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一场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一个时代

作者｜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

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

一切同时代人立即感到米格尔·塞尔维特（编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自然科学家，1553年10月27日，被日内瓦教会施以火刑。）被烧死一事是宗教改革运动在道德方面的分水岭。在那暴力横行的世纪，其实个把人被处死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从西班牙海岸一直远到北海和不列颠各岛，当时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有无数的异教徒被活活烧死。成千上万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人被人以各自所谓的“惟一真正”的教会和教派的名义，押往刑场，被烧死、砍头、闷死或淹死。在卡斯台利奥的《论异端分子》中这样写道：“倘若就此毁灭的，——我根本不说那是些马，而只是些猪，那么每个君王都会说，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可是被除掉的只是些人，因而就根本没有人想到，去数一数这些牺牲品有多少。深感绝望的卡斯台利奥当然还不能预见到我们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纪，他喟然长叹：“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哪个年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流洒过这么多的鲜血。”

米格尔·塞尔维特（Miguel Servet）

但是在以后若干世纪里，在无数暴行恶事中总有一桩使得似乎沉睡的世界良心突然惊醒。塞尔维特遭受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他那时代所有其他的人。二百年后吉本还承认：“这一次牺牲给他的震撼比宗教法庭的柴堆上发生的第一千次牺牲对他的震撼都更加深刻。”因为塞尔维特的行刑——借用伏尔泰说的话——是在宗教改革期间发生的第一次“宗教的谋杀”，也是第一次相当明显的否定了他们原来的思想。“异教徒”这个概念本身对于新教的学说而言，便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新教的教理允许每个人都有解释《圣经》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路德、茨文利和麦朗希通从一开始也都对施加于他们运动中的局外人和夸大狂的每种暴力行为明确表示厌恶。路德明确表态：“我不大喜欢死刑判决，甚至对那些罪有应得者判的死刑我也不喜欢。在这件事上使我吃惊的是人们举出的例子。因此我怎么也不能同意把假博士们处死。”他以引人注目的简洁明了的方式写道：“对异端分子不得以外部的暴力来予以镇压或制服，而只能以上帝的圣言来打倒。因为异端是一种精神事件，无法用某种尘世的火焰或者尘世的流水来洗涤干净。”茨文利也同样对市政委员会的每个诉求，对于每次采用暴力行为都明确表示反感。

可是不久，这种新的学说因为在此期间已成为一种“宗教”，不得不认识到——其实旧的教会早已认识到——，长此以往，如不动用武力帮助，无法维护权威的地位。因此为了推迟那不可避免的决定，路德建议，先做一个妥协。他想知道如何区别“异端分子”和“暴乱分子”，如何区别那些“抗议派”和“暴乱派”。前者只是在精神宗教事务上背离了宗教改革过的教会，而后者则是真正的暴乱分子，他们想通过宗教秩序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社会秩序。只有在对待后者时——指的是再洗礼派教徒，——他同意当局有权进行镇压。可是对于那决定性的一步，即把持有不同意见者和自由思想者交给刽子手去行刑时，进行过宗教改革的教会领袖们，无一愿意对此下定决心。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作为精神上的革命者，认为有责任，奋起反抗教皇和皇帝，捍卫内心的确信，把它视为最神圣的人权。这个时代他们还都记忆犹新。因此引进一种新的，一种耶稣教会的宗教法庭，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行的。

如今加尔文以焚烧塞尔维特迈出了这世界历史性的一步。他一下子就把宗教改革争取到的“基督徒们的自由”权利撕得粉碎，一步就赶上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为了自身的荣誉，在把一个随心所欲地解释基督教信仰问题的人活活烧死之前，至少迟疑了一千多年，这是它的光荣。加尔文执政还不到二十年，就以他精神暴政的这一寒碜已极的行为，玷污了宗教改革，在道德风习意义上，他这行动也许比托尔奎马达的种种暴行，更加值得鄙视。因为，当天主教会把一个异教徒从他们社会当中驱赶出去，交付给世俗法庭发落时，教会认为，这绝不是为了泄私忿报私仇，而是把永恒的灵魂从它那罪孽深重的尘世肉体里解救出来，这是一种净化，一种拯救，使人回到上帝身边。这种救赎灵魂的思想，在加尔文冷冰冰的司法机关里是完全忽视不顾的。他关心的并不是拯救塞尔维特的灵魂：完完全全是为了巩固加尔文对上帝阐述的不可侵犯性，才点燃了香佩尔广场上的柴堆。塞尔维特之所以死得那么惨烈，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否定上帝者，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人，而只是因为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某些论点。因此，几百年后，自由城市日内瓦为自由思想家塞尔维特树立的纪念碑上刻的铭文，称塞尔维特为“时代的牺牲品”，想以此来为加尔文洗刷罪名，也是徒劳。因为并不是他那时代的盲目和妄想，把塞尔维特推上了火刑柱——蒙田和卡斯台利奥，也生活在那个时代——完完全全是加尔文个人的独断专行造成了这场惨剧。没有什么借口可以为新教的托尔奎马达洗刷这一行动的罪名。因为可以说，缺乏信仰或迷信盛行都有可能产生于一个时代；但是一件孤立的恶行，永远只该由干这件事的人来对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