看不出三个宰相有明确的分工。实际上，宰相们联合办公，办公地点叫政事堂。

　　宋神宗元丰之前，皇帝只决策，不管事，外朝悉委宰相，宰相权力很大。宰相不分工，在权力运作上会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当几位宰相相互团结、立场一致时，对皇权是极大的制约。如果宰相们出现矛盾，又会相互掣肘，无所适从。

　　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毕士安、寇准为相，王继英为枢密使，都鼓动宋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尽管内心胆怯，仍勉强听从了宰执安排[2]。澶渊之盟后，宋真宗醉心祥瑞，怕宰相王旦反对，竟向王旦行贿一箱珠宝。[3]

　　宰相权大，只能制约皇权，并不能威胁皇权。按北宋的制度设计，宰相之外，还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副宰相并非宰相的助手，有时权力比宰相还重。比如范仲淹开始庆历新政、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身份都是参知政事。

　　换言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虽然官衔有大小，但履行何种职责，还要看皇帝摆布。即使到了南宋前期，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如赵鼎与张浚同为宰相，一个分管内政，一个分管军事，与常规分工大不相同。

　　防止宰相专权的另一项措施是将权力碎片化。设置枢密院掌管军权，设置三司掌管财权，设置御史台掌管监察权，另外还设谏院负责向皇帝进谏。

　　御史台与谏院弹劾宰相是家常便饭，这样宰相的任期都很短。例如明道元年（1032）二月张士逊为相，恰逢全国大面积旱灾，右司谏范仲淹弹劾他救灾不力，次年十月被罢免，在任二十个月；景祐四年（1038）四月，王随、陈尧佐为相，次年三月，右司谏韩琦上书弹劾二人庸碌，宋仁宗将二人罢免，在位不足一年。

　　除了频繁轮换宰相，皇帝还会在诸相间制造裂痕，制造朋党然后选择性地打击。

　　宋仁宗庆历新政期间，有人攻击朝廷重用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富弼，谏官王素、余靖、欧阳修、蔡襄结党，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严肃主张君子可以有党。然而，皇帝并不关心结党的是君子还是小人，甚至更厌恶君子结党，使皇帝的权威和权力受到威胁，宋仁宗毫不犹豫地利用政敌打击“君子党”，停止了新政，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全部驱逐出朝堂。

　　欧阳修具有建立政党的意识

　　但秦制帝国不允许

　　给宰相树立政敌，需要时致命一击，是皇帝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另一位被贬崖州的宰相丁谓。

　　宋真宗后期，因病不能视朝，皇权逐渐转移到刘皇后手里。这时的宰相是寇准和向敏中，丁谓担任枢密使。刘皇后出身贫寒，寇准瞧不起她，曾反对立她为后，刘皇后因此忌恨。天禧四年（1020）三月，向敏中薨逝，刘皇后趁机拉拢丁谓，与寇准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

　　寇准想以皇太子为靠山，打算废皇后、立太子，被丁谓集团察觉，在真宗面前鼓舌进馋，致使寇准被罢免。寇准失势后，遭到丁谓集团大清洗，最终流放雷州，丁谓也如愿以偿地登顶相位。

　　与刘皇后结成同盟，丁谓渐渐膨胀起来。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驾崩，遗诏太子（即宋仁宗）即位，军国事兼权皇太后处分。这个“权”是临时代理的意思。丁谓拟写诏书时，竟想去掉“权”字。如果去掉“权”字，宋仁宗亲政将遥遥无期，刘太后的权力也会被无限放大。在参知政事王曾的反对下，丁谓才未敢妄为。

　　刘太后深居后宫，丁谓渐渐连刘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了。仁宗年幼，无法早起，刘太后同大臣商议平时独自接受例行朝拜，丁谓断然拒绝。丁谓这样做，自有道理，但却让刘太后失望。后来丁谓又建议限制宫廷开支，二人渐生裂痕。

　　按规矩，首相兼任山陵使，负责办理大行皇帝的丧事。在建造陵墓时，宦官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作为山陵使的丁谓怕负监管责任，试图掩盖真相，包庇雷允恭。事发后，刘太后抓住这一事件，瞒着丁谓召见王曾等其他宰辅，以勾结宦官为罪名，将丁谓贬黜为崖州司户参军。

　　未听政前，刘皇后结交丁谓，是为了打击当权派寇准。听政后，权位已稳，不再放任丁谓，果断弃之敝履，这是政治斗争，也是帝王的宰相策略。

　　宋神宗之后宰相空心化

　　宋神宗元丰年间，借王安石变法的余风，宋神宗亲自操刀，对宰相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将政事堂职能重新归于三省名下，中书取旨、门下复审、尚书执行。宰相一般设两位，分别门下省首脑和中书省首脑，同时兼任尚书省职务，首相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改制后，政务运行重心落脚在尚书省，尚书省下又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才是具体的政务办理部门。两位宰相一个管理门下省，一个管理中书省，尚书省交叉任职，职权大为削弱，不再总揽政务全局。

　　那么，政务的实际负责人是谁呢？是皇帝！这样皇帝就从幕后走向前台，以现代公司制度类比，既当董事长，又作首席执行官。

　　元丰改制还对台谏进行了重新处置。改制前，御史台和谏院具有相对独立性，不由宰相领导。改制后，御史台居于尚书省之下，谏院撤销，在门下、中书省设置言官，这样，台谏完全失去独立性，对百官的监督弱化，对皇帝的监督几乎不存在，皇权独大、乾纲独断的局面初步形成。

　　南宋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到元丰间，（皇帝）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4]

　　宋神宗所用的两位宰相吴充和王珪，都是碌碌无为之辈。吴充受到次相王珪和御史官蔡确的排挤；王珪心思缜密但缺少魄力，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逆鳞之举。他上殿进呈时，说“取圣旨”；神宗决定之后，说“领圣旨”；退朝后告诉下面的人，说“已得圣旨”，周围的同僚称他为“三旨相公”，王珪也不生气，以安分无事为得计。

　　宋神宗待他们很薄，经常因为微小的过错对他们罚薪，还让他们到宫门叩首谢恩。宰相宫门谢恩，宋朝开国以来未有经历。宋神宗用这种方式向大臣宣示：天下唯我独尊，与士大夫共治的历史一去不回。

　　宋神宗是可以媲美宋高宗的暴君

　　宋神宗的如意算盘打得精细，奈何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愿作这个“首席执行官”。到了宋徽宗朝，醉心书画古玩，不愿操心朝政，加上财政困难，国这个“家”不好当，怎么办？只能向宰相赋权。

　　宋徽宗长期任用蔡京为独相，政事悉数交于蔡京，自己乐得沉溺于艺术。蔡京年事高后，加其为太师、领三省事，仍然把持朝政。

　　宋神宗虽然缩小了宰相职权，宋徽宗权外赋能，宰相权力反而更大了。这时的宰相，类似于现代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皇帝一直是“老板”“董事长”，行政权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宰相集团集中行使，类似于办公会议制度；第二阶段，皇帝直接行使行政权，类似于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第三阶段，皇帝指派代理人（宰相或更高职衔）负责，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制度。

　　南渡后的君相关系，基本上还属于第三种，只不过前几年，宋高宗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因此频繁换相。等到秦桧第二次执政，代理人固定下来，二人一直合作到秦桧死亡。南宋权相不断，正是这种模式使然。

　　秦桧后期弄权，包括迫害赵鼎等反对派，宋高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秦桧在权力上是一体的。

　　[1] 《宋史》卷三百六十《赵鼎》，第1663页。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七，第1256、1257、1267页。

　　[3]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王旦》，第1306页。

　　[4] 《朱子全书》卷一百三十《本朝四》，第4033页。

　　本文节选自郭瑞祥《临安之变》，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主要讲述南宋体制的形成及其与北宋的区别、对后世的影响，叙述翔实，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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