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起恐怖行动引发以哈冲突以来,西方许多左翼人士为哈马斯喝彩,称赞其“英雄主义”行动。
在欧美国家,很多穿着时髦的民众和大学生站出来,高呼口号支持哈马斯的行动,不少同性恋、变性恋群体也走上街头,声援哈马斯。
不过,他们只敢在自己的国家这样出风头,他们不会不知道,就凭他们的装束或者性取向,来到哈马斯统治的地带,恐怕活不了几天。
他们这是爱巴勒斯坦人吗?不,他们这是坑巴勒斯坦人。他们愿意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恐怖地带,而他们自己却绝不会涉足此地,只能在安全的地方喊支持的口号。
前苏联时期,也有不少生活在西方的知识分子,高声赞美苏联的砖制高压制度,却不愿意投身苏联,与苏联人一同吃苦。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苏联是一个伟大的新世界,是人类的希望和理想所在。然而,在其写的《莫斯科日记》里,罗曼.罗兰对这个乌托邦国家多有批评。为了自身的安全,他还在日记中声明,“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
与罗曼.罗兰相似,英国文豪萧伯纳也频频演说并发表文章,赞扬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声称苏联是人类社会的最佳模式。
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以反主流文化著称,他在自己的作品《北回归线》中讽刺西方资本主义,却对苏联的官僚制度赞赏有加。
这些生活于西方却大声赞美苏联的公众人物,俨然以苏联的“同路人”自居。然而,流亡西方的苏联早期领导人托洛茨基提到他们时,不无挖苦地说:“如果伴随他们的是同样的恐怖,他们一定会尖叫不止。”
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垮台前,美国依然有不少学者吹捧其体制的优越性。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瑟罗撰文称,苏联的指令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1920年俄罗斯只是个弱国,而如今它可以和美国媲美,“苏联的非凡成就足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
可惜的是,瑟罗的文章发表不久,这个建立不到70年的乌托邦帝国便轰然垮台。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有“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之称,可就是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知,却对清王朝的帝王制度赞誉有加,称赞大清王朝是法治国家,皇帝也遵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伏尔泰声称,中国人的顺从不是从皇帝的权威而来,更是来自一种孝敬长辈的自愿心理。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他说:“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虽然伏尔泰对清王朝有如此高的评价,却一次也没有来过中国。他所谓的爱中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如果按照他的言论,中国的辛亥革命就是不该发生的,中国男人该永远留辫子,中国女人该永远裹小脚,中国百姓在父母官面前,永远该跪着讲话。
与伏尔泰不同的是,有一些法国人对中国并没有多少溢美之辞,而把对中国人的爱付诸行动。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创办医院和学校,心甘乐意服侍中国人,甚至死于中国葬于中国。
清朝末年,32岁的法国宣教士阿纳托尔.盖斯丹告别母亲和姐妹,经过一万多公里的艰难行程,来到中国。他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而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他在母亲的信中说:“从此我的名字叫丁鸣盛。”
这个叫丁鸣盛的法国人在河北乡村创办多所学校,灾荒来临时,便写信向家乡募集资金,赈济灾民。直到89岁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大陆的外国人都相继离开时,但丁鸣盛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我来到中国那一天,就没有想过回去。”
三年大灾荒的时候,年近九旬的丁鸣盛双目近乎失明。他坐在床沿上,听到有人走过来,就说:“我要吃那......黑东西。”
他说的黑东西,是指红薯藤磨碎做成的窝窝头。然而,就连这种东西也吃不到了,他在饥饿中离开人世。
直到今天,当地百姓依然记着这个法国人的中国名字,记着每年给这个法国人扫墓。
只有愿意来到你的生活,愿意陪伴你一路同行,愿意为了爱你而舍己的人,才是真正的爱你。
对那些只在口头上说多爱你的人,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有戒备之心。当心他悄悄给你挖坑,让你掉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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