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内部人员是如何隐藏间谍门犯罪证据的

内莉·奥尔（Nellie Ohr）在“通俄门”事件中并不是一个新名字，但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办公室最新公布的文件打破了她只是一名低级研究员的虚构，并揭示了她是克林顿特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这些文件还揭开了一个更黑暗的真相：一个联邦调查局（FBI）内部黑洞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了限制对“通俄门”敏感文件的访问，而且是为了将它们彻底埋葬，以至于负责寻找这些文件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关于内莉·奥尔，人们已经知道的是，她曾为福逊全球政治战略分析研究公司（Fusion GPS）工作，这是一家由前《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格伦·辛普森（Glenn Simpson）和彼得·弗里奇（Peter Fritsch）领导的反对派研究公司，他们于2016年4月受雇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团队，制造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骗局。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布鲁斯·奥尔（Bruce Ohr）是司法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众所周知，内莉·奥尔收集了包括川普竞选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在内的各种人物的公开信息，这些信息随后被歪曲，以符合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论调。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的是，她在“川普-俄罗斯勾结”的诽谤中陷得有多深，她用撒谎来掩盖事实是何等地肆无忌惮，以及联邦调查局是如何积极帮助掩盖真相的。

根据参议员格拉斯利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文件 —— 一份此前未公开的43页联邦调查局2019年的分析报告，内莉·奥尔参与了“通俄门”骗局的许多方面，包括起草“斯蒂尔档案”（Steele Dossier）。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是在时任国会议员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提起刑事诉讼后开始的，梅多斯指控奥尔在2018年作证时向国会撒了谎，谎称她参与了促成川普-俄罗斯调查的所谓研究。梅多斯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分析结果表明，内莉·奥尔多次在宣誓后撒谎。联邦调查局发现，尽管她否认，但她直接参与了斯蒂尔档案的撰写。一个明显的线索是，在她的研究和档案本身中都出现了相同的分析错误。更令人发指的是，联邦调查局从一个 U 盘中恢复了一份被删除的“联邦安全局报告”（FSB report），该 U 盘是辛普森在2016年12月交给布鲁斯·奥尔的。在两个月前，也就是2016年10月，斯蒂尔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已经出现了同样的虚构的报告。联邦安全局的报告具有内莉·奥尔工作的所有特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辛普森，或者制作这个 U 盘的人，在上传报告四分钟后就删除了报告，然后最终把报告交给布鲁斯·奥尔，并由他转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试图隐藏的东西仍然是可以被恢复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前英国情报人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并非亲自撰写这份档案内容，而是充当一个中间人，为福逊全球政治战略分析研究公司的特工和克林顿竞选分支机构编造的故事提供英国情报的可信度。这部分行动非常成功。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是斯蒂尔写了档案中的故事，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在前台表演的人。

联邦调查局的分析还审查了奥尔直接发给司法部检察官的有关川普通俄材料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她从未向国会披露过的个人。此外，在宣誓后，奥尔还声称对联邦调查局的“川普通俄”调查毫不知情，坚称她为福逊公司工作只是碰巧与调查一致。这些说法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她深深地介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工作渠道中。她绝不是一个被动的研究者，而是克林顿资助的抹黑艺术家和联邦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

联邦调查局发现，她删除了电子邮件，多次与斯蒂尔会面，并在参加业余无线电课程的时间上向国会撒谎。事实上，她是在研究“通俄门”骗局的同时开始熟悉业余无线电的，这很可能是为了逃避数字监控。此外，她还参与了所谓的阿尔法银行档案（Alfa Bank dossier），这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律师迈克尔·苏斯曼（Michael Sussmann）向联邦调查局提交的一份欺诈性文件，旨在引发对川普的另一项调查。简而言之，内莉·奥尔不是一个低级别的研究者。她是推动抹黑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连接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克林顿特工的关键渠道。

但与这一切一样糟糕，而且更大的丑闻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他们没有起诉她，而是隐藏了证据。联邦调查局对奥尔谎言的分析一直被掩盖，直到六年后的今天才被曝光，正好是在对国会撒谎的五年诉讼时效过期之后。也许更糟糕的是，这份报告揭露了联邦调查局的“黑洞”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敏感文件被丢弃到“被禁文件”中，即使是其他特工也无法搜索到这些文件。这种系统性的不透明，正是撰写联邦调查局关于内莉·奥尔报告的分析师反复指出的：

换句话说，可能还有更多的事情至今仍未被发现，或者像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小布什时期的2001年1月-2006年12月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所说的那样，是“未知的未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或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是否曾进入过联邦调查局的黑洞系统。答案是，他们可能没有。

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中也讨论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这是互联网侦探们在2019年首次发现的，当时“司法观察”组织（Judicial Watch）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了布鲁斯·奥尔相关文件的公开信息。在这些记录中隐藏着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内莉·奥尔布鲁斯·奥尔在2016年2月去了布拉格（Prague）。这一点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布拉格是斯蒂尔档案错误地引用的川普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与俄罗斯官员秘密会面的地点，还因为，根据维基解密的电子邮件，2016年2月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首次讨论反川普抹黑行动的那个月份，该行动在内部被称为“快艇计划”（swift boat project）。

但布拉格的故事还有更多。互联网侦探们在2019年并不知道 —— 因为政府的《信息自由法》审查员以“隐私原因”为由，方便地删除了这个名字 —— 但负责调查内莉·奥尔对国会撒谎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了解到：布鲁斯内莉·奥尔在2016年2月前往布拉格的旅行中，陪同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蒂莫西·蒂博（Timothy Thibault）。

对，就是那个蒂莫西·蒂博。这位声名狼藉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可以被形容为邪恶的阿甘（Forrest Gump）：总是在有行动的地方突然出现，总是做错事。蒂博就是那个破坏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笔记本电脑调查的特工，他以俄罗斯造谣的虚假说法终止了调查。然后，他操纵联邦调查局的系统，以确保该案件无法重新审理，这与内莉·奥尔案中对文件的黑洞化处理惊人地相似。

他还监督压制了举报人托尼·博布林斯基（Tony Bobulinski）对拜登家族商业交易的指控。在2020年大选中，蒂博发起了“北极霜冻行动”（Operation Arctic Frost），从川普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其他高级官员那里没收政府发放的手机，试图将川普与所谓的“假选举人”叙事联系起来。

事实上，调查梅多斯关于内莉·奥尔的指控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不仅知道蒂博曾前往布拉格，而且还说内莉·奥尔“人脉广泛”，并质疑蒂博当初为什么要和奥尔一家一起去。它仍然是“俄罗斯门”中挥之不去、无法解释的线索之一。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次旅行与反川普行动有关，但这种巧合很难忽视。布拉格是欺诈性斯蒂尔档案的关键因素，内莉·奥尔为该档案和司法部的川普-俄罗斯调查提供了信息。也许有些答案就藏在联邦调查局的黑洞系统里。

最后，又是同样的故事：内莉·奥尔被发现一再向国会撒谎，且证据确凿。但她没有受到审判，而是得到了保护。就像其他所有推动“通俄门”的人一样，名单很长，她仍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