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拉拢的新教皇，或是以色列问题的良药？美梵以三国的关系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宗教和政治完全是两个世界，但在西方，这两个世界却常常相汇交织。

就在5月19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前往梵蒂冈与教宗利奥十四世举行会晤。

这位芝加哥出身的新任教皇，确实对美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但在其上任第二天就匆忙发出访问白宫的邀约，不管怎么说，还是略显匆忙了些。

可如果我们将视线再度放回中东海湾，便会发现，这一切似乎都有迹可循。

或许是特朗普绕开以色列的旅程，给这个昔日盟友的心中留下了芥蒂，以色列就选在特朗普刚结束中东访问之际，让加沙地带再燃战火。

椅子还没坐热的特朗普不得不面对以色列的“骑脸”输出，只是，在真的已经冷落了对方的当下，美国注定无法再指望这个“老朋友”卖自己一个面子。

果不其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19日发布视频，宣称将“接管整个加沙地带”，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可特朗普也在同一天向新任教皇抛出了橄榄枝……

不善的渊源

其实从历史来看，美国和梵蒂冈怎么说都不像是能和睦相处的关系。

如果说，756年的“丕平献土”是确立了教皇国在宗教领域的权威地位，那么，查理曼大帝（“欧洲之父”）去世导致的欧洲群龙无首，便是给教皇纵揽世俗事务留出了空间。

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教宗至高无上的权威才遭到挑战，同时，代表改革势力的“新教”基础也得以奠定。

新兴的教派一经起势，便立刻向传统的教会力量发起了挑战。于是，为了争夺宗教主导权，天主教与新教在欧洲爆发了宗教战争，1618年开打的三十年战争便是冲突的顶峰。

直到战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君主择教”的原则才得以确立，宗教在世俗领域的统治失去合法性，欧洲的近代史也正式开启。

欧洲各国为了从教会手中夺取权利，进行了艰难漫长的斗争，美国这个脱胎于欧洲文明的国度自然也就继承了反教会压迫的传统，并以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教作为主要信仰。

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美国与教皇国就该成为两条不再会有任何交集的平行线，可直到一场特殊的“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打响，两方关系的发展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走向合作

在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中，美国大把砸钱，梵蒂冈动员教众，两国通过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竟然真的成功打击左翼势力。

眼见传统教会余威尚存，意图在冷战中拉拢更多盟友的杜鲁门就于1951年，率先任命了驻梵蒂冈大使，想要正式开启两国的“战略同盟”。

可此举瞬间招致了美国国内新教团体的反对，日均3000封的抗议信迫使杜鲁门撤回了任命。虽然建交的尝试无疾而终，但拉拢教会的思路还是得到了政府高层的一致认可。

艾森豪威尔时期便延续了与梵蒂冈的合作，甚至国务卿杜勒斯还与教皇庇护十二世开展了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会谈。

天主教总统肯尼迪的上台，更是扩大了双方的联系，古巴导弹危机时便是通过比利时神父菲利克斯·莫林牵线搭桥，请出梵蒂冈教皇调解美苏矛盾。

1962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教皇国正式倡导与其他基督教教派开展对话与合作，更是为两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提供了契机。

从尼克松开始，美国开始正式向梵蒂冈派遣个人代表。里根上台后，更是直接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建立起对抗苏联的“神圣同盟”（被称作“20世纪最隐秘的跨国合作”）。

这个“隐秘合作”一度成为瓦解苏联阵营的关键推手，美梵两国通过暗中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削弱了苏联在东欧各国的影响力，加剧了东欧剧变的进程。

虽然梵蒂冈因此被批评为“利用宗教干预政治”，美国也被指责“违反国际法、利用隐蔽行动干涉主权国家”。

但就是在这样的合作中，本不该存在联系的两国形成了密切的同盟，西方教会历经百年轮转后重回政治舞台，而美国也找到了一个干预国际事务的全新抓手……

对抗不能停

虽然我们已经见识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密切的合作，但这种联手终究出于利益诉求，实际上，两国也存在着难以调解的矛盾，而这个关键的分歧点就在中东地区集中爆发。

其实从宗教起源上来讲，基督教本是脱胎于犹太教的，只是，在“取代论”的指导下，基督教使用《新约》取代了犹太教的《旧约》，这就让犹太教大为不满，双方的分歧也就此产生。

分裂为两个宗教的双方在历史上就没少对抗，当犹太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种对抗便又一次被摆到了台前。

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对犹太民族来说，堪称回到“应许之地”的历史时刻，可对于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会来说，“重返耶路撒冷”的口号将会成为新一轮宗教矛盾的导火索。

虽然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天主教曾承认犹太教的宗教地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但教皇推动耶路撒冷“国际化”的举措，还是暴露出教廷对犹太人的根本态度。

直达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事实上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地区，梵蒂冈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

从1972年正式使用“巴勒斯坦人”的称呼开始，巴以双方的宗教矛盾就被教廷上升为了独立建国的政治议题。

可美国主教会议在1975年承认“犹太民族与土地宗教联结”的声明，却转头就给了梵蒂冈一记“暴击”。

教皇不会想到以色列犹太集团在美国年均2000次的游说，给西方政治家们带来了怎样的精神震撼。

但仅就以色列“不沉航母”的“角色”定位，以及对制裁伊朗带来的实质帮助，就让美国不得不将这个国家划入自己中东战略的一环。

梵蒂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教皇对美国影响力的仰仗堪称刚需，美国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海湾产油地的争夺，而梵以之间的矛盾又关乎教权合法性。

在这种各方皆不容有失的局面中，教皇也一时没了主意，而恰逢1980年，以色列出台了《耶路撒冷法》将这座圣城变成了自己的首都。

此举瞬间引发了许多外交冲突，也让初现缓和迹象的梵以关系重新降回冰点。

可梵以关系的降温，终究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就在短短十年间，国际关系突发巨变，当美国挫败竞争对手，开启全球称霸之时，梵蒂冈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世纪大和解

苏联的解体对全球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连看似跟政治没什么关系的教廷也不例外。

没有了竞争对手的美国，直接在中东地区建立起了石油霸权，这就让以色列的重要性再次提高，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爆发，直接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成为了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

于是，在巴以展开和谈之际，梵蒂冈与以色列正式建交，同时，针对历史矛盾遗留问题，教廷也做出了搁置争议的表态，在关键问题上模糊处理，常态化的宗教对话机制也就此建立。

2009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以色列的访问堪称两国关系的里程碑，此次访问，严格遵循了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程序，与以往宗教性质的非正式访问大不相同。

最为关键的是，本笃十六世在访问期间，直接在针对哈马斯等组织的定性问题中，与以色列达成共识，甚至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形成了呼应。

而继任的方济各教宗更是让两国的关系发展再创新高，2015年，在纪念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50周年之际，教廷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

这份文件不仅承认了犹太教与天主教对话的特殊地位，更是重新解释了《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

而这，也标志着两教的关系至此进入全新阶段。

两国在2019年签署《梵以财政协定》，解决了天主教机构在以色列的财产税问题，更是被视为“冻结关系的破冰之举”……

梵蒂冈与以色列的和解，可以说是宗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在西方政客眼里，这件事又怎么会仅仅作为宗教事务被国际社会解读？

美国的战略家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这个地缘剧变的重要信号：一个在中东地区拥有深厚宗教影响力、又与以色列建立稳定对话机制的“超国家角色”，简直就是插手中东的全新抓手。

更何况，美国还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教皇在中东棋局中的潜在价值被重新评估，而这一意外的“和解红利”，更是“美国优先”战略下绝对不可错失的“良机”：

时至今日，巴以冲突依旧激烈，美国的中东战略也在悄然转变，此番背景下，美国拉拢教皇，就是试图在宗教层面塑造一种新的中东共识。

美国明白，单靠军事和经济已再难缓解巴以之间的仇恨，尤其是在以色列内政日益右倾、行为愈加激烈的当下，巴勒斯坦人的怒火也越来越难平息。

传统阿拉伯世界的调解能力又急遽下降，甚至还时不时被卷入巴以冲突之中，于是，寻找新的“道义中介”就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全新目标。

教皇恰好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无论是对穆斯林世界的尊重，还是对犹太历史的同情，梵蒂冈都有着较强的号召力。

更重要的是，冷战时美国就曾拉拢教廷充当“中间人”，在梵以实现“世纪大和解”的当下，自然更不能放弃这个得力抓手……

参考文献

[1]《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M]杨阳

[2]《梵蒂冈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从对抗到和解》[D]王喆慧

[3]《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研究：1945—1984》[D]王亚萍

[4]《以色列与梵蒂冈关系的症结与走向》[J]吴传华

[5]《19世纪美国与教皇国关系的演变》[J]王静

[6]《“取代论”及其对梵以关系的影响》[J]王喆慧、傅有德

[7]《“宗教冷战”与美国-梵蒂冈的“神圣同盟”》[J]刘义、任方圆

[8]《梵蒂岡：宗教、財政與政治》[M]約·拉甫列茨基

[9]《梵蒂冈的权力资源及其在当代世界事务中的作用》[J]李存娜

[10]《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与团结工会（1979-1989）》[D]张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