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与知青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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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聊知青相关问题，先要理解“老三届”这个特殊的词汇。

所谓“老三届”，是指在文革爆发后，因为政治运动而停课的初高中学生。

1966年运动开始后，教育系统受到影响，大学停招，中学停课，连工厂也不再招工。

从66年中到68年末，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内，所有初、高中学生都“停课闹革命”，各学校都出现了严重的堆积。

01

堆积是由于传导效应：学校的师资力量有限，老生走了才能迎新生、

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现在高中生走不了，初中生就没法走。

以此类推，初中生走不了，那些从66年就毕业的小学生，以及本该67年、68年毕业的小学生，现在都进不了中学。

小学生走不了，66年到68年本该读小学的适龄儿童，也读不了小学。

两年半的堆积，让社会出现了大量空闲劳动力。

鉴于情况特殊，中央特事特办，将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初、高中学生，统一安排在68年毕业。

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奇景：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六届中学生，全部在同一年高中毕业！

这群特殊的毕业生里，年龄最大的是老高三，即高中66届学生，一般是二十一、二岁。

年龄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届学生，一般是十六、七岁。

这批中学生，就被称为“老三届”。

“三届”指的是66到68年，“老”则是指他们比正常的中学生要大很多，初一学生的年龄都该初三了。

因为一下子出现六届毕业生，各单位无法安置，老三届基本都当了知青，即安置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经济困难、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与挫折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动荡并存的特殊时期。

02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涉及几百万学生的上山下乡，居然不到一月就能搞定。

运动爆发后，很多学校出现了武斗，因为派别不同，他们彼此的斗争又被称为“派仗”。

打着打着，很多学生出于安全考虑，当起了“逍遥派”，平时躲在家里，基本不去学校。

但中央的命令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

很多年后，一位老知青这么回忆：

那个时候，学生的上山下乡是由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的。 各个革委会为了证明信仰，都在比速度，所以安排的很快。 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奇迹！ 就那么几天、十几天，全国那么多“老三届”城镇中学生，就这么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城市，离开了父母家人，奔向了原本陌生的农村。

从1968年到2025年，几十年光阴当真是弹指一挥间！

当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届”知青，如今都是爷爷辈的了.

他们在农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时光，有艰辛也有欢畅，有付出也有收获。

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

所有这些，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山下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涉及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桩大事，作为一个年代的历史符号，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03

当年“老三届”知青插队，从安置地点来说，有跨省安置、本省内跨地区安置、本地区内跨县安置、本县就地安置四种。

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本省安置的大部分，又属于就地安置。

在这几类安置中，本县就地安置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毕竟亲戚朋友和家人都在一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有依靠。

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以及浙江、四川、江苏等人口稠密省份。

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辖市、本省安置插队外，还被安置到外省、区。

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绝大多数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吉林、云南等地。

地点确定好后，安置方式也有区别。

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林场、农场、牧场、草场等单位当农业工人。

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

同样是上山下乡，到兵团等单位的知青和去农村插队知青，境况有明显差别。

兵团知青，属于国营企业农工，每月拿固定工资，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

而且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受部分福利，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

插队知青，要靠自己挣工分吃饭，多数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几角钱。

据官方后来统计，至少一半左右的插队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需要父母或亲友接济。

两相对比下，自然人人都想去兵团当知青。

但兵团的政审标准比较严格，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很难进入。

那些去不了兵团的知青，只能去农村插队。

04

某个北京知青，被分配到陕西延川。

那里地处黄土高原，是全国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山大沟深，交通落后，土地贫瘠，降雨很少，自然条件很差。

知青插队那个年代，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

劳动用的还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镢头，群众吃水、烧柴、照明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

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少年，习惯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孤身来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

劳动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难、多少问题需要他去面对、去解决！

受到的震撼，经历的磨难，可想而知！

当年广大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

虽然嘴上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心底里却时时刻刻想逃离农村。

插队的第一年，即1969年冬天，就有很多知青通过入伍的方式，离开了农村。

1970年以后，特别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过应征入伍、招工进厂、推荐上大学等方式，走出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多。

到1972年底，基本上但凡有点门路的，都离开了农村。

多年后，那个北京知青谈及往事：

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 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 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 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

注：文章引用部分，全部来自各类权威官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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