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希望赵纫兰嫁的不是李大钊，多希望赵纫兰下辈子还嫁给李大钊

李大钊:“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9000字，约需25分钟，慎入）

1

李大钊出生前，父亲死了。出生后一年，母亲死了。他爷爷李如珍当时已经六十多岁。

李大钊10岁时，爷爷奶奶没力气了，想给他娶个媳妇，好有人照顾。

于是同村的富户赵家，就把16岁的女儿赵纫兰送了过来。

赵家的家长赵文隆，早年是李如珍带去东北做生意发财的，这份恩情人家一直记着，得报。

上一代报不了，就下一代报，人家就是这么讲究。

所以赵家出来的女儿，万里挑一，赵纫兰一过来，就家里家外，老的少的，都挑了起来。

那时候不流行30多岁的人，还说自己是个孩子，16岁也不说。

2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赵纫兰的名字很有文化，但赵纫兰其实一个字都不认识。

然而，“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狱中自述》）的李大钊，却因为这个传统的女人而成就。

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使得勉强卒业。”

李大钊那个家，是赵纫兰踮着小脚撑起来的，她既是李大钊的姐姐，也是李大钊的母亲，20多岁后，才姐姐、母亲、妻子，一起做了。

这三个身份，以后就没变过。这种重叠了三种人间至爱的情感，就再也没人可以超越。

赵纫兰的美来自中国历史深处，她索佩而挂的秋兰，不在体外，而在心里。

也不是高雅的那种，而是“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的那种。

自然到连她自己都不觉得。

3

李大钊4岁认字，7岁入私塾，这以后就只有读书、育人、革命。他把自己都给了知识，给了别人。

而赵纫兰结婚后，就只有老人、丈夫、孩子、家，她把自己也都给了别人。

归根结底，是都给了李大钊。

不足16岁的肩膀有多柔弱，稚嫩？但她包揽了一切。

奶奶瘫痪，爷爷老衰，李大钊年幼；几十亩薄田，一家人的吃喝穿用，李大钊的学业……一切的一切，本来铁汉子也会累趴。

但是1902年，李大钊童试失败，赵纫兰说，没事，再考。

1905年，李大钊终于成功，进入永平府中学堂，赵纫兰乐开了花。她六年付出，就为了母亲和姐姐般的刹那收获。

1906年，爷爷去世，去世前交代，丧事从简，省下钱供孙子读书，姑姑来夺走一半家产，家里更加困难。

但赵纫兰还是没事。

她去亲戚家借，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还是给李大钊凑够了路费、学费。

这一年，井家坨的李举人要资助李大钊求学，李大钊嫌他的钱来路不正，跟赵纫兰一起拒绝了。

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堂，赵纫兰有了第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不久夭折。

赵纫兰哭了。但她没条件疗伤，她得继续为生活，为丈夫求学挣钱、攒钱。

这之后，徐锡麟、秋瑾被杀，李大钊写诗长叹:“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他一面苦闷不已，一面参加了学生运动。

这期间，李大钊也哭了，他为仁人志士的死而哭:“国殇满地皆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赵纫兰的肩上，其实既挑了李大钊的生活，也挑了李大钊的未来世界。

1913年，赵纫兰又有了三个孩子，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是那年中秋节，李大钊回来说，他要去日本留学。

赵纫兰那时候不懂新事物，不知道日本在哪，不了解丈夫在追求什么，她也想丈夫能挣钱，家里能有个人帮她撑着，但她只问了句:需要多少钱？

这期间，袁世凯窃国，李大钊叹“南天动乱”，怀“屈子”（屈原）之恨。他漂洋过海，到了东京，见到中国之物陈列海外，“背人咽泪”，“面壁吞声”，深以为耻。

而赵纫兰又一次遭遇丧子之痛，已欲哭无泪。她只有把更多的爱，放在李大钊，和剩下的两个孩子身上。

那个时代，做中国的媳妇很难，做李大钊这种革命者的媳妇更难。赵纫兰为小家，李大钊为大家，赵纫兰间接挑上了中国国运。

她去世后的职业被划归为“革命者”，不只是因为她后来支持革命。

4

赵纫兰放飞了丈夫，这确实是母亲一样的放飞。

那里面只有无私的疼爱、牺牲和希望。

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时期，就不断发表诗歌、文章，他在日本有感于世风、国风之坏，说了一句:“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

但他终于结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的思想开始飞跃，他的见解越来越精湛、深远、超前。他经常发为先声，他真正的革命开始了。

1916年，与妻儿分别两年多的李大钊回国了，但他没有回家。

他为了支持蔡锷的护国军回国，他去了上海、北京。

他办报刊，写文章，也为革命筹款。

赵纫兰在家为他筹款，他为革命筹款。

李大钊那时候已经非常活跃了，他写“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也写政论、宣言、宇宙论、唯物论、战斗檄文。

他痛骂，他悲歌，但也“青春中国之再生”:“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但是赵纫兰不青春了，她没法青春。她因为长期负重，也终于病倒。

1917年，论《可怜之人力车夫》、《爱国艺术家罗丹病笃》、《面包与和平运动》、《不自由之悲剧》等国内外大事小事的李大钊，得知妻子病倒，终于意识到这个母亲、姐姐一样的妻子不是巨人，他立刻赶了回来。

李大钊5月7日到家，6月22日返回北京，在家专心照顾了妻子一个多月，直到她好起来。

他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传统，很重情义的人，他也不在乎赵纫兰大脚小脚，有没有文化，长得好不好看。

他只是走得太远了，顾得太多太大了。

5

分开三年多的丈夫又飞走了，赵纫兰没有阻拦，她知道丈夫的心不在家里，他的世界太大。

李大钊就是在那年年底，由章士钊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做图书馆主任的。第二年，加入了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

但最终，“不嫖不赌不纳妾”等等，只有他和有限的几个人做到了。

1918年，他也与鲁迅等人加入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销量越来越大，但他们都不再拿稿费，因为这是开启民智的公益事业。

而鲁迅当时对李大钊的评价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很多人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的势力，但他一直不是，绝对不是。

那年10月，毛泽东当然也成了他的员工。主席后来把李大钊视为引路人之一，他说很多教授有架子，但李大钊没有，我“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

李大钊最初一个月拿120块工资，后来被蔡元培请去做教授，到了二三百。

毛泽东那时候一个月8块钱，但他后来对斯诺说，这工资已经不低（与普通工人持平，而且作为管理员助理，事务不多，可以免费阅读）。可想而知，二三百块意味着什么。

但是李大钊没钱，每个月都穷得叮当响。

因为他自己没钱吃肉穿衣，补贴家里，却可以资助学生、工人。无论谁有困难，他都出钱。他参加革命，也管出钱，每个月交活动经费80元。月工资120元的时候就出80元。

80块差不多够当时的毛泽东花一年。

李大钊没到北大之前，就已经名满天下，这之后，他的声誉更高。

他是思想领袖，革命领袖，青年领袖，学术大家，文章大家。他涉及领域极多，他也是妇女解放的先驱。他倒不是忘了妻儿。

李大钊于1899年结婚，这期间与妻子聚少离多。1918年2月，李大钊曾经回乡，为赵纫兰过34周岁生日，当年暑假，他又把妻子儿女接到北京。

但是接下来的一年，很不平静。

首先是年初的大瘟疫，赵纫兰和孩子们全部感染，李大钊满城找药。

然后是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遭遇危险，离京躲避，赵纫兰再次怀孕。于是李大钊为了妻子儿女的安全，就只好又把他们送回老家。

李大钊再次回老家接出妻儿，已经是1920年9月。

他们一家最初住在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35号，这一次才算真正定居北京。

6

李大钊那个时候早已功成名就，成为影响力巨大的无冕之王。

那个时代，也有无数人崇尚自由婚姻。一时间，抛弃发妻与包办婚姻决裂，几乎已成为人人赞美的风尚。

小脚的赵纫兰长期居住于农村，无知无识，土里土气。她因为过度劳累，也满脸风霜，相貌显老。她本来就比李大钊大6岁，那时候已经36岁。

当时，有人追求李大钊，有人劝他另娶，但李大钊都拒绝了。

而赵纫兰来到北京，置身于教授夫人之间，也难免自卑。

但是李大钊一直鼓励妻子。每当那些教授、朋友、名人来访，妻子躲起来，他就去把妻子拉出来，跟人介绍，这是我的妻子赵纫兰。

他亲自帮妻子换衣服，有时候还会在客人面前给妻子扣好扣子，给她拉平衣襟。

李大钊曾经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他做到了。

李大钊从妻子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平和、优美、慈爱”，他对妻子也温柔以待。

他很忙，但在家里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不以大教授，大学者，大名人自居，他会尽可能帮妻子做一些家务。包括做饭，看孩子。

他注重妇女解放，而妇女解放要从文化知识入手，所以他也经常教妻子识字、读书。

赵纫兰其实是很聪明的女人，她只是没机会。

她学习速度很快，不久就能读报刊，写信。令人惊奇的是，她后来能“读懂《红楼梦》”！

李大钊家里来的人很多，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夫妇从来不烦。

李大钊的学识、品德社会公认，以至于政见相对者，也崇敬不已。他被杀后，无论敌我双方，都有很多人捐款。

他把他那些德育、影响，也带到了家里。

他喜欢栽树种花，他从花草树木上教育子女。

他爱好音乐，通乐理，喜欢带孩子们唱歌，他用音乐熏陶子女，传播知识、理念。

他新学旧学都很精湛，他有时候带孩子们读古诗，并加以讲解，有时候传授新知识，让他们开阔眼界，跟上时代。

中国第一个三八妇女节，是在李大钊领导下庆祝的，他给妻子、女儿详细讲解了这个节日的意义，并带女儿星华亲自参加了集会。

那天，他是唯一到场的男人，星华是唯一到场的孩子。

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道德高尚的“完人”，那期间，赵纫兰和孩子们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生活上，他们还是苦着。

7

李大钊在东城上班，却要住在西城，那是因为西城房租便宜。

他本来有条件买房子，但他在北京搬过七次家，一直租房。

李大钊每天上班都是步行，中午不回家吃饭的时候，就带一张大饼，或者两个馒头、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

他本来稿费也不少，但他就是如此节俭，他把全家带来北京后也没改变。

全家团聚之后，他除了为妻子生活方便，砌了一个土炕，基本什么没添。就连喜欢下棋的儿子，也只能自己画一个棋盘。

于是已经过惯了苦日子，本就非常节俭的赵纫兰，在北京精打细算，也难以支付全家的最低开支。

因为在北京，什么都只能买。

因为在北京，虽然一个四合院的月租金才几块钱，李大钊每个月能领几百块，但他基本拿不回来。

他把钱都帮助别人了，无论哪个学生有困难，都可以去支他的工资。他每个月基本都只能拿回来一把欠条。

这后面，要不是蔡元培担心李大钊一家子断炊，告诉财务，每个月拿出50块钱直接交给赵纫兰，这日子可能真过不下去。

实际上赵纫兰也“不过日子”，她自己也经常把家里的东西给别人。

赵纫兰生性敦厚、诚恳、热情、慈悲、大方，这两口子是绝配。所以时间一长，那些教授夫人都很喜欢并敬重她，她反而最受欢迎。

赵纫兰第一次来北京，就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了，她意识到了危险，整天为丈夫提心吊胆。

但她没有退缩。

她的命运从出嫁那天，就跟丈夫绑到了一起，比粽子还紧密。

8

赵纫兰一生有9个子女，4个夭折，孩子们都是她自己养大。这其中的艰辛与痛苦不必多说。

1921年之后，李大钊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也更加宏大。他脚不沾地，哪里需要去哪里，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全是他的战场。

但是他也更危险了，他上了北洋军阀的黑名单。

1923年，李大钊家周围，开始出现密探。他不在北京的时候，家里还会进贼。

贼什么也不偷，只是乱翻。

这逼得赵纫兰不得不一面请弟弟帮忙看家，一面找地方搬家。

1924年，直系军阀首脑曹锟，向北京巡阅使王怀庆，发出了“切实侦查”李大钊的密电。

这之后，李大钊得知北京军阀即将进行大搜捕，立刻通知张国焘从速收拾文件躲避，但张国焘不听。

于是5月21日，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就在家中被捕。

张国焘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高君宇、刘仁静等一大批人。

他称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李大钊和陈独秀随即遭到通缉。（《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9）

值得赞美的是，6月4日，北大为通缉李大钊发出了抗议。

值得庆幸的是，6月11日，北洋军警分别扑向李大钊在北京和乐亭的家，但都扑空了。

因为李大钊在张国焘被捕后就化装出走，带着长子李葆华进了昌黎五峰山。

他离家的当晚，北洋军警其实就来搜查过一次。军警们跟到乐亭，只是因为赵纫兰随后带着孩子离开铜幌子胡同甲三号，回到了老家。

赵纫兰那期间很担忧丈夫，她曾经写信给李大钊，想请人帮忙取消通缉令，但李大钊不同意。

他说，以前是同窗好友，如今是敌人，大可不必。我现在很忙，没空照顾家庭了，你要坚强起来。不要为我焦急，要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那一年祸不单行，赵纫兰又夭折了一个孩子，这已经是第三个。

这个打击非常之大，赵纫兰默默承受下来。而李大钊难过之际，曾经为女儿写过一首悼亡诗。

但他随后就又去为更多的人战斗去了。

9

李大钊被通缉后，于1924年6月中旬去了莫斯科。

一面是为了躲避，一面是为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当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那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1925年，李大钊回国后情况好转，继续回到北大教学。他的妻儿大约就是这之后又来到北京。

但是国共合作的前景，在8月20日上午11点，就已经显露了。廖仲恺的被刺，预示着打倒北洋军阀，只是新斗争的开始。甚至还没打到，就已经开始。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枪击请愿学生那天，李大钊也在。抓捕之际，他自称是生意人，混了过去。

但是19日，段祺瑞亲自点名，对李大钊发出了通缉令。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地区机关，由此转入地下。

而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在20日。国民党右派一片欢呼。

与此同时，国共联合的北伐军也在继续进军。4月9日，北伐军进入北京，1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反攻，北伐军退到南口。

北伐军撤退之际，有一位国民党旅长，曾经专门跑到李大钊家，要保护他撤离，但李大钊表示不能离开战斗岗位。于是那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

李大钊在隐蔽期间，依然做了大量工作，这仅仅看看敌人后来给他搬出的“罪证”，就成就巨大。

当时很多人劝他离开，赵纫兰也劝，但他就是不肯。

他对赵纫兰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

时间到了1927年4月，那时候李大钊一家住在府右街朝阳里四号。

6日那天是清明节，天气很好。赵纫兰带着小女儿艳华在兵营附近散步，他们的大女儿星华在外屋看报，而李大钊则在里屋写作。

外面突然传来枪声和呼喊声，紧接着大批军警、特务闯入，李大钊一家随即被捕。

敌人在下午两点就开始了审讯，李大钊“目光充足，态度镇静”，机智应对。

7日下午第二次审讯，李大钊态度依旧，媒体甚至说他“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领袖气派”，“精神甚为焕发”。

此后严刑逼供无效，张作霖派小诸葛杨宇霆劝降，也遭到失败。

李大钊那个著名的《自述》，开始于8日，他说: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被捕20多天，绝口不提家事，却一直在为差不多同时被捕的爱国青年辩护。

他说他应负全责，希望当局对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有一天，敌人把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带上法庭，李大钊看了看妻儿和女儿，态度依然平静。

他既不愉快，也不伤心，李星华后来回忆说:“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但李大钊其实是说过话的:“这是我的妻子……她是个家庭妇女，一同拘留的孩子还小，正在读书。所以说，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与她们没关系。”

赵纫兰当时看到李大钊受刑的样子，几乎哭晕过去。

10

李大钊被捕后，全国各界发起了营救。

北方党组织和工人、学生要组织劫狱，被李大钊拒绝。他要求保存力量，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4月8日，《晨报》发表社论，认为应该按照普通程序，把李大钊交由法庭处理。

9日，国立北大、师大等九校校长召开会议，组织营救。他们随后派代表与张学良交涉。

同日，杨度、梁士诒、罗文干也开始利用各自的身份，拜访张作霖等人，为李大钊活动。国民军则发来电报，警告直系军阀。

12日，国立私立24所大学校长，共同发起了营救李大钊的活动。

15日后，李大钊的同乡约300多人，及很多外人，联名要求释放李大钊。他们都对李大钊赞不绝口。

尤其谈到道德方面，比如“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能形容者……”；“冬不衣皮袄，常年不坐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而究各种学问……”等等。

但是这期间，“四一二”政变爆发，蒋介石已经撕下面具，他致电张作霖说:应当“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张作霖当时其实有些踌躇，他曾经致电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吴佩孚等七人，征询意见。

结果有五人回电严办，一人回电法办，而阎锡山则没有回电。

于是4月28日，张作霖就悍然下达了处决令。

行刑时间是下午1点，判的是绞刑，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有几十人。

李大钊那天依然态度从容，他第一个登上了绞刑台。但是敌人恨他，故意绞了他四次。

当天晚上，赵纫兰和女儿被释放回家了，记者们蜂拥而至。各报随后都对李大钊生前身后的事做了报道。

媒体说:

“李宅现尚有便衣侦探监视。”

“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

“李宅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

“李大钊子女服饰朴实……李大钊家里冬天无力买煤取暖，寒如冰窖，有人提出拨用公款买煤，他坚决不许……”

赵纫兰是4月29日早上才得到消息的，当时李大钊的舅舅在街上看到报纸，哭着跑了过来。

赵纫兰惊闻噩耗，一连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一喊醒就又昏死过去。

她最后一次醒来问道:“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星华含泪回答：

“4月28日。”

11

赵纫兰彻底病倒了，下不了床。

这期间，侦探仍在监视、骚扰，于是李大钊的同乡好友，当时在内务府警政司工作的李青峰（即李采言），就不顾危险，把赵纫兰全家接到了自己家里。

他早先就一直在努力保释赵纫兰母女，之后不但拉走了李大钊的书籍和家人，代为领回了李大钊的遗体，还亲自把赵纫兰一家送回了老家。

这些事，都被侦探记录在案。

（李大钊孩子的穿着）

李采言领回李大钊遗体后，认为原先的棺木不行，与朋友捐款重换了棺木。然后，他们和李大钊的其他好友，及学界同仁，纷纷为赵纫兰和孩子们发起捐款。

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天津各界也发起了捐款。

但是当时的形势和经济条件都不适于安葬李大钊，于是李大钊的棺木就暂时停放在浙寺南院了。

李采言他们为李大钊换棺之时，有一事可记。

他们当时去找了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伊寿山起初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

负责此事的李凌斗因为价格太高，商量降价，“生平不识李先生，并绝对反对共产主义”的伊寿山，一听是为李大钊，主动降价，只收了140元。

人们说，这是“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

伊寿山其实是因为连日看报，为李大钊的人格所折服。但是这之后，就连他一个帮忙入殓的人也被警察逮捕。可见当时如果为李大钊隆重办丧，确实不行。

实际上这之后周作人受赵纫兰所托，想为李大钊的子女解决在北京上学的问题，北大教授们经过多次讨论，也都表示爱莫能助。

李星华和李炎华是直到1931年，才在很多人的努力下，回到北京复学。

这其中只有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情况好些。

李大钊被捕那天，他跟着周作人等人出城植树去了。消息传来，周作人和沈尹默设法保护了李葆华。

沈尹默随后把李葆华送去日本留学。

李葆华当时不到18岁，但他已经大有父风。那些叔叔向他通报消息时，本来非常担心，想安慰他，但他非常镇定。听完了，再看看报纸，就走了。

李葆华在日本留学，虽然有周作人和沈尹默资助，但仍旧生活困窘。直到1929年，沈尹默做了河北省教育厅长，给他办成公费，这才有了保障。

李葆华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断然回国了。

他要抗日，他成了父亲事业的继承者。

12

李大钊的灵柩在浙寺南院一放6年。

这6年，赵纫兰靠亲友和各界资助抚养儿女。

她身体多病，精神痛苦，但她必须得撑下去。

这不只是因为儿女没有成人，还因为她有心事未了。

1931年，赵纫兰委托周作人等人编辑、出版李大钊的文稿，鲁迅为文稿写了序言。她虽然没多少文化，但她最懂得李大钊的心思。

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开始向长城内推进。乐亭被日伪占据后，李星华返乡，把病重的母亲接到了北京。

那期间，赵纫兰觉得时候到了，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她去找周作人、沈尹默、蒋梦麟、胡适等人，恳求帮助安葬李大钊，北大校长蒋梦麟慨然牵头，发起了公葬李大钊的活动。

4月22日，李大钊的公祭在浙寺举行，700多人参加。

4月23日，李大钊下葬于万国公墓，大批民众闻讯赶来，花圈举了一公里长。

灵柩过了宣武门，人越来越多。西单北大街上，有群众在路旁摆出了祭桌。车辆拥挤，不能通行，前后望去，人群望不到边。鞭炮声、口号声，震撼了半个北京城。

李大钊公葬之前，有很多人捐款，李大钊公葬之日，无数名流、团体、组织、个人到场。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委的黄少谷，担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等人，也来了。

但是队伍行进中，国民党宪兵还是来冲击、镇压了，并开了枪。

然而，民众在枪声、抓捕中被冲散，又重整。人们找回杠夫，继续前进。

共产党派出的护灵者李时雨（著名传奇特工），头戴孝帽，始终紧紧护住了李大钊10岁的小儿子。

赵纫兰在出行前，就对出于安全考虑，建议走西门的蒋梦麟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那么多事，又死得那么悲惨，马马虎虎出殡，我于心不忍！”

而当军警出来镇压的时候，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仍旧没有被吓倒。

李大钊的灵柩那天从上午九点启灵，直到黄昏才到达墓地，但人群始终没有散去。

那天，妇女抗日救国会送来的挽联非常醒目:“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烈？”

那天，赵纫兰一面为大家担心，一面为丈夫自豪，一面对民众充满了感动、感激。她泪流满面。

然而赵纫兰完成心愿之后，就因为劳累、悲伤和卸下重担，一病不起。

赵纫兰去世的5月28日，恰好是端午节，屈原跳江的日子。

赵纫兰终年49岁，她嫁了一个让她操心了一辈子的男人，也嫁了一个伟大的，足以让她自豪的男人。

赵纫兰去世后，被安葬在李大钊身边，发起募捐，负责她葬礼的，仍旧是先前那些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曾经为她题词:“忠魂铁血。”

只是她当时的墓碑上刻的是:李夫人墓。

所以建国后，当她的灵柩随着李大钊灵柩迁葬到李大钊烈士陵园时，就换成了“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赵纫兰在1936年就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赵纫兰不只是李夫人，她也是赵纫兰，甚至首先是赵纫兰。

•END•

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