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先秦时代，中国人的生存逻辑

汉代画像石，专诸刺吴僚

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大事一样，“吴师入郢”这一有着多重原因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被史家简化成了伍子胥与楚王的个人恩怨。不过，正如蝴蝶的翅膀有时是风暴的起源一样，一些历史细节确实是起于青蘋之末的微风。

楚灵王因为穷奢极欲而造成民怨沸腾，然而他的继任者楚平王仍然“奢侈纵恣，不能制下”。在他的统治下，权贵阶层仍然过度剥夺百姓，导致“民不安其土”，使楚国国力持续下降。楚平王的一次荒唐举动，更造成了春秋史上另一次更著名的智力输出。

伍子胥画像

楚国的贵族伍氏一直贤人辈出。在楚灵王时代，伍举敢于在章华台上直言进谏。在平王时代，他的儿子伍奢因为贤明出众而成了太子建的太傅。然而不幸的是，正是这一任命让他身遭奇祸。

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为太子建聘秦国公主伯嬴为妃。第二年，伯嬴被迎娶到楚国郢都。不料公公一见到儿媳，就被她的美艳惊呆了，居然将太子的妃子据为己有。

这一变故使尴尬而愤怒的太子建与楚平王渐生嫌隙，太子建后来逃离了楚国，造成了轰动天下的新闻。楚平王认为儿子逃走是太傅伍奢没有教育好的缘故，一怒之下，将伍奢的家人，包括其子伍尚诛杀。伍奢全家只有他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幸免。

伍子胥与孔子同一时代，从小“勇而多谋”的伍子胥历尽艰难逃出了昭关，来到吴国。如果说巫臣的第一次“智力输入”令吴国脱胎换骨，那么伍子胥的第二次“智力输入”更是令吴国如虎添翼。

不过，巫臣入吴时已经是天下闻名的政治家，所以马上受到礼遇。而刚刚到达吴国时的伍子胥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公元前522年，衣衫褴褛的伍子胥出现在吴国街头。他满面尘土，饿得站不起来，只好匍匐在大路上，伸出手去，向吴人讨饭。《战国策》说他“夜行而昼伏，至于菱水（即漂水，在今江苏省溧阳市境内），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也就是说，楚国对他的追捕很急，他只能昼伏夜行。到了吴国之时，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只好乞食于路。

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7年之中，他只是吴国贵族公子光的一名普通的食客。不过，伍子胥从来没有动摇过杀回楚国的信念。他的余生就只剩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复仇。

公元前515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政变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登上了王位，使其成为新君阖闾，也使他自己登上了吴国政坛，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二

公元前516年，在位13年的楚平王享尽荣华富贵后去世，楚平王夺太子建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即位，成为楚昭王。楚国君臣们安然享受着祖先们创造的财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小国吴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战争大戏。在为父兄复仇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伍子胥导演了一场春秋史上最精彩的进袭战。这场战争，不但将使楚国的百年古都化为一片灰烬，也将使楚国走向灭亡的边缘。

如同一个国家上升期的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吴王阖闾也知人善任。为了谋求霸业，他大胆任用外国客卿，除了重用伍子胥外，他还将另一名楚人伯嚭（pǐ）用为参谋，任命从齐国奔吴的孙武为将军。伍子胥遂与孙武一起，日夜操练吴军。

虽然对最终战胜楚国很有信心，但是伍子胥认为楚国现在还有相当的实力，在最终出兵伐楚之前，要进行一个必要的铺垫。伍子胥为阖闾献上了著名的“三军疲楚”之计。他对吴王阖闾分析道：“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左传·昭公三十年》）也就是说，楚国权力分散，决策层优柔寡断，很难下决心。他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轮番去骚扰楚国。楚国君臣耽于享乐，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便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以三军攻之，胜券自然在握。吴王马上依计而行。从此楚国就面临了“无岁不有吴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击败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

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国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攻楚。

伍子胥深知，吴国毕竟是一个小国，要击败楚国这样的大国，只能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直取要害，力求一击致命。吴军采取了突袭战术。《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说：“吴军这一深远迂回的战略奇袭，在实施战略机动时，完全出乎楚人意料，兵不血刃，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吴军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闪电战”的典范。

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吴人的军事技术已经达到天下一流，与此同时，吴国人血液中那尚武好战的蛮族因子还没有稀释。也就是说，吴国正处于蛮夷文明与中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上，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战斗力开始超过老迈的楚国。

楚昭王仓促集合军队迎战，在汉江边被吴军击败，只好后撤。吴军的进军速度令楚军无法想象。《吕氏春秋》说：“吴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左传·定公四年》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往往是败逃的楚国刚刚停下来做饭，吴军就已经赶到。楚军只好弃灶饿着肚子逃跑，而吴军吃完楚军做的饭，继续追击。就这样，吴军五战皆捷，势如破竹，攻破了郢都。

楚昭王逃亡到属国随国。伍子胥率领吴军浩浩荡荡开进郢都。伍子胥命令将士将郢都夷为平地。吴师“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郢都中火光冲天，一座座豪华的府第在大火中倒下。

接下来，伍子胥又带领一支军队，来到楚国王陵。他命人将楚平王的陵墓挖开，拉出楚平王那已经腐烂了的尸体，拿起马鞭，狠狠地向尸体抽去，足足打了300鞭，才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三

虽然伍子胥灭了楚都，但是楚国后来的大诗人屈原却好几次写诗歌颂他，表示“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我要投入大海啊，去追随伍子胥的灵魂”）。先秦的史籍，比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提到伍子胥，都是肯定他的光辉事迹的，说他是“烈丈夫”。因此，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

确实，伍子胥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楚人的性格，即热烈和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著名的复仇故事大多以楚人为主角。

不过，如果放在后世，伍子胥可能就不再是正面形象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亲被杀就叛国投敌，攻打自己的祖国，在后世的价值标准中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应该被骂为“楚奸”。后世岳飞和长子岳云都被宋高宗冤杀，如果岳飞其他3个儿子投奔金朝，帮助金朝灭了宋朝，肯定没有任何人去歌颂他们。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在先秦会受到肯定呢？

因为在先秦，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与后世并不一样。在先秦，中国社会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周王的亲人又在自己的小国之内，再进行层层分封。因此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君重要。《郭店楚简》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君。但不能为了国君不管父亲。因此儒家认为，血缘原则是最重要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给父亲报仇，是绝对正确的，别管对方是不是国君。

因此，伍子胥在逃离楚国时才可能与自己的好友、楚国大夫申包胥发生这样一段对话。《左传·定公四年》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当年他对申包胥说：“我必灭楚。”申包胥答道：“你若灭楚，我必复楚。”

申包胥是伍子胥青年时代的好友。他同情伍子胥家族的悲惨遭遇，认为伍子胥为父报仇，是正义之举，无可指摘，所以他才说“勉之”。但与此同时，他不能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因此又说“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

因此，郢都被攻破之后，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跖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淮南子·修务训》）。

他跪在秦哀公面前，向秦国乞师：“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左传·定公四年》）

虽然秦国与楚国是盟友，但是兴举国之兵援救，仍然是一件不好下决心的事。老谋深算的秦哀公说：“你先下去休息吧，让我再考虑考虑。”

申包胥哪有心情去休息。他就站在秦宫墙外，放声痛哭。史书夸张地描述说，他“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左传·定公四年》）。

历史演义一直说，秦哀公是被申包胥七日七夜的痛哭打动，才派出兵车500乘以救楚。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富于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如前所述，春秋晚期晋、吴成为一派，而秦、楚、越成为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远交近攻，从那时起就是不变的国际关系规律。秦国与晋国是多年的宿敌，那么晋国的盟友吴国自然也就是秦国的敌人。表面上看，秦哀公是被申包胥七日七夜的痛哭打动。而事实是，秦国稍作推辞，只是为了提高出兵的要价。即使楚国不承诺什么，秦国最终也会出兵，因为秦国救楚，表面上是抵抗吴国，实际上是在抵抗邻居晋国的霸权。

国都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楚国各地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沿路打击吴国军队。而秦人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尚武的楚人与吴军开始相持。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以寡击众，国力有限，随着战争的延长，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在经过几次战败后，吴军不得不带着战利品撤回国内。楚国幸存了下来。

虽然国家没有灭亡，但楚国也因此战而失去了霸主地位。蛮夷小国吴国得意扬扬地向天下宣称，它成了新一任霸主。“吴国势力的崛起及其屡屡不断地西向侵楚，是晋楚争霸的主格局向东南方的延伸。”（冯立鳌：《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