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49年的这场国共掩蔽战线的“秘密战”，到底有多惊险！

1949年，国共两军“川西大决战”前夕，一场国民党均起义与反起义的秘密斗争，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悄然展开。敌我双方的为争夺川军和退守到四川的国民党残兵，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秘密战”。本文为你揭秘双方在秘密战线的斗争。

刘文湖的西康省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蒋介石布下的在川、滇、鄂、黔的"天罗地网"开始迅猛冲击，以风卷残云，洪水涤荡之势很快突破了"川、鄂、湘"千里防线，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川东门户，继而虚晃一枪攻占贵州遵义后，又抢占川南自贡、荣县、乐山，同时，以秦岭以北的一野十八兵团形成一把大铁钳，慢慢向国民党残敌头上夹来。四川全景解放指日可待，但此时蒋介石的部队仍有50多万兵力，妄图垂死挣扎，制定了川西决战计划，与中共决一雌雄。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面着手部署中共四川各级组织对策划国民党部队倒戈起义准备工作，一面联合民革、民盟等组织，开展对国民党内部的策反活动，

出版的《成都文史资料》

中共中央指示川东、重庆，成都的地下党工委或特委，以及中共香港支部，派人到川军或外来聚川的国民党残军中，作策反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敌工部情报处也派出人员进入国民党各部作策反。中共地下党秘密党员在四川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中开展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且富有成效。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川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早在共产党长期的统战工作争取下，越来越靠近共产党，随时准备与反动政权脱离，待机起义。

当时，国民党部队内部，部分将士军心开始动摇，国民党军罗广义、陈克非、董宋珩、李振、裴昌会等部也成为中共方面争取的对象，地下党根据国民党内部的情况，通过中共在雅安的电台，向中央汇报四川形势，并建议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先起义，引发动摇的罗广义、陈克非、董宋珩、李振、裴昌会等部的起义。

刘文辉

刘文辉早在大革命前就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其二十年的历程中，时有动摇，但在与过境红军交锋时虚与委蛇，受到蒋的"悔过"的处理。蒋介石为排挤、取代或消灭地方势力，与刘文辉积怨甚深，甚至矛盾尖锐。蒋介石搅尽脑汁想吞并刘文辉势力，李文慧也变着法子同蒋介石明争暗斗。这一斗就是二十年。共产党针对敌营中复杂的成分，及时派员作刘文辉的工作。对刘文辉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周恩来通过刘文辉的川军驻重庆办事处杨家桢引见，在重庆机房街亲自与刘文辉面谈，做刘文辉的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中共方面派出共产党情报人员王少春夫妇到刘文辉的西康省府雅安，设立红色电台，使刘文辉能够经常听到延安的声音。

张友渔

1945年春，中共中央派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到刘文辉部，与刘的朝夕相处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刘文辉的世界观有了明显的转变，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正如后来刘文辉回忆说:"1945年2月间，张友渔到成都，共产党派他帮我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张友渔每天清早就到我的正街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月，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经过共产党多年的感召、争取，刘文辉把自己的利益逐渐同人民的利益放到一起，把自己的前途也逐渐托付在人民的阵营中，因此在解放解放军大举入川时，他及时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开始起义准备工作。在1949年初，中央派曾在刘文辉部任师长民主人士张志和到四川，策反刘文辉。张志和在中共周恩来、张曙光、罗世文、华岗、张有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紧接着，中共中央派员与在香港的民革中央负责人李济深取得联系，得到了民革中央的大力支持。

李济深

1949年4月，李济深任命民革成员杜重石为民革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携带李济深亲笔信从香港到成都，与刘文辉见面，并商议民革成立川康分会，刘文辉任主任委员、李宗煌为副主任委员。随即，成立反蒋的川西民主联军，刘文辉为联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李宗煌为副委员长。不久，民革中央邀请王蕴兹从澳门到成都，就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司令，李宗煌兼川南军区司令，川北十县由民革成员寇幼樵负责。王蕴兹联络当地哥老会、及部分警察、组成了1000人的武装部队，秘密筹划，为刘文辉部起义做准备。

5月初，国民党温江专员冯均率领一个团的保安部队去川西崇宁视察，王蕴兹误以为民革联军被察觉，于是在崇宁仓促起义，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国民党特务镇压。李宗煌被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刘文辉将王蕴兹撤退到雅安的川西联军收编到自己的部队保护起来。

而此时的国民党军，也在积极加紧控制军队。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召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指示他们关注川军的动态，防止川军反水。并特别提醒毛人凤、徐远举监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的动向。同时，蒋介石还一再要求胡宗南抓住部队，管控好军官，确保蒋军嫡系部队不出任何问题。

解放军进入重庆之后，蒋介石来到成都，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的控制。十二月六日，蒋介石在成都召集张群、王缵绪，王陵基、盛文等川内反共实力派人物，要求他们：清理干净内部地下共产党员，不能让军中的动摇分子掌握住各师各团各营的军权。同时要求所有军、警、宪、特机构，盘查进入军营的所有人员，防止共党对部队的渗透。还在各部队贴出公告，颁布《战时条例》，严禁非本部人员进入军队营房。凡进入军队驻地的人员，必须持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通行证，而所有通行证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审核签发，以此同时，蒋介石要求毛人凤向各部队政工处（或第二处），派员驻扎随时监控军队来往人员，以防止中共对军队的策反。张群还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在成都市内军、警、宪、特组织，大肆内查搜捕共产党，捣毁党的地下组织、抓捕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

蒋介石最放心不下的时川军。十二月六日下午，刘文辉接到张群电话，通知他到张群办公地“励志社”面谈。刘文辉拉着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同去以求照应。在谈话依然无果的情况下，张群当场就给胡宗南打电话，将刘文辉交胡宗南，强令其“合署办公”，以对刘文辉的监视。但胡宗南此时人在绵阳，张群立即以蒋介石的名义，要胡宗南返回成都。张群又以“军务重大”为由，要刘文辉晚上与胡宗南商议。刘文辉无奈，只能等候得待胡宗南回蓉。

张群

19时许，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肖毅肃来到刘宅开会，虽屡有争执，但刘文辉的“坚定”表态，给众人吃下一颗定心丸。刘文辉说：“事实摆得最明白，我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容得下我！” 张群等人听了，说：“自乾今晚说的是真心话。”从而，解除了对刘文辉的要挟。会后，张群再次试探刘文辉和邓锡侯，并未发现异常，于是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十二月六日，蒋介石召见毛人凤，要求毛人凤“杀鸡儆猴”，制造白色恐怖。吓退地下党和民主人士在成都的活动。

六日晚上，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保密局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的东门街公馆内，秘密召集了吕世鲲、杨超群、何龙庆等保密局成都站领导人开会，研究屠杀位于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的在押政治犯。军统成都站奉毛人凤指示，将34名在押重大政治犯造册，报送省特委秘书长徐中齐转毛人凤。其中，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5人，民革成员3人，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7人，其他革命青年及爱国民主人士7人。七日晚，军统将这些革命志士杀害于成都十二桥，制造了著名的“十二桥惨案”事件。

毛人凤

国民党的恐怖活动，没有吓退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中共方面，立即加紧了策反工作。第二野战军派谴人员周超(化名章浩然)、朱穗钦、张侠，地下党员胡春浦、洪宝书、王一平、詹大风、吕振修等，民盟的潘达逵、张志和、张鹏翼、黄慕彦等，直接进入国民党军各部。开展策反工作。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化未配合中共的行动，组织主要部属赵星州、牛范九、杨晒轩、黄隐、严啸虎等人，在龙兴寺建立起义大本营。为提前做好准备。随即，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化与二野战军代表、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川军军官，商量成立一个综合小组来组织实施。

经多方协商，决定综合小组由民盟成员潘大逵具体负责。下设:组织组，由朱德钦、朱彦林、黄幕彦，胡克林、陈离等组成，朱德钦为召集人，严啸虎。吴宗国列席；参谋组由章浩然，万里、何翔迥、邓亚民、张熙民、周朗清、黄慕彦、金抟九等组成，章浩然为召集人；宣传组由张伯英、赵一明，邓实庵、李光韬等组成，张伯英为召集人；情报组由万里、刘重威，蔡可彬、何翔迥等组成，万里为召集人；保卫组由张鹏冀、李载之、徐盛霖等组成，张鹏冀为召集人；策反组由胡克林、朱彦林、李铁夫、李蜀华、何家杰等组成，胡克林为召集人。

纪念馆内的成立综合小组的介绍

综合小组开会，除各小组负责人外，还有邹趣涛、陈离，李铁夫、陈兰亭、朱彦林、黄慕颜、邱翥双、曹四笏，李静轩、黄冀等多方面的人士参加，各组交互出席，互相配合。所有军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三个组会同办理。

统一行动小组成立后，刘文辉带病抓紧工作，迅速做好起义及通电准备，并由中共党员王少春电报往中共中央。中央根据当时四川的敌我势力，要求做好准备，起义听后中央安排。

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孙震集团，仅正规军约50多万人，再加地方部队的非正规军，约30多万人之众，这些部队占据了四川境内的要塞之地。而。刘、邓，潘。三将军直属部队不过3万人，加上他们能控制的其他地方武装不过5万人。能争取中立的国军各部，在解放大军未入川境时，大约10来万人。可见军事压力之大。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孤注一掷，要与中共进行川西决战的原因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共中央要求刘文辉等“做好起义准备，听候中央安排"的根本原因。

此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动向，蒋介石也已经掌握，毛人凤、徐远举曾多次向蒋介石报告说刘、邓、潘有可能“反水”。但蒋介石仍然抱有幻想，认为刘、邓、潘曾打过共产党，”尚可再争取“。于是，十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亲临刘宅，笼络刘文辉，刘文辉则与蒋介石“打太极”，虚以应付，麻痹蒋介石。

十二月一日，蒋介石又派张群，试探刘文辉意向，张群心机颇深，向刘文辉抛出4个问题“征求意见”：一是蒋介石是否应复职总统？二是由谁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三是“川西决战”应怎样部署？四是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该如何与胡宗南部配合？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打探刘文辉的真实立场。

邓锡侯

刘文辉说，先是强调打仗问题最为紧要，要倚重胡宗南部，其他问题无关痛痒。之后，刘文辉既讲了少许对蒋不满的牢骚话，又显示出拼死应战的决心。同时还提及他指挥的第24军集中起来难度较大云云，以诸种琐碎矛盾之事转移张群注意力，使其始终摸不准自己底细。

蒋介石又通过四川省秘书长邓汉祥联系刘文辉和邓锡侯，说为加强指挥配合，请二人与胡宗南合署办公，还要刘文辉、邓锡侯家眷先去台湾。

刘文辉同邓锡侯连夜商议，决定先口头应允合署办公，但不具体执行，以拖待变，并找托辞拒绝将家眷迁往台湾。蒋介石不甘心，又派张群和财政部长关吉玉软硬兼施，反复催促刘文辉送家眷成行，但刘文辉等人就是拖着不答应。

潘文华

十二月七日，徐远举向蒋介石汇报，刘文辉等人在调动部队，可能要反，蒋介石大惊，在看完徐远举的报告细节之后，终于决定解决刘文辉等人。

12月7日，狡诈多疑的蒋介石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于下午四点赶至成都北校场开会，欲强其绑在蒋家王朝反人民的腐朽战车上，刘、邓当即识破阴谋，商量决定立即北上回到八十华里的彭县。彭县是邓部九十五军的防区，而且战略位置好，退可到广大的龙门山区，进可一马平川。直下成都。

刘文辉立即通知提早两日先离虎穴去灌县的潘文华，然后分头出北门在城皇庙后会合。刘文辉这时正患哮喘病，被随员扶着从北城门左缺口处翻出高墙，来到约定地点，邓锡侯已挎着作掩护的猎枪等候在庙后坝上。脱离了成都等于暂时逃脱了兵山，冲破了牢笼。

成都解放新闻报道

但二人深知，他们的出走，对蒋介石来说会是怎样的心情，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于是刘文辉即刻电告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准备行动，令驻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军所部准备开展。邓锡侯也令所部九十五军黄隐的一二六师驻广汉部队移至彭县；驻新都的六三七团移至彭县蒙阳镇担任警戒，令驻灌县的二二五师进入战斗准备，驻崇义桥的邓部驻军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并要求其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进行警戒。

第二天。刘文辉、邓锡侯继续北进，至新繁龙桥已中午1点，蒋介石派王缵绪亲到龙桥镇劝说二人回到蒋的怀抱，为了让刘文辉、邓锡侯相信蒋介石的“诚意”，承诺以其子蒋经国作人质。以此来诱骗两位将军"回心转意"。刘文辉、邓锡侯不为所动，王缵绪只能回去复命。为躲避蒋介石近距离轰炸，也为尽快实现起义，刘文辉、邓锡侯连夜赶往彭县。

彭县起义

十二月九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通电正式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彭县起义“。受其影响，

第16兵团副司令董宋衍在金堂宣布起义，第15兵团、第20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裴昌会率第7兵团在四川德阳起义，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也派代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几乎是一夜之间，国军六个兵团当中有五个都放下了武器。国民党军的先后起义，蒋介石“川西决战”计划彻底破产，于12月10日仓皇逃往台湾。

彭县起义是我军在围歼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它残敌的紧要关头的率先义举。它打乱了蒋介石预谋与我军作最后"川西大决战"的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根基，关闭了胡宗南部逃窜康、滇的大门，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