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大女主」从不是孤独的逆袭者，而是与时代的智者、困者、勇者共生

自2004年至今，徐君担任《法治视界》《道德观察》等品牌栏目主持，是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资深主持人。近日，她以历史小说作者的身份“崭新亮相”，历时十多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宋点酥娘》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

《大宋点酥娘》讲述了一位宋朝女子的人生传奇和爱情故事。西夏公主李琼儿与大辽王子耶律浚相恋，但命运逆转，公主沦落为名伎，为保护爱人，李琼儿化身宇文柔奴，返回大宋，借助陈太医的帮助入宫。复仇后她厌倦了宫廷生活，陪伴王巩到瘴疠之地广西流放。柔奴一直在民间行医，被百姓称为神医，还与苏轼一起推动民间免费医院安乐坊的建立，并编纂了医书。

徐君表示，自己既是法制节目主持人，又是历史写作者，在两种身份的碰撞中，一直尝试着探索人性的力量。“创作是一场与历史的双向奔赴，我希望通过柔奴的故事，传递精神自洽的重要性，让读者感受到文人风骨和命运自主的力量。”她在自己的人生低谷期从苏轼词作中获得诸多启发，因此也希望通过柔奴的故事，向读者传递“心安即是归处”的理念。

想通过写作呈现一种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北青报：您创作《大宋点酥娘》的缘起是什么？

徐君：我2003年备考中国传媒大学硕士期间，在系统研读中国文学史时，对辽代才女萧观音产生了浓厚兴趣。萧观音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第一任皇后，兼具文学才华和政治影响力，却最终因政治斗争被赐死。她的悲剧命运引发了我对女性在历史中角色与命运的思考。这一研究成为我创作女性历史题材的早期启蒙。

此外，近年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很多坎坷。在人生低谷时，自己从苏轼的诗词中汲取了不少力量。《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哲学意蕴，成为我写这部小说核心思想的直接来源。我将苏轼面对人生逆境的豁达态度，融入主人公宇文柔奴的塑造中。

而作为法治节目主持人，我长期关注社会现实与人性的复杂面，历史写作成为我探索文化根脉的途径。我试图通过《大宋点酥娘》呈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还有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觉醒。

因此，我创作《大宋点酥娘》的缘起，本质上是将个人学术积淀、生命体验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过程。通过萧观音的悲剧性启发、苏轼词作的精神内核，构建了一个既具历史厚重感又充满现代共鸣的女性叙事，最终指向“文人风骨”与“命运自主”的永恒主题。

北青报：您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做了哪些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

徐君：在创作《大宋点酥娘》之前，我深入研究了宋代正史及与主人公相关的历史人物记载。例如，重点考察了《宋史》中关于苏轼及其时代背景的记录，尤其是苏轼《定风波》中“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创作背景，对萧观音的悲剧命运与文学成就进行了研究。

小说中宇文柔奴的原型融合了西夏公主、宋代歌伎、医者等多重身份。宇文柔奴这一角色的塑造，也受到民间叙事与文人笔记的双重影响。我对宋代文人群体如王巩的交游与思想，也进行了分析，以构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真实感。

另外，通过宋代笔记小说（如《东京梦华录》）、茶文化史料及考古发现（如宋代茶器、饮食风俗），还原了汴京行院、市井生活等场景，为小说中市井烟火气的描写提供了细节支撑。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平衡

真实性与虚构性如同“走钢丝”

北青报：《大宋点酥娘》里的几个女性角色令人印象深刻，请问您是如何设计这些人物的？

徐君：我以历史为底色，结合文学想象与当代视角，设计了李琼儿（宇文柔奴）、灵瑶、梁落瑶、高滔滔、王朝云等女性角色。这些人物既扎根于历史土壤，又承载了对女性命运、权力抗争与文化传承的深层思考。

我对李琼儿这一角色非常钟爱。作为西夏公主与辽国王子的爱情悲剧主角，我对其的设计融合了多重历史线索与文学隐喻。历史上辽、西夏与宋的复杂关系，为李琼儿的身份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她与耶律浚的恋情，映射了真实历史中政治联姻的残酷性（如辽道宗与皇后萧观音的悲剧）。通过虚构李琼儿从公主沦为名伎的跌宕命运，我试图展现女性在权力夹缝中的被动性与反抗意识。李琼儿化身宇文柔奴复仇的情节，灵感源自宋代笔记小说中“身份置换”的传奇性。例如，宋代女性因家族冤案隐姓埋名的案例（如《夷坚志》中的复仇故事），但此处的艺术加工更强调女性主动选择复仇而非被动承受，赋予角色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

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我对宇文柔奴的设计基于真实历史人物，但进行了多维度的文学升华。历史上宇文柔奴确为北宋名伎与医者，但其生平记载零散，如《宋史》未单独立传，仅见于苏轼词作与民间传说。我通过整合《东京梦华录》中的行院生态、宋代医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医学细节，以及岭南瘴气防治的民间疗法，构建了她的“职业成长”逻辑。

苏轼《定风波》中柔奴的豁达回答，是我这本书的精神锚点。我在创作中延伸了这一意象：柔奴的岭南行医不仅是个人救赎，更是对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平民化诠释。柔奴参与宫廷斗争、最终选择归隐的设计，源于对宋代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历史上如刘娥、李宸妃等女性虽掌权却难逃污名化（如“狸猫换太子”传说），而柔奴的主动退场既是对权力腐蚀性的批判，也是对“女性价值不依附于宫廷”的宣言。

北青报：在融入历史细节到小说情节中时，您是如何平衡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呢？

徐君：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平衡历史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如同“走钢丝”——既不能因拘泥史实而束缚叙事，也不能因过度虚构而消解历史质感。我的核心策略是“以史为骨，以情为血”，通过一些方法实现虚实交融。

首先是框架真实：重大事件与时空坐标不可动摇。小说以宋代真实的政治结构、地理沿革、典章制度为叙事基底。例如：苏轼被贬岭南、汴京行院制度、辽道宗时期的宫廷斗争等历史事件，均严格遵循时间线与因果关系，宋代医疗体系（如“安济坊”）、茶饮文化（如“点茶”技艺）等细节，需符合考古与文献记载。

其次是真实人物与虚构角色的互动法则。小说中真实人物（如苏轼、辽道宗）的行为逻辑必须符合史料记载，但可挖掘其未被记录的“心理缝隙”。例如苏轼与柔奴的对话，要贴合其诗词中流露的思想，但具体细节可能是虚构；虚构人物如宇文柔奴、李琼儿，需嵌入真实历史网络。例如柔奴参与神宗赵顼选继承人时，其行动需受限于宋代女性实际的政治参与度，避免“穿越式”行为。

第三是细节嫁接，用真实器物与风俗支撑虚构情节，从考古报告、文人笔记中提取生活细节，赋予虚构场景以实感。

北青报：当历史事实与故事戏剧化冲突时，您如何抉择？

徐君：首先，历史不可改写，但历史中的“人”可以重新诠释。所以小说中，对真实人物不扭曲其根本立场，如苏轼的变法态度，但可虚构其情感与私密对话；对虚构人物则需让其命运与历史洪流共振，如柔奴的归隐暗合北宋中后期文人“退居江湖”的风潮。

第二，细节越真，虚构越活，用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为虚构情节“镀金”，使读者在熟悉的质感中自然接受艺术加工。

第三，我认为虚构是对历史空白的诗意回应，面对正史中女性记载的缺失，通过诗词、壁画、墓葬文物中的线索构建女性视角。例如柔奴的医术传承，部分灵感源自宋代墓葬出土的妇科药具上刻画的女性形象。

总之，要想把握好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的平衡，我的经验是：敬畏历史的框架，但信任人性的共通——只要角色的情感逻辑符合时代与人性本质，即使情节为虚构，读者仍会感受到“历史的真实”。

痴迷苏东坡

源于彼此生命体验的同频共振

北青报：虽然小说主人公是李琼儿，但是您对苏东坡笔墨颇重。这样写，是否也是您的“私心”？

徐君：在《大宋点酥娘》的创作中，对苏轼的浓墨重彩既是叙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个人对这位“千古风流人物”的深切共鸣。与其说是“私心”，不如说是历史与文学的双向选择——苏轼不仅是历史坐标，更是宋代精神的容器。若要说“私心”，或许我确实在借他的酒杯，浇今人胸中块垒。

小说中李琼儿（宇文柔奴）的人生轨迹与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动荡深度交织，而苏轼恰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文化符号。他的贬谪路线（汴京-杭州-黄州-惠州-儋州）如同一张活地图，天然串联起宋代市井、边疆、宫廷的多元空间。没有苏轼，宋代的故事就少了一副骨骼。

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全书的核心命题，而这一哲学恰与柔奴的命运形成互文：柔奴从公主到歌伎，再到医者的身份转化，是对“心安”的实践性诠释；苏轼的宦海沉浮，则从士大夫视角呼应同一命题。这种双向诠释让女性成长史与文人精神史形成对话，而非单一维度的“大女主叙事”。

我是个“铁杆东坡迷”，但这种痴迷并非源于风花雪月，而是彼此生命体验的同频共振。2017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变，甚至有痛不欲生的时刻，想到乌台诗案后的苏轼，最落魄之时，我独自前往黄州寻访东坡遗迹。站在赤壁矶头，江风呼啸一如千年以前。我突然理解了《寒食帖》中“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荒诞感。那时我刚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从法制节目主持人转型幕后，一双儿女嗷嗷待哺。但站在苏轼种地的东坡田埂上，我忽然笑了：他连“中产”都混不成，却能笑对“一蓑烟雨”，我这点困境算什么？至少还有饭吃。

2020年在惠州西湖，我看到朝云墓旁有一株千年荔枝树（传说为苏轼手植）。当地人告诉我，这棵树曾被雷劈焦，却从枯枝中抽出新芽。当时我正为小说中柔奴的“至暗时刻”卡住——她该屈服于宫廷阴谋，还是坚持出宫、奔赴未知的命运和前途？站在荔枝树下，我突然想起苏轼在惠州写的《荔枝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柔奴最终的选择正是对此诗的回应：她拒绝用医术攀附权力、拒绝天家的荣华富贵，而是像这棵荔枝树一样，“向死而生”。

在海南儋州东坡书院，我触摸到苏东坡用椰子壳做的砚台（复刻品），听闻他教黎族孩童识字、劝农挖井的故事。一位管理员说：“这里的人至今逢灾便拜东坡，不是当神，是当朋友。”——这启发了我在小说中关于柔奴与岭南百姓的关系设计：她不扮演“救世主”，而是以“共患难者”身份融入民间。正如苏轼在儋州写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柔奴也在瘴疠之地找到了“吾乡”。

我为何必须写苏轼？因为我想告诉读者：大女主从来不是孤独的逆袭者——她们与时代的智者、困者、勇者共生。苏轼在书中的存在，不是为了“抢戏”，而是为了证明：当一个女性决心冲破枷锁时，连历史星空中最亮的星辰，也会愿意成为她的烛火。

至于我对苏轼的“心心相印”，或许就像他在《赤壁赋》里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他是我在历史长河中的一处“无尽藏”，而我，不过借“柔奴之舟”，取一瓢饮。

不是要复刻历史

而是想通过历史棱镜折射人性

北青报：您在创作《大宋点酥娘》时，最享受的环节是哪个部分呢？

徐君：最享受的环节，是通过虚构人物的命运轨迹，将历史肌理与人性温度进行诗意的缝合。李琼儿与耶律浚的跨族裔爱恋、榷场邂逅苏轼等情节，恰是这种“切口”的“完美缝合”，或许就是历史小说最迷人的魔法：让已经凝固的时光在叙事中重新获得体温。

北青报：在塑造虚构人物，使其与历史人物“互动”时，您会遵循哪些原则来确保人物关系的合理性？您最喜欢小说中的哪一个角色？

徐君：我在构建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的互动时，始终遵循“不颠覆历史逻辑，但可重塑历史缝隙”——即在重大史实不可动摇的前提下，通过挖掘未被记载的空白地带进行艺术加工。重视历史人格的锚定点与虚构人格的延展性。

我最喜欢的人物当然是女主角李琼儿，因为她有勇有谋、重情重义、美貌只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我在创作李琼儿这个角色时，是用心书写刻画的。

历史小说的终极目的不是复刻历史，而是通过历史棱镜折射人性。例如，我坚持不让柔奴成为“女版苏轼”——她最终选择归隐而非继续抗争，既是对宋代女性真实困境的承认，也是以“退守中的坚持”传递现代价值观：真正的自由，或许是通过找到自我安顿的方式来接近。当戏剧化需求与史实不可调和时，宁可牺牲部分情节张力，也要守住历史逻辑的底线。

北青报：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会带有作者的影子。《大宋点酥娘》中，您自己的“投射”多吗？

徐君：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与角色之间的精神镜像关系往往复杂而微妙。若说《大宋点酥娘》中的李琼儿承载着我的灵魂“切片”，这种投射绝非简单的“作者化身”，而是一场通过虚构叙事完成的自我解构与重构。在写作过程中，我也确实会经常恍惚：我就是李琼儿，李琼儿就是我，李琼儿的性格和价值观便是我价值观的体现。《大宋点酥娘》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场以文字为舟楫的历史摆渡，更是一次以虚构为镜鉴的生命重塑。

北青报：虽然是历史小说，但读者往往会从中读出当代性，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给当代读者哪些启发？

徐君：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篇小说，审视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以及他们最终的归宿和命运。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保持一颗平常心，看淡功名利禄，知足常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境，都需要记住“心安之处是吾乡”，要学会自洽、圆满、从容。

尝试长篇商战题材小说

以自身经历为蓝本构建

北青报：您是社会与法频道资深主持人，日常工作是什么呢？很好奇您是如何协调工作与写作的，二者之间有什么互补吗？

徐君：我平时还是比较忙的，既有台里的任务，还要抚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但是除此以外，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我喜爱的写作上，随时随地写，有的时候会写在手机上，甚至在陪孩子玩耍的时候，孩子们在玩儿，我在旁边也会写一些东西。我觉得写作就是见缝插针，把你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因为很难拿出完全整块儿的时间来写作。我从事的工作正好也和文字相关，所以写作跟我的工作也是互补的。我不太喜欢社交，更讨厌无效社交，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

北青报：您有创作法制小说或悬疑小说的计划吗？

徐君：目前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商战题材的小说，是以我自己的见闻为蓝本构建的一部小说，里面涉及到金融、商战、人性、爱情等等，内容还是很庞杂丰富的。它或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宇文柔奴式人生故事，只不过它是现代发生的，更精彩，更激烈，更可能让大家感同身受，这部小说暂时定名为《自由之路》。

写完这部长篇小说以后，我计划写一个悬疑题材小说。因为这些年的工作，让我积累了大量生动的案例，我特别喜欢阿加莎的悬疑小说，写这个会很有挑战性，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这对感性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张楠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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