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丨肝儿疼

电视剧《大宅门》剧本的创作过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毁。传言甚多，在网上也被描绘得五花八门，特别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电视剧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那就是我，由于外扬了家丑，在向宅门族中人请罪。

我没必要向宅门族中人请罪，也无罪可请。我只向母亲认罪，那一跪只向着我的母亲。上高中二年级时，我十六岁，开始写《大宅门》，以小说的形式。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脸色很不好，指着我的小说手稿问：“你在写什么？”我说：“小说。”母亲说：“你胡写了些什么？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我急了：“您怎么能偷看我写的东西？”母亲说：“你胡写就不行，你把它烧了！”母亲从未向我发过怒，我不再吭声。没想到第二天我回来，发现手稿不见了，是不是被烧了，我不知道。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北京人》影响很大，把老爷子写成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写成了流氓、恶棍，暴虐、残忍，把母亲写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妇女形象。那时，母亲已是宅门中的掌门人，是不愿意触及少年时那段历史的，大概觉得不光彩，门第、出身、地位这些在充满市侩势力的家族中是很残酷的。这是母亲十分忌讳并认为大逆不道的一件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上大学以后，我又动笔了。第二稿写的是电影文学剧本，有关母亲的过往，这一稿中是没有的。一九六四年，我成了“反革命”，被勒令交出《大宅门》的手稿，我的行为最终落实在我的定案罪行中——“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

一九七〇年，我开始写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这一稿其实是素材整理，一年多时间我差不多写完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运动又来了，素材稿一旦被查出，我就是知罪犯罪，于是趁人不备，我把笔记本扔到火塘里烧了。

一九七三年到广西后，我又写起了小说。有了家，我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每写一章，就给几个哥们儿传看。他们隔个把月看一章，看得兴起，后来等不及我写完一章就要看。但只要写到母亲的故事，我总是别别扭扭，欲进还退，怎么写都心虚。

到一九八〇年，我写了十几万字，那时正与前妻闹离婚。我净身出户，只要我的小说手稿，前妻说烧了。从十六岁到四十岁，多少年？二十四年。我写了四稿，一个字都没留下。

一九九五年春节过后，我第五次开始写《大宅门》。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准时坐到书桌前写剧本，夜里十二点准时睡觉，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见任何亲朋好友，冰箱里装满各种熟食，每天烧一大壶开水备用。我坚持了四个半月，完成了五十二集剧本《大宅门》（后改成四十集）。母亲已于一九七八年去世，写作上，我应该没什么障碍了，按理说也不该有什么顾忌了。但从第三十集写李香秀这个人物开始，我心里总是犯嘀咕：母亲当年的怒容历历在目，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母亲。于是对每场戏、每句台词、每个动作的描写，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心想绝不能让母亲挑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我把对母亲的怀念、敬仰、深深的爱，都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了。

后来网上有人评论说，因为李香秀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所以被塑造得特别完美。这话说得没错，这是整个故事情节的主线之一，前面有二奶奶、黄春、白玉婷、杨九红这一系列女性人物争奇斗艳，所以香秀这个人物塑造起来难度极大。我想，至少得与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因此在每个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别大。我越写越兴奋，越写越来劲儿，当写到第四十集（原五十二集）七爷与香秀定情那一场戏时，我真的满意极了，得意极了。

这场戏一写完，我如释重负，感觉终于把最难写、最令我发怵的一场戏，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我把笔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在此时，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阵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还是钻心地疼，好像是肝儿疼。我想，站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就好了。往起一站，疼得更厉害了，浑身冒冷汗。躺下也许会好点？我用拳头死顶住痛处，挣扎到床边，趴到床上。没用，疼得我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在床上翻滚了几下，已是疼痛难忍。我心想坏了，肯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必须去医院。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我勉强够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打给我常年包车的一位司机师傅，他是我当时在北京最信任、最亲近的人了。电话打通后，我已经没力气说话了，只说了一句“小徐，我不行了”，一撒手，电话筒就掉了。我忽然想起我的房门是从里面锁着的，人来了也进不了门。我靠着墙，蹭到门口，打开门，挣扎着回到床边，却上不去床了，坐到地上已是筋疲力尽。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几分钟，小徐师傅来了，一看见我，就傻眼了。我说：“去医院。”小徐师傅说：“去医院可以，可我必须叫人来。郭导，您现在这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儿子远在非洲，小徐师傅只好打电话找了两个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个人是《大宅门》的剧本顾问王先生。这位王先生跟了我五年，很有才华，见多识广，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关于母亲对我写作《大宅门》的态度，我全跟他说了，我们反复研究过李香秀这个人物怎么写。他说：“没问题，这么写，就是老太太活着也不会反对，会高兴的。”从写剧本开始，我与王先生每星期见一次面，已经有十多次了。这几年我和他走得最近，所以小徐师傅第一个想到了他。一见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们正要把我往楼下抬，我忽然摆摆手，叫他们别动。我对王先生说：“我刚刚写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忙走到书桌前去看。王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看完剧本，走到我跟前说：“明白了，宝爷，把这一章删了吧，这是老太太不叫写呀，要不然把关于李香秀的这条线删了？”我也明白了，说：“行了，别管我了，你们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这怎么行？去医院！我怎么说，他们都不放心走。我急了，用尽最后的力气吆喝道：“走！快走！”大家被吓住了。还是王先生明白，说：“走吧，叫宝爷好好想想。”人全走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打开橱柜，从相册里取出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摆在床头，对着照片盘腿而坐，用茶杯死死顶着我的痛处，跟母亲聊上了：“妈，您这是想要我的命。我把您写得那么好那么美，您凭什么不叫我写？我给您抹黑了吗？我还告诉您，我就这么写了。怎么着？就不删。就不删！就不删！”我愤怒地号叫着。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疼了。我自己都傻了，不疼了。我摸着刚才的痛处，那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电话响了，王先生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王先生没听懂：“没事了是什么意思？”“我跟我母亲聊了会儿天，撒了个娇，她饶了我了。”

此后，每年清明扫墓，我都要与母亲聊上一阵，聊的第一项内容，固定是《大宅门》中的事儿，边聊边向母亲忏悔、认罪，请母亲原谅。于是，电视剧片头出现了一个人长跪不起的那幅衬底。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都是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