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大师兄其实很鸡贼

义和团的愚昧，主要表现为无知。抛开知识，他们——尤其那些领袖（大师兄）——的头脑其实相当好使，充满了农民的狡狯和流氓的无赖，最擅长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瞒天昧地，见风使舵，说一套做一套，打不过跑得过等。譬如口号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打洋人是一种战术，打清军是另一种战术，打老百姓则换了第三种战术。不过，不管怎么变脸，怎么转向，其要义，始终不脱一个利字：相比权力，义和团显然更看重利益。所谓斗争路线，无非趋利避害，所谓斗争策略，无非一盘生意经。

人之好利，无可非议。只是第一得言行如一，不可两面三刀；第二该获之有道，不可强取豪夺。义和团一面以“毋贪财”为戒条，一面却无比贪财；号称憎恶洋货，“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其贪婪程度，雁过都要拔毛，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众深受其害，遂作歌谣讽刺道：“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义和团，快上法，瞅瞅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华学澜《庚子日记》记录了这些民谣，并感慨义和团已经号令不行，“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

义和团敛财的手法，归结起来，不外乎欺骗、勒索与抢掠三种。其骗术相当低劣，然而迫于政治与暴力的双重威慑，当事人纵然识破，却也不敢反抗，只能听之任之。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讲述的故事，干脆隐去了当事人的态度：“针市街桐发祥客栈被拳匪围住，开枪向院内轰击，谓内有奸细。其中所有桌椅，并所存之货，与团扇壶碗玩物等件，皆雇人用手车运至坛中。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

欺骗之上，则是勒索。义和团勒索，大抵可分两类，一是勒索教民，以及与洋务有关（如通西学、懂英语）、甚至与洋字沾边（如着洋装，买洋货）的国人，这些人被唤作二毛子、三毛子以至十毛子不等，皆处于“灭洋”的锋利刀刃之下，不给钱便可杀之，有时给钱了也杀；二是勒索非教民，不分青红皂白，直接诬为教民，责令出钱消灾，否则照杀不误，如直隶一带，“凡有富厚之家，皆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庚子剿匪电文录》）

无论欺骗还是勒索，终究不如抢掠痛快。故而义和团最喜抢掠，官也抢（当时朝中两位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府邸皆遭义和团洗劫，按理说徐桐乃是义和团的支持者，团民该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然而照抢不误，足见利欲熏心），民也抢，教民也抢，非教民也抢。试看时人的记述：“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西巡回銮始末》曾详细记载五月二十六日之难：

……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一时满街塞巷，无非抢物之兵丁。而儿啼女哭之声，尤使人闻而心碎。街市间尸骸横卧，亦难数计。顾各处虽多被抢，尚不及住居附近东交民巷一带之甚。盖与使馆为邻，故受祸尤惨也。孙尚书家鼐住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余物已被括一空。而各兵等犹未满意，因复以枪拟尚书，勒令将黄白物交出，否则将以枪弹相饷。尚书无奈，遂告其所藏之处，始释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