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寡头政治中的民主元素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在古典时代被人们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支持雅典的往往都是民主派，而支持斯巴达的都是寡头派，这更是强化了斯巴达作为寡头政治代表的地位。然而事实上，斯巴达作为希腊城邦中的一员，从“城邦等于公民”这个角度来说，公民在斯巴达国家中享有一系列权利，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我在《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中特别拿出一章，讨论斯巴达制度和社会中的民主成分。这里我做一个概要的介绍。宣称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理由，一般是两个。一个是说斯巴达居民分成三等，分别是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其中斯巴达人是全权公民，人数最多时也只有九千人，后来因为失去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大概只有一两千人，甚至只剩几百人了。庇里阿西人是居住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周边的人，又称边民。他们有人身自由，但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可能有数万人。黑劳士经常被称为奴隶，但实际地位近似农奴，没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说公民权了。他们人数最多，可能有十多万人。这样，在斯巴达20万—30万的总人口中，享有公民权的，最多时不超过9000人，比例非常低，不超过5%，的确是寡头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寡头制这个来自希腊语的词最一般的含义，就是少数人的统治。

说斯巴达是寡头制还有第二个理由，这就是斯巴达公民内部的权利分配不平等。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正如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的，希腊城邦中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差别，不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上都是贵族制。比如雅典，我们现在知道，它最强盛的时候总人口可能在30万—40万人，但公民也就4万—5万人，占10%左右。用现代的标准衡量，那是妥妥的寡头制。但大家都认可雅典是民主制，是因为雅典公民内部虽然有财产多少的区分，但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基本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出席公民大会、担任法庭审判员，或者出任官职。斯巴达的公民则相当不同。斯巴达人内部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比如斯巴达的两位国王肯定是超级富豪，另外，长老会的议员，还有担任斯巴达官职的某些人，也拥有不少财产。有些人富有到可以自己养马和训练马匹，参加奥林匹克的战车比赛。富人在斯巴达可以担任官职，出使外邦，在国内政治中也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即使就斯巴达公民内部而论，斯巴达人也是不平等的。

最能表达城邦民主性质的是公民大会。然而，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在整个政治中的作用似乎比较有限。首先，斯巴达人都是士兵。作为士兵，服从是他们的本能。在公民大会上，面对他们的统帅和长官，普通士兵敢发表与主持会议的那些长官不同的意见吗？其次，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只能对长官们提交给他们的问题进行表决，不能讨论，也不能修改。最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没有科学的投票制度，表决时根据呼声高低决定。这让会议容易被操纵。必须承认，这些的确是斯巴达制度中不够民主的地方。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斯巴达与其他实行民主的城邦相比，似乎又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关于公民比例，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如果雅典是一百步，则斯巴达大概也有五十步。就公民大会的权力论，斯巴达人因为脱离生产劳动，长期生活在军营中，所以以公民大会的出席率而言，肯定超过雅典，毕竟雅典公民达到数万人，公民大会的会场却只能容纳6000人。另外，跟雅典一样，斯巴达公民大会也有定期集会制度，大概每月一次。遇到重大问题，还可以临时召开。斯巴达人的确是士兵，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都顺从地接受长老会或监察官的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人只会接受建议，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公民大会有时并不听话。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召开的向雅典人宣战的那次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监察官明显倾向于战争，但真正表决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判断哪一种声音更高，只好特别要求所有公民分成两边，以便确定支持宣战的公民的数量。有的时候，公民大会还会一反常态地攻击国王。其中最有名的事情，是公元前418年左右的一次战役，因为国王处置失误，公民们据说非常愤怒，打算对国王施加惩罚。国王被迫认错，并且承诺下次一定听从公民的建议，才算作罢。但这位国王在下次作战时可能急于洗白自己，于是在形势并不特别有利时，急促进军，又被一个人批评了。这次国王学乖了，很快听从了建议，斯巴达人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些事实表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在某些时候，还是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而斯巴达的几乎所有宣战、媾和这类大事，往往都是在公民大会上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斯巴达制度和政治运作中，还是有一定民主性的。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斯巴达实行的是混合政体时，就已经承认了斯巴达政治中含有民主成分。这样看来，梁启超在《斯巴达小志》中直接把斯巴达定义为民主性质的专制，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