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女性觉醒——《出走的决心》

贩卖女性觉醒——《出走的决心》

今天聊聊中国电影《出走的决心》。

片名Like A Rolling Stone (2024)，别名婚姻往事 / 亲爱的妈妈。

2020年，56岁的苏敏开着一辆白色大众轿车离开河南老家。她穿过秦岭的隧道，驶过云南的盘山公路，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下自己的旅程。镜头里的她笑着，身后是连绵的山脉和陌生的城市。这个画面曾让无数人感动，一个中年女性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独自上路，听起来像极了浪漫的冒险。

但电影《出走的决心》没有拍成公路片。导演尹丽川将镜头对准的，是苏敏出走前的三十年。影片中，咏梅饰演的李红被困在狭小的房间里。李红的旅行计划从四川同学会推迟到疫情结束，再从“等孙子上了幼儿园”变成“等女儿找到新工作”。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导演尹丽川将中国女性可能遭遇的所有不幸，一股脑塞进李红的人生。丈夫冷暴力、女儿情感绑架、父亲重男轻女、社会规训压迫……这些元素单独拎出来都值得深挖，但堆在一起反而像一份“苦难清单”。

电影中，李红的丈夫孙大勇被刻意塑造成“温和版恶人”，不家暴、不酗酒，只是瘫在沙发上使唤妻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妻子该承包所有家务，顺口贬低她“连个汤都熬不好”。这种处理看似“去极端化”，实则更显刻意。

导演的意图很明确，重点不是“如何出走”，而是“为何出走”。影片用大量细节堆砌出李红被蚕食的人生。

但影片的局限同样明显。为强化冲突，导演将苏敏丈夫的暴力行为弱化为冷暴力，让所有矛盾集中在李红一人身上。

现实中，苏敏的丈夫曾对她施暴，但导演却选择淡化暴力，转而放大日常琐碎的压抑。为何？因为冷暴力更容易让观众自我代入制造对立。

影片最尖锐的批判，藏在三代女性的关系里。

1980年代，李红因父亲一句“女娃读什么大学”被迫辍学；2020年代，成为外婆的她又被女儿央求：“妈，你再帮我带一年孩子。”小雪看似是现代独立女性，她痛恨父亲的专横，支持母亲离婚，却在失业后理直气壮地要求李红继续当免费保姆。当李红爆发怒吼“我和你一样需要生活”时，小雪愣住了，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也在剥削女性。

导演采用了春秋笔法，把所有矛盾、不幸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意图毫不掩饰太过于明显。这种“春秋笔法”虽放大了戏剧性，却也简化了现实困境。

这种手法暴露了创作者的投机，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立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化的“压迫者”。当孙大勇敲打厨房玻璃催饭时，当他把烟灰弹在桌子上时，银幕外的观众早已被引导至预设的立场。这不是在呈现现实，而是在制造靶子。

鲁迅曾在1923年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个世纪后，《出走的决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影片宣传时高举“女性觉醒”大旗，但剥开这层外衣，内核却是老套的爽文逻辑。受气包母亲突然觉醒，一脚踢开所有拖累，潇洒上路。这种叙事像极了短视频平台的逆袭剧本，只不过把“逆袭”换成了“中年女性出逃”。

屌丝

更值得玩味的是电影的商业算计。真实事件中，苏敏的旅行充满现实窘迫，为赚路费直播带货、被网友骂“炒作”、与女儿共同还贷买车。但影片只保留“公路美景+社交媒体点赞”的浪漫画面，对经济压力和家庭撕裂闭口不谈。这种选择性美化，与其说是致敬原型，不如说是为观众熬制心灵鸡汤。毕竟，承认“出走需要钱、需要狠心、可能众叛亲离”等现实问题，远不如“一脚油门奔向自由”来得治愈。

当小雪在片尾突然醒悟、主动带娃时，这种强行和解更暴露了创作者的怯懦。他们既要消费女性苦难，又不敢真正挑战传统家庭结构。最终，“觉醒”成了安全区里的行为艺术。

谁不想放飞自我出去吃喝玩乐，这和性别无关。就像指责普通人不肯消费一样，难道大家不喜欢消费吗。

没有性别矛盾，只有阶级矛盾。故意矛盾下移，发动群众内斗，才是最坏的。

导演将李红的困境全部归因于性别压迫，却对更残酷的阶级现实视而不见。

1980年代，李红因贫困被迫辍学；2020年代，她攒了三十年私房钱才买得起二手车。这些细节本可延伸出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但影片却匆匆带过，转而把矛头对准“父权制”。

这种简化不仅幼稚，更是危险的误导。现实中，更多女性像李红一样，被困在流水线、外卖站和育儿嫂岗位上。她们不是不想“出走”，而是走不起，房贷、学费、老人医药费像铁链拴住双脚。当导演让咏梅对着雪山张开双臂时，那些真正在城中村出租屋里挣扎的女人们，反而成了沉默的背景板。

导演如果拍成公路片，用正面事例说话，我还会佩服你，现在直接打拳，让人很反感。

《出走的决心》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将结构性矛盾转化为情绪买卖。

导演深知当代年轻人的痛点，原生家庭创伤、职场歧视、育儿压力。于是李红的故事成了万能情绪容器，每个观众都能往里投射自己的怨气。

但这种愤怒是廉价的。影片不敢触碰真正的权力结构，转而将矛盾下放至家庭内部。女儿与母亲的撕扯、妻子与丈夫的冷战，这些私人领域的冲突被放大成社会议题，真正的剥削者反而隐身。当观众为李红握拳叫好时，或许该想一想，是谁让996成为常态？是谁把教育医疗住房变成重负？又是谁在持续压低家政工人的时薪？

将这些问题统统简化为“性别战争”，无异于给癌症患者贴创可贴。当小雪指责母亲“自私”时，镜头没有展现她作为互联网从业者的996日常；当李红终于驾车离开时，画面回避了中老年女性再就业的艰难。这种片面的叙事，本质上和“女性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消费主义话术一脉相承，它提供情绪宣泄，却拒绝真相。

更讽刺的是，电影本身就在复制它批判的逻辑。全女性制作团队的营销噱头、社交媒体上#带妈妈看电影#的话题营销、咏梅“影后级演技”的通稿……这些商业操作与“女性互助”的旗号形成荒诞对比。当女权成为票房密码时，谁还记得苏敏在直播间卖货时的尴尬笑容？

想利用打拳割韭菜的人，坏，被如此毫不遮掩割韭菜的人，蠢。

电影结尾，李红在公路上大笑的画面完美、光鲜，却极为虚假。这种虚假的自由，恰恰暴露了创作者的傲慢，他们以为女性需要的只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看不见千万个李红正被困在更复杂的网中。

消费女性苦难，

转移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