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东最风光的君主,权倾朝野,一言九鼎;却在短短几年间,沦落到无国可归,像“丧家之犬”一样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
5个国家接连拒绝他,只有一个“兄弟”愿意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里,给他一个归宿。
从“中东之王”到“世界弃子”
巴列维的前半生,说句实话,比电影都精彩。
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父亲礼萨汗靠军事政变上台,是伊朗近代史上最铁血的掌权者之一。巴列维从小就在权力的温室里长大,年纪轻轻就被送到瑞士读书,接受的是欧洲精英教育。那时候他穿西装,说法语,打马球,妥妥的“贵族范儿”。
1941年,他25岁接替父亲成为伊朗国王。刚上位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实权,政局混乱,亲苏亲英亲美的势力互相角力。但他很聪明,知道靠“内斗”得不到未来,就开始“抱大腿”。
于是巴列维选择了美国。
他用尽一切方法拉拢美国人——开门搞资源、搞现代化,向西方靠拢、亲美反共。这些操作虽然引起很多伊朗保守派不满,但也确实让他获得了“超级盟友”的全力支持。
到了六十年代,巴列维的伊朗成了美国在中东的定海神针。他用石油换武器、换科技,甚至换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协助。他创建了“国安警察”萨瓦克,这是一个堪比秘密警察组织的恐怖机构,抓人、严刑逼供不在话下。
国内经济确实起飞了,但他的手段太铁血,底层百姓没什么幸福感,宗教势力更是极度反感。
1971年,巴列维为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花了天价搞了个前无古人的“皇权盛典”。光是宴会用的法国餐具,都是专机空运来的。宾客有70多个国家元首,法国厨师、德国乐团、英国的侍卫……连中国也派了高级代表。
这是他的巅峰时刻,也是他命运拐点的前夜。
革命的火,烧到王宫
1979年,革命爆发了。不是渐进式的那种,而是突如其来席卷全国。霍梅尼,一个被他多年打压的什叶派神职领袖,成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老百姓早已对“西化改革”不满,对高压统治厌倦。巴列维的“伊朗现代梦”,变成了老百姓口中的“王权腐败”。
有人可能会觉得他下台是因为运气不好,其实这不是运气的问题,是基本盘塌了。
1月,他被迫离开伊朗,踏上流亡之路。带着家人,坐着私人飞机,离开了他统治了38年的国土。
他本来以为,这只是暂时的避难——像过去那样,风头一过,美国一定会帮他复位。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埃及。
1978年,他曾去过埃及,和总统萨达特关系不错。萨达特确实很有情义,一开始就接待了他一家人,还安排了官邸。但问题是,埃及自己当时也焦头烂额,国内压力很大。过了几天,巴列维自己都觉得不合适,就离开了。
接下来是摩洛哥,老国王哈桑二世也算旧识。刚开始摩洛哥确实接待了他,还为他办了小型欢迎仪式。但很快,摩洛哥政府感觉事情不妙。伊朗那边已经挂起霍梅尼的画像,民众情绪高涨,抓了一批“亲王派”作乱者。摩洛哥政府怕得罪新伊朗政权,就劝他另寻去处。
他又去了巴哈马。这个加勒比岛国似乎是个好地方,阳光沙滩,远离政治。但你别忘了,巴哈马也是个“亲美小国”,完全听华盛顿的。美国怕得罪新伊朗政府,没多久就“建议”巴哈马送走这位贵客。
巴列维不信邪,干脆申请去墨西哥。墨西哥政府一开始还答应了,让他去了库埃尔纳瓦卡的疗养地。但这地方是度假村,记者天天堵门,搞得人心惶惶。伊朗那边民众还围攻美国大使馆,质问美国为什么庇护“前独裁者”。
墨西哥扛不住了,公开宣布不欢迎他。
那时候的巴列维,其实已经身患癌症,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最后还是去了最“熟悉的敌人”——美国。
美国接他,是迫不得已。
美国当时驻伊朗大使馆被围,人员被扣,霍梅尼政府开条件说:只要你们不收巴列维,我们就谈判。
但美国总统卡特出于人道主义还是让他进来了,只是住进了医院,接受化疗。但这个“人道”没维持几天,卡特政府就着急了——外交压力太大。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声音,说不该庇护“一个被人民赶下台的独裁者”。
于是,他被转送到得克萨斯州的一个边缘小镇,最后连护照都作废了。就这样,在世界最强国家的边缘角落,他像个“黑户”一样苟且。
唯一收留他的“兄弟”:埃及
就在他几乎已经绝望,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宣判时,一个电话打来了。
埃及总统萨达特再一次伸出了援手。他不顾来自美国、伊朗,甚至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公开宣布接收巴列维。
那一年,是1980年。巴列维已经癌症晚期,身体极度虚弱。他在埃及总统官邸住下后,获得了“国家元首级别”的医疗与待遇。
埃及给了他最后的体面,也给了他最温暖的人情。
巴列维此时已经无话可说。他常常望着窗外,低声念叨波斯诗人的句子。一个曾经权倾一方的君王,最后被抬进了医院。没有士兵相随,也没有百姓送别。
同年7月27日,他在开罗病逝。葬礼由萨达特亲自主持,给他最庄重的送别仪式。他被葬在开罗的阿尔-拉菲清真寺——一个流亡君王,最终落叶归不了根。
很多人问,巴列维到底有没有错?他是独裁者?是改革者?还是西方棋子?
这三个标签,其实他都沾上了。
他搞过现代化改革,但压得太猛,没有让民众真正参与;他靠近美国,却忽视了国内的宗教情绪和民族自尊;他打压异己过狠,靠秘密警察维稳,却忽略了底层百姓的日子。
从历史角度说,他的失败是结构性的,不是单一的决策失误。如果他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松动权力、释放舆论,也许还有缓冲空间。但他没做到。他以为靠美国和石油收入,可以稳住王座,却忘了“民心”这回事。
而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大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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