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摄政王载沣下台后的日子

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将亡，载沣已自己下台换取袁世凯上台，他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袁世凯能够让帝国起死回生。

就在载沣辞退几天后，袁世凯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阐述了新内阁解决时局的主张：“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人民所主持着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之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者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袁世凯当时基于对中外国情的认识，认为保留君主的名号，在中国大转型时期，对保持国家统一、稳定有利。但这个主张得不到革命党派支持，连立宪派也不支持了。袁世凯从湖北入京的当日（11月15日），主宪派骨干徐勤致函康有为说：“满人气运已绝，（康有为）若复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乞切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赛则公开说，“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

大清亡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袁世凯的努力难以奏效。南方坚称，推翻帝制不容谈判。以铁良、载泽、良弼、善耆等为骨干的皇族亲贵们则称，绝对不允许废除帝制、民军若坚持推翻帝制，则只有一战。但是、这些人也只是嘴硬，没有什么挽教大清帝国的实力和具体行动。

载沣与铁良、载泽、载涛等人不同，他深知，维系帝制，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势力，载沣以实际行动支持袁世凯，在满洲亲贵会议上支持袁世凯的主张。在南方和皇族亲贵夹击下，袁世凯把自己向南方让步方案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下的宪政，改由国民代表会议决定方案，提交隆裕太后，请求她召集皇族亲贵们开会讨论。12月27日，距载沣下台19天，他以亲王身份奉旨入宫参加会议，与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载泽、载洵、载涛、溥伦等一起，讨论袁世凯的和谈主张。当日，发布上谕，以隆裕太后的口气称：“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国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清廷之所以能有这样大副度让步的态度，庆亲王奕劻和醇亲王载沣起到了关键作用。

载沣积极响应袁世凯皇族亲贵捐助军饷的呼吁。皇族亲贵一直向袁世凯施压，要求与南方决战，袁世凯以国库空虚军饷无着为由予以搪塞，并呼吁皇族亲贵们捐款。宗人府遂制定了“爱国公债章程”，载沣积极响应，看到章程后隔了一天，就以醇王府岁奉五万两折合银圆六万二千五百元，再提每百元之十五，捐出银九千三百七十五元。此后，又接到宗人府通知，传达隆裕太后懿旨，要求王公将私存款项提回购买公债，载沣因为没有私人存款，特派人向袁世凯做出说明，袁世凯不大相信，载沣致函请他查中外银行，看看是不是有私人存款，袁世凯回函说要查，几天后，袁世凯致函载注，称查明醇亲王府确实没有私人存款，但载沣为表诚意，又拿出俸禄续购爱国公债一万两。

此时日本人正利用南北分治的时机，多方活动，试探清朝北迁东北的可能性，以便分裂中国，这是袁世凯所警惕的。载沣下台后，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与载沣密切交往的日本陆军中将、男爵福岛安正之子福岛三郎到醇王府拜访载沣，载沣没有见他，只是派人持名片答拜之，从而没有给日本人开口的机会，袁世凯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的直接插手。载沣之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担心给袁世凯添乱，给自己惹麻烦。但是，局势的变化却出乎载沣和袁世凯的预料，南方拒绝了召开民选国会讨论决定“国体”的建议，并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海外囚归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过到中山致电袁世凯，他只是暂时的，一旦袁世凯劝清帝逊位，则即袁世凯推举为共和国大总统。

袁世凯当时虽然公开宣称坚持君主立宪，并撤换了擅自表态赞同共和的和议代表唐绍仪，但面对南北僵局，他并没有以武力解决的打算，尽管包括王公捐款在内的军饷已筹措数百万之巨。进入1月中旬以后，袁世凯试探性提出了请清帝逊位的建议，载沣不得不再次介入政事。

1月15日，载沣终于坐不住了，他主动约请一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庆亲王奕劻一起，前去拜会袁世凯。这次拜会，应该是了解袁世凯真实意图，探听逊位条件的。

16日，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一起觐见了隆裕太后，这次觐见的主要目的，是转达袁世凯意见和建议的。也就在这一天，发生革命党刺杀袁世凯案，载沣派人前往袁府探视。随后，即接到宫中禀事处传旨，要奕劻、载沣等明日进宫议事。17日，隆裕太后主持召开御前会议，王公亲贵奕劻、载注、溥伟、载泽、溥伦、载洵等6人（肃亲王善耆未到会）、蒙古王公7人与会，御前会议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举行。曾经扭任资政院议长、农工商大臣的溥伦首先提出皇帝“自行逊位”，让袁世凯为总统的建议，并说：“事若果成，岂但中国之幸，抑亦皇室之福。”庆亲王奕劻附和说，除了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外，别无其他安全办法。载沣是倾向于奕劻意见的，但他不便表态。溥伟和载泽等人则坚决反对，他们相信朝廷仍有优势，不妨坚持一下，如果现在宣布同意逊位,无疑缴械投降，断送大清江山，成为历史罪人。隆裕太后伏在案上，抱着宣统帝边听边哭。双方两派驳活甚久，无果而散。隆裕太后只是命载沣等于初一日(1月10日）会同内阁大臣共同研究是否逊位问题。

18日，反对逊位的宗室亲贵纠集数十人来到庆王府，质问奕劻何以一直为袁世凯说话，替袁世凯办事，表达愤慨，其中尤以良弼表现得最为激烈。

19日，宗室王公12人、蒙古王公7人会同各部国务大臣在内阁旧署大堂进行会议，会上，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异口同声地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王公们只有溥伟坚持对民军“痛剿”，包括其余18位王公在内，无一人敢于公开站在溥伟一边。会后，隆裕太后再次召集御前会议，袁世凯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治代表内阁出席。会上，胡、赵、梁先后提出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之议，激起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胡、赵、梁则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会议无果而散。

会后，良弼、铁良、溥伟、善耆等亲贵聚议，拟由铁良组阁或者请康梁组阁取代袁世凯，并正式打出“君主立宪维持会”旗号，舆论称他为“宗社党”。为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蒙军官军人，频繁召集会议，发表议论。良弼还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恐吓手段，威胁清廷主张共和的一派以及袁世凯等人。载沣支持“宗社党”，但宗社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袁世凯的，载沣很可能担心宗社党这样闹下去，结果更糟，所以他没有参与宗社党的活动，也没有公开或者暗中表示支持。

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隆裕太后遂传旨次日召见奕劻和载沣。

21日，奕劻、载沣觐见隆裕太后，三人研究了优待条件。逊位的决定，应该是在这次三人会议上基本定调的。奕劻知道，皇族亲贵中的少壮派对他成见很深，逊位这个决定一定会刺激那帮人，他们势必把仇恨发泄到他身上，所以他向隆裕太后请假5天，不再参与御前会议。

22日，隆裕太后第三次召集御前会议。与会满蒙王公16人（奕劻请假），溥伟、善耆、载涛、载泽、毓朗等亲贵和一些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立宪。隆裕太后左右为难，伏案痛哭。

隆裕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众人表态说：“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候意。隆裕太后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大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问奕劻，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外国人他们说，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要求改良政治才用兵，帮忙必须让摄政王退位。

溥伟激动地说：“摄政王不是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欺君罔上！”又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臣去破贼，冯国璋说过，只要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隆裕太后摇头叹气道：“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真的设钱了，溥伟出主意说：“从前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了自己的首饰拍卖鼓励军员，结果士气大振，请太后也学一下这个办法。”

肃亲王善耆接言道：“这是个好主意。”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太后担心地说，“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其实，王公亲贵们也明白，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人，不可能真正和他们一条心，听从他们的调遣。

但是溥伟还不死心，说：“优待条件不过是欺人之谈，就和是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他边叩头边请太后“赏兵”，说他“情思杀赋报回”。

善耆又附和道：“有的是忠勇之士。”

隆裕太后转过头问一直不说话的军机府大臣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回答说。

溥伟事后说，正是载涛这句含糊其词的回答，让隆裕太后彻底放弃了抵杭的想法。

载沣没有说任何话，他这时不便说话。

23日，东北三省致电载沣，主持君主立宪。当天，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禁卫军总统冯国璋来醇王府拜会载沣，劝说他坚持君主立宪。宗社党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说袁世凯得饷已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他们还打算以更激烈手段对付袁世凯，派人给袁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欲将我等天下断送于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

24日，载沣朝见隆裕太后陈情，这次载沣是转达善耆和载泽意见并请求隆裕太后召见他们的；随后，隆裕太后即召见了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当善耆、载泽、冯国璋找他谈有办法挽回的时候，他不免动心，愿意向隆裕太后进言。

25日，隆裕太后召见内阁阁员，并派人到内阁宣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这是善耆、载泽、冯国璋拜访载沣时的提议，以此重赏下笼络袁世凯，希望他坚持君主立宪的底线。袁世凯被宗社党的激烈言论所困，又受皇室厚封，两面夹击，很难再出面劝说逊位了。

26日，是腊八节。载沣入宫复命，报告隆裕太后到内阁宣旨经过，受赏腊八粥。这一日，朝廷照例也给百官赏赐腊八粥。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署衙里宗室亲贵们相聚受赏。他们相聚喝粥是假，会商对付袁世凯。直到天色已晚才各自散去。宗社党核心人物良弼乘马车回到西四大红罗厂胡同，尚未进门，即受到革命党党人彭家珍炸弹刺杀，两日后不治身亡。

27日，在湖北前线的第一军总指挥段祺瑞联致电内阁，指责“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表示要“谨率全军将士人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段祺瑞的这个电报以武力相威胁，要求皇族亲贵们丢掉幻想，接受逊位条件。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他的表态，是袁世凯当下的态度，由他出面说出袁世凯不便说的话。良弼遭刺杀和段祺瑞的最后通牒一武一文令满清皇族亲贵胆战心惊。

28日，袁世凯内阁要员三人来到醇王府，拿着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的函件请载沣过目。这次来访，是劝说带威胁性质的。

29日，隆裕太后召见载沣，这次召见应该是通报她下决心逊位的，并命载沣到庆王府向请假的奕劻通报这个决定。

30日，隆裕太后再次召见载沣和奕劻，在这次，三人共同研究了逊位问题，也是这一天，有人给溥伟报信说：“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带兵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部，名曰保护，实监其谁人之谋。”溥伟、善耆等人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逃离北京。

2月1日，步军统领、北洋老将姜桂题和军谘大臣荫昌前来拜会载沣。这次来是商谈逊位前后安保问题的。

2日，隆裕太后召见了载沣和载洵。这次大体以商议逊位后皇帝的家事为主。至此，逊位的决定已正式做出，接下来就是具体细节问题了。

10日，载沣以“头晕感冒”为由，请假10天，他不请假也没有什么别的事需要他出面做了。载沣感冒或许有之，但更多的是政治病，他不忍心亲历、目睹亡国的时刻，作为大清帝国最后的掌舵人，他实在无颜面对这样的场景。

12日，宣统帝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其文曰：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钛！飲此。

自满洲爱新觉罗·福临入主中原起算，大清帝国268年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统治全国的大清帝国政权垮台了，由于清室优待条款，大清帝国的小朝廷还在紫禁城存在着。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天下大乱，皇室子孙血流成河。大清以铁蹄横扫中原，曾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债累累。按照历史上亡国的逻辑，清算皇室要有血的代价。由于载沣、奕劻和隆裕太后的清醒退让，得以和平退场，给中国帝王制画上了句号。

上海《申报》在2月22日刊登了《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道，称：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2月12）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

据载沣日记记载，11日，他受赏绸缎一匹；12日，他差人向宫里太后谢赏;12日当天，他录存了逊位诏书及相关的两道谕旨，并说“由二十五夕亥刻起，即将日记停止了”。这年29岁生日的载沣以这种方式，与他的政治生涯彻㡳告别。

民国二年秋，北京天高气爽，这天，一向沉静的醇王府突然热闹起来，载沣怀着忐忑的心情迎接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多年来不屈不挠起事、誓言“驱逐鞑虏”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他是应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来北京与袁世凯会面的。既然来到北京，已经没有政治职务的孙中山愿意和各界人士会面，其中就想到了那个曾经被他嘲笑攻击大清帝国最后的掌舵人载沣，于是登门造访，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掘墓人之一，载沣应该对他充满仇恨，如今孙中山无兵无权，载沣拒绝见他，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载沣在他掌权期间，下令镇压过起事的革命党，是有血债的。此次孙中山前来，会不会兴师问罪，当面给他难堪呢？但他还是同意了孙中山前来拜会。

见到孙中山，载沣的疑虑打消了。孙中山满面春风，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推动朝廷逊位的政治远见，认为这是把国家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载沣高兴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孙中山又赞扬说：“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哇！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

但载沣再也没有出世的打算。在位的时候，载沣只有幼兰一个妻子，现在他开始考虑纳妾之事。福晋幼兰也快30岁了，而且性格比较强势，甚至对他表现出鄙视，总嫌弃他没有志气，这让载沣多多少少感到不快。所以他决定纳妾，纳了18岁的邓佳氏。邓佳氏为人老实、安静，福晋幼兰又在“女子不妒便是德”的环境压力下，虽非情愿但又不得不赞成其事。

办完这件事，载沣在醇王府闭门读书了。他对政治没有欲望，就连紫禁城小朝廷的事也不愿意介入，他连主持家事也嫌太麻烦，不愿意过问。在最初的15年里，他的生母刘佳氏还在世，由她主持家政。每天，载沣一睁开眼，照例就是到他的生母处问安，然后回到自己的“宝翰堂”的大书房，载沣专用的书房兼休息之所洗验吃早点，读书、写字；直到吃午饭时，才到内宅福晋幼兰处共同用餐；夫妻一同吃完午饭后，载沣又回到大书房休息、读书，晚饭时又回到内院的“思谦堂”和福晋幼兰一同用晚餐；饭后再到生母处问晚安，然后才会到内宅与妻妾闲话休息。载沣的日常行动始终犹如刻板文章一样，从来没有丝毫改变过。

1915年底，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载沣听闻只说了句“胡闹”，便在醇王府安逸生活中冷眼旁观帝制闹剧的上演，83天后，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在郁闷中死去。一直以来，大清帝国的皇族亲贵们对袁世凯耿耿于怀，痛恨不已。醇王府里也同样充溢着这样的氛围，以至于溥杰在祖母处看到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孙中山、袁世凯的照片，必定用手将照片上的两只眼睛挖去，此举大受家人的褒扬，说这孩子“有志气”。不过妻子幼兰对袁世凯却不这么看，因为他的父亲荣禄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看到儿子这样做，就出面制止。

下台后的载沣对恢复清室活动并不热心，不存在幻想。1917年5月的一天，凌晨，睡梦中的载沣被电话叫醒。是他的七弟载涛打来的，载沣先是一顿抱怨，说深更半夜打什么电话，什么事不能等白天说？当载涛向他通报说张勋率兵入宫了，想问他有什么看法时，载沣一时无语。载涛连夜赶到醇王府，当面与载沣研究对策。此时，许多忠于皇室的前清遗老及皇族亲贵狂喜万状，以为爱新觉罗家族可以重新掌权了，纷纷喜不自禁地跑到醇王府向载沣报喜，并劝说他复职辅佐溥仪治理天下，载沣却异常谨慎。

大清帝国亡国后的一段时间里，肃亲王善耆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在东北建立军队；恭亲王溥伟和旧臣铁良、升允等在青岛、旅顺等地一直不停地策动复辟；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等也以勤王复辟的旗号起兵南下等，都没有成功。对张勋此次能不能成功，载沣、载涛都感到没有任何把握，所以采取了静观其变、乐观其成的态度。结果，仅仅12天，复辟闹剧即草草收场。对此，载沣内心感到遗憾，但对外态度依然淡定、超脱。

福晋幼兰与载沣大不同，她对大清亡国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甘心，时刻幻想着恢复“祖业”，经常拿“恢复祖业”教育年幼的儿子溥杰，所以她对张勋复辟失败痛心疾首，仍然寄希望有朝一日张勋能够卷土重来，于是她对天磕头，祈求上天保佑张勋无恙，并张罗着要溥杰和张勋的女儿结婚，只是由于算命的说溥杰与张勋女儿属相不合才不得不作罢。尽管如此，幼兰一直和宫中小朝廷的端康太妃（即光绪帝珍妃之姐瑾妃）相互接托，让自己的心腹太监相奉拉拢军阀，曾寄希望奉系军阀能够帮助恢复大位，结果财物被骗，拉拢未成，幼兰积极主动对外联络，载沣则正相反。他最怕应酬交际，来客坚谈多久，决不留饭，也从不到别家去盘桓。即使对于亲戚本家，只是在庆视大事时照制露下面，寒暄几句即告辞。好交际的幼兰因为按照规矩每天午饭、晚饭要和载沣同吃，也不好意思留客人吃饭。有一次贝勒、曾担任过军机大臣、军帝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侄孙毓朗的福晋对幼兰说：“听说您这里西餐做得很好，载沣不留我在这里吃饭，给我送两样尝尝好不好。”幼兰只好在苦笑之下差人把菜送到毓朗家。

按照其子溥杰的说法，载沣对任何人都是淡泊的、敷衍的。对于任何人也都不肯信任，也不肯拒绝。即使明知被人利用，只要一见到那个人，便只能甘心被利用而无法摆脱。一个叫嵩龄的旧官僚想通过载沣在小朝廷讨个名号，便一直讨好载沣，载沣背后骂他，但他一来他又唯唯诺诺敷衍。后来此人把奉系军阀中大名鼎鼎的张景惠带来醇王府与载沣见面，并当面对张景惠说醇王爷对张作霖如何仰慕与关怀云云，张景惠告辞时说，我们要回奉天了，如果王爷有事我们可以负责地向雨帅（张作霖）去说，载沣为难半天，只说了句“替我向雨帅问好”了事，搞得嵩龄尴尬不已，从此不再登门。要知道，他的福晋幼兰为了能够与奉系军阀搭上关系，四处活动，被人欺骗，不仅损失财物，最终还搭上了性命；而奉系军阀要员送上门来，载沣却敬而远之。

福晋幼兰对载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状态很不满意，她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丈夫指望不上，她就自己出面活动，与隆裕太后去世后母仪后宫的瑾妃经常在讨论恢复“祖业”的大计，一致认为奉系军阀可资利用，两个女人志同道合，结果上当受骗，精神上受到打击；快成人的小皇帝傅仪则与瑾妃经常发生争执，幼兰夹在中间，既心疼儿子，又觉得溥仪不听话对不起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瑾妃，又被瑾妃训了一顿，两面受气，她一气之下于1921年吞鸦片自杀。死前，幼兰嘱咐儿子溥杰：“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的阿玛（满人对父亲的称呼—笔者注）那样没有志气，要好好念书，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好好帮助你哥哥，恢复祖业，这才不负我生你一场·……”

载沣对恢复“祖业”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他还把象征“祖制”的辫子都剪掉了，遗老们对此甚为不满。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的世续回忆说，有一天拜见载沣，他突然穿上了一身崭新的藏蓝些叭西装，看到世续等人惊讶的样子，载沣不好意思地说：“自从剪去辫子，辫子既剪，也得顺乎潮流，配上新式服装，七弟载涛介绍麓记西服店，就定制了这身衣服，瞧、这条领带还是载涛亲手给我系的。”

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驱逐溥仪出宫，但载沣却安然面对这一切，溥仪带着一批遗老去了天津，载沣却依然在醇王府过着平静的、刻板的生活。只是，随着小朝廷被逐，优待条款废止，醇王府失去了生活来源。尤其是几个月后载沣生母去世，一向对家事嫌麻烦不闻不问的载注不得不担负起治家的“重任”。他的办法是依靠府中管事官和自己信任的“当差人”照管一切，自己仍过着闭门读书、自得其乐的悠闲日子。在管事者的蒙混舞弊下，专靠当卖王府物件过着坐吃山空的生活。少年溥杰就曾经亲眼见过载沣给奉命卖物的当差人打电话，吩咐说：“8件不行，你说再添2件，叫他凑个数得了。”那就是想拿8件狐皮之类的衣服卖1000元，8件不行再叫添2件凑成整数的意思。

在皇室和亲贵都痴迷佛教的氛围里长大的载沣，劫不相信神佛。他曾经把到醇王府给生母治病而正在请神的男巫赶走，也曾经一脚把仆妇、丫鬟们认为是仙家的大刺猬踢到花园的小河里，还曾经在除夕礼拜神佛后对溥杰说：“这是为让你的太太（满人对祖母的称呼）高兴，要不然我才不带你这样到处磕头呢！”但是，在他屋中的日历上，正月初五那张，却被他换成了红纸，并在上边写有“福寿绵长”字样，并把“寿”字的末一笔写得非常长。溥杰好奇地问那一笔写这么长什么意思，载沣回答：“长寿嘛！”因为，这一天是载沣的生日。这是作为普通人的载沣。他只求能够安静读书，安逸生活，。但是，军阀战乱、日本入侵，常打乱了载沣的生活。

1928年夏的一天，载沣的次子溥杰突然接到奉军少帅张学良的电话，告诉载沣，让他赶紧到天津租界里躲避一下，因为“冯玉祥来了，你们是很危险的。此前，虽然战火连绵，军阀大战，政府频繁更迭，但中华民国政对幕后期由北洋军人操控的。北洋军是前清编练出来的军队，对前清仍有一定的情感纽带，总体上对前清皇室保持应有的尊重，尽管发生冯玉祥驱逐小朝廷出宫、废止优待条款的重大变故，载沣也没有受到冲击。载沣对北洋集团主导的中华民国是有看法，有一年，载沣在月份牌上，在中华民国的“民”字旁被他加了一个“七”学，座成了“中华氓国”，幼年溥杰问其故，载沣只是会心一笑，并不作答。还有次，载沣曾对少年溥杰发牢骚说：“你看，英国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族，至今照样存在；日本灭了高丽，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继续保持着贵族身份。可是咱们，现在一点优待都受不到……”不过，就是亡国不可怕，只要有优待让他安逸的生活就好。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执掌北京的奉军被迫退出关外，溥杰是张学良的朋友，他一直念叨着要到奉天武备学堂学习军事，接到张学良的电话，溥杰一则感到张学良的话有道理，因为3年前正是冯玉样驱逐溥仪出宫的，而今冯玉祥成为南方革命军的，他进入北京，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再则张学良告诉他到天津后可以去奉天上武备学堂，所以傅杰就以冯玉祥来了很危险之类的话吓唬载沣，于是，载沣便率全家搭上奉军撤退的军车出逃天津，躲进了天津的英国租界里。这里有一座傅仪的别宅，坐落于13号路166号，载沣偕全家在此居住下来。

过了不到3年，载注的安逸梦就又被日本人的铁蹄踏破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为了掩盖侵吞中国领土的丑恶行径，在阔际上减少阻力，日本侵略军开始利用前清皇室。溥仪和曾经做过摄政王的载沣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东北是大清帝国皇室的“老家”，所谓“龙兴之地”，入关前就在那里建立朝廷称帝统治29年。重建大清朝廷，对溥仪很有吸引力。在日本人的鼓动下，他前往东北，以借助日本人恢复大清的统治。载沣抵御住了日本人的诱惑，而溥仪则一意孤行，坚持到东北做了日本人的工具。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多次敦请载沣将家搬到长春，都被载沣拒绝了，但溥仪给他寄生活费，他却收了。日本人也多次游说载沣去长春，但载沣都不为所动。

只是在1936年夏到长春住了一个多月，也未在政治上做任何活动，就又回到了天津英租界的住处。一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操纵溥仪的日本关东军大特务头子吉冈直中将找到载沣，以他住在英租界内不易“保护”为由，请他搬到日租界内，载沣的亲戚、本家也纷纷劝他移居日本租界。很少发怒的载洋却拍着桌子表示拒绝。

载沣拒绝到东北去，还是拒绝搬到日租界居住，主要还是胆小怕事的性格使然；不愿意搬来搬去怕麻烦的心理使然；不愿意介入政治，希望继续过恬静安逸生活的志趣使然。

事实上，载沣还是在1938年日英关系极度紧张后移居于日租界，而且一年后回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北平，在自己醇王府西花园居住，一直到1949年。不仅如此，载沣曾经主动找日本人请求帮助和保护。这还要从载沣次子溥杰的婚姻说起。按照皇室的规矩，皇族男女的婚配要经过“指婚”。溥杰14岁那年，尚在世的幼兰就通过主持后宫的端康太妃为他“指婚”，将17岁唐怡莹指配于溥杰，并于4年后结婚。但两个人的感情并不好，尤其是溥杰赴日留学后，关系破裂。

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几个月后，唐怡莹靠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撑腰，利用溥仪离开天津到东北而载沣一时也难以回北平之机，把醇王府大量财物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又不甘心财物尽失，就想出了利用日本人做靠山的主意。于是，他主动找到日本银行界的原田梁二郎，请他帮忙。经过商议，对外声称醇王府已抵押于日本商人，并请原田梁二郎直接出面找到唐怡莹，阻止她继续窃运醇王府财物。这一招果然见效，唐怡莹不得不终止了搬运财物的行动，乖乖离开了醇王府。

这次“胜利”，让载沣找到了自我保护的“门道”。干是，他以每日一天的价格，雇了一个叫持原武夫的日本浪人，请他住在醇王府内充当“保镖”，省到日本投降为止，持原武夫一直住在醉王府，并一度在酶王府悬桂日本国旗。载沣搬回居住后，持原武夫倚仗日本侵略军的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其实这座府邸早在第一代醇亲王在世时就以光绪帝出生于此不敢偕越居住为由上缴清廷，成为民国政府产业，因日本侵占北平而南迁。

持原武夫却挟日本占领军势力，无理要求载沣作为祖产租产出售，载沣也顺水推舟，配合持原武夫出售本不属于自己的南府，载沣这么做，不能说是卖身投靠日本，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以求得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载沣不是贪财的人，他认为出售旧府所分是不义之财，所以1949年将居住的醇王府一部捐出，作为开办学校之用。

1949年，北平又迎来了解放，载沣索性将醇王府售与高工学校，于11月移居东四北魏家胡同，1950年又将住宅街与政务院，7月移居东城利得营业号居住，1951年1月23日，68岁的载沣在这个简陋的居所去世，得以善终。此时，他的福晋幼兰已去世30年，“次妻”邓佳氏也已去世近10年了，三子和长女也已不在人世，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作为战犯身陷图圈。

载沣自号“书癖”，书房悬挂“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对联，他更像一个隐士、一个读书人。他十分喜欢白居易的那首《对酒》诗，常常吟唱：“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贫随富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有什么好争的呢？短暂的人生就像石头相撞的那一瞬间所发出的一点火光，因此，人生不论穷富，都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而应该尽量放宽胸怀，保持平和心态。

载沣生在帝王家，原本他只能做一名闲散王爷，在风云际会，他年纪轻轻就肩负大清帝国让山社稷重担，这是他的不幸，也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载沣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乃至政权不重要，财富不重要，重要的是安逸、恬静的生活境遇，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不贪权恋位、进退有道的清醒者，他的知所进退，保全了大清皇室子孙身家性命，也使千千万万家庭因免于战祸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