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CIA分析师弗里德兰德(Friedlander)在《明镜》周刊访谈中深入剖析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经济政策及其全球影响。她指出,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看似激进,实则回归美国历史传统。二战前,美国以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国际角色有限。特朗普受1985年《广场协议》启发,坚信贸易逆差削弱美国经济,视其他国家为“掠夺者”。尽管选民因金融危机与战争失利支持其非常规方案,弗里德兰德认为特朗普决策非理性,关税威胁扰乱市场却成果寥寥。
特朗普自诩交易大师,策略是极限施压、道德灵活,最终接受次优交易并宣称为胜利。此方式在与英国、中国的关税争端中成效有限,削弱美国国际信誉。联邦法院曾否决关税政策,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紧急状态”绕过国会,最终或由最高法院裁决。若败诉,特朗普可能激化与司法系统的冲突,威胁三权分立,试图集中行政权力。他的顾问团队中,温和派影响力下降,激进派推崇强硬贸易与税收政策,加剧不确定性。
欧盟可利用其经济优势应对特朗普。2018年,欧盟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提出零关税及取消美国农产品壁垒的方案,具双赢潜力。当前,特朗普从50%关税威胁退让,显示欧盟谈判筹码不弱。欧盟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争取到更多时间,可借《德拉吉报告》优化经济环境,吸引全球贸易。德国股市连创新高,反映投资者对欧洲的信心,而美国经济因特朗普政策承压。
特朗普政策加速全球经济重心转移。1990年代,美国主导全球化,但新保守主义与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低估其后果。WTO等机构让各国争取利益,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弗里德兰德目睹纽约州工业小镇衰落,特朗普承诺重现“黄金时代”,却因缺乏专业性进一步削弱美国。削减高校研究经费更威胁美国科研优势,影响初创企业与科技巨头,留下长期隐患。
共和党内部矛盾凸显。2027年中期选举可能削弱其多数席位,预算之争将成焦点。年轻共和党人如JD·万斯(JD Vance)倾向保留社会福利,反对大幅削减,但自由派强硬派主张全面压缩开支,另有派系推崇减税。年轻派或占上风,保护主义与产业政策将持续,对外援助与国际组织预算将进一步缩减。
俄乌冲突谈判显示美欧角色转换:德国主张加大支持与制裁,美国却退缩。德国执政联盟于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胜选日解体,标志规范性外交终结。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更务实,视援乌为保护德国利益。他可通过加强欧洲防务平衡美欧关系,承诺车企扩大美国生产也将赢得支持。卡塔尔的飞机礼物迎合特朗普喜好,默茨无需物质赠礼,只需战略承诺。
特朗普政策凸显世界务实化趋势。美国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迫使欧洲自强,默茨的直言反映德国新定位。压力作为政治工具虽有效,但特朗普的非理性决策或削弱美国长期竞争力,欧盟与德国则迎来重塑全球格局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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