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西装与张爱玲的旗袍

从没想过要将胡适和张爱玲放在一起。

虽然有好事者，无聊意淫过如果张爱玲找了一个像胡适这样的伴侣，会怎么样怎么样。但，这怎么可能？

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同生命轨道的两趟列车。偶尔相觑，也只能隔着一个玻璃窗点头微笑，谁会吃饱了撑着，从自己的车厢飞身而下，转而去搭对方疾驰而过的列车？

唯有把他俩——张爱玲和胡适，让他俩平行相遇，才显得那么协调、那么熨帖，他们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孕育出的一对“金童玉女”，理应守在新旧交替的世界大门，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穿西装，一个穿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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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十分喜欢穿西装，被世人称为“西装教授。”而在如今存留下的照片来看，他是真的很会穿西装。

这套浅色的西装，从口袋巾，到袖口，再到发型，每一处都显得一丝不苟，真的是很讲究了。配上圆框眼镜，又恰好地展示了他身上的学者风范。

张爱玲注意到穿西装的胡适，应该早在她懂事之前。

胡适在张家，其实一直是个话题。

张家虽然颓了，毕竟是诗礼人家，不是一般的暴发户可比——张家人一直保存着良好的阅读习惯，从张廷重、黄逸梵再到张茂渊、张爱玲。

当时一版再版的《胡适文存》，张家兄妹也是念念不忘。张茂渊从张廷重手里借走这本书，可能是太喜爱了，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后来兄妹俩为了张爱玲闹翻了，再没往来，但张廷重对借书一事仍耿耿于怀，有一次满脸通红地对张爱玲说:“你姑姑借了我的《胡适文存》，后来也不还。”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但是发生在反目成仇的一对兄妹身上，令人动容——为了一本书，胡适的书，不是别的。

所以张爱玲能出现在这样的家庭，实在一点也不奇怪。

其实要说起胡适与张家的最初交往，在张茂渊和黄逸梵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甚至这一对姑嫂还和胡适打过一场麻将。只是那时候的张爱玲，完全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

胡适在上海出生，一岁半去了台湾，后来回到徽州深山，少年时曾在上海求过学，当1928年回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已是天下皆知的文化名人。在十里洋场与张爱玲家人交际是大概率的事情，张爱玲的姑妈不是空口无凭。

1946年，张爱玲已经红透上海半边天了，某天姑姑从外面回来，手中用《申报》包着两块草炉饼，她急急忙忙将草炉饼放进碟子里，将报纸展开给张爱玲看:你看，适之先生——

张爱玲拿起报纸细看，是胡适一张刚刚走下轮船的照片，笑容满面，一身西装笔挺，打着个大圆点领的蝴蝶式领结，相当的年轻，相当的帅气。

正好黄逸梵从外面回来，接过报纸看了又看，说:“适之这样年轻。”张茂渊笑着说:“像个猫脸的小男孩。”张爱玲将报纸又重新看了一遍，胡适的只言片语都对她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她后来以半生精力研究《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也是受胡适的影响。

屋里另外两个女人，谁也没注意到，她又将报纸摊开，将目光再一次落在那个穿西装的男子身上。

2

当两人真正面对面坐在一起交谈，已经是十年后，在大洋彼岸。

张爱玲在美国刚刚安顿下来，便约好朋友炎樱一同去见胡适。她远赴重洋而来，没有目标，没有信心，同时还举目无亲，来拜访胡适，是想在胡适这里得到一点父辈的抚慰。

后来她回忆:“那条街上的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的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忧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张爱玲在生人面前一向萧索，纵然心中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却一片冷淡。和胡适面对面坐着，不免有些尴尬。倒是炎樱显得活泼些，胡适和江冬秀都很喜欢炎樱，江冬秀一个劲地问:“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

炎樱对这次见面很兴奋，过了几天特地跑来告诉张爱玲:“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林语堂在美国出名一点不假，张爱玲来美国的一个心愿，就是做一个女版的“林语堂”，大概她认为林语堂那些《京华烟云》之类的小说她也能写得出来，而胡适的学问她是断断做不出的一一她一向否认民间那种“胡适名气不如林语堂”的说法。

她曾经写过:“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这段文字，不知道胡适生前有没有看到，如看到，当感到安慰。

他对此一直是乐观的，对自己遭受批判之事，视若平常:“ 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亿。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重温胡适的书。”

世事果真如他预料到的一样。当民智重启，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也重新发现了着一身“旗袍”，风华绝代的张爱玲。原来作品的生命自有定数，许多作品曾经红极一时，可现在它们早已灰飞烟灭。但他们，在被“封杀”近半个世纪后，最终仍顽强地浮出水面。

3

张爱玲爱极了旗袍。

曾经给她做过旗袍的师傅回忆:

我为张爱玲做过多少件旗袍，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但每件旗袍都是“按图施工”的。如她冬天穿的旗袍，有绒夹里、领头不能太高太硬，因为她说:“旗袍领头高而硬，把头颈撑得笔直，坐着写作很不舒服。”紧身、窄长袖、两侧开衩至膝部。外加一袭“海虎绒”大衣。春秋季喜欢穿低领、束腰带的“旗袍裙”。而她画的夏季穿旗袍样式，如“无领、短袖、衣长至膝盖”称之为“风凉旗袍”的款式，应该称之为“连衣裙”了，而且一直流行到当代。

她说过：“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没人比她对服饰后面的隐喻更为敏感。

1950年1月的一天，在上海文化局长夏衍力保下，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进入会场后，她蓦然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着灰蓝中山装，只有自己穿了一身旗袍，外面还罩了一件网眼白绒线衫。”

没多久她就离开了上海，投奔香港。临行前和姑姑约定从此不再通信，不再有任何一种联系方式，除非是两个人见面。

她身在乱世，不仅经历了一个大家族的变故，也经历了上海与香港两座城的沦陷，年纪轻轻，一个旧世界就在她眼前坍塌了，对历史巨变时期的人情百态，她自然了然于胸。从这袭突兀的“旗袍”身上，她敏锐地嗅出了不祥的气息，认定不久的将来在这片土地上将要发生的一切，她这样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

当年，她第一次看到《胡适文存》时，才七岁，是在那栋“有古墓的清凉”老房子里:“在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一个怪异的世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看见光的她，当不会忘记胡适的告诫:“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4

说到民主，突然想岔开一笔，说说地理和历史的关系。

人类历史其实一直与气候、地理密切相关。中国大地西高东低，西北风年复一年地吹，像一把挥舞在上帝手中的大扫帚，碎石、砂粒吹不走，就近形成大戈壁大沙漠。而那些细如面粉的黄尘，则被吹上万米高空，最后降落成泥士，形成了一片浩大无边的黄土高原，黄河从中穿过，被染得一片浑黄，就成了一条拧巴的黄龙。

黄河水患，历来是悬在中原中土的一把利剑，时至今日，犹未得除。要治理这条残暴的河流，仅凭占据某一河段的偏安小国是无能为力的，非得有个铁腕暴君，非得有个集权、暴政的封建帝国——民族历史就这样被浩浩北风、被滚滚黄河所圈定，是命中注定的定。

当然，它也形成过滥觞的农耕文明，当年的长安城，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耸立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古罗马一道在远古的天宇下并驾齐驱、遥相辉映，吸引着全人类的目光。可是，古罗马文明诞生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东方的专制文化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文明传统在欧洲形成了进步的主权在民的法治精神，而在中国却形成了“史官文化”、继而发展成为牢不可破的集权、暴政传统。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只能从各自不同的地理去寻找起因。

这就好比我们回望上世纪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胡适的西装”和“张爱玲的旗袍”所看到的意味一样。

表面上看，这有点奇怪。但所有的奇怪，都源自我们对事物内部的一知半解，所有的千奇百怪其实都有着它的来龙去脉。真正违反规律的奇怪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天地定律一一就好比民国时代出现了张爱玲、胡适这样离经叛道的人，为什么他们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出现?

是因为时候到了，或者说火候到了，历史已经掀开崭新的一页，李世民或武则天不可能再现，李莲英或慈禧也绝无可能借尸还魂，他们的死亡是专制历史的消亡。我们终于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看到张爱玲的摩登旗袍和胡适的笔挺西装，这一天迟早要出现，就像张爱玲和胡适之不出现也会出现陶爱玲或江适之一样——原因其实很筒单，历史的走向也就是文明的走向，漫漫寒冬的尽头，肯定是鸟语花香的春天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