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热议：财政政策怎样在投资与消费间寻得稳增长最优解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财政政策应该如何通过稳投资、提振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讨论不绝于耳。日前，在第105期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与会经济学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等难题，财政政策要在投资与消费间找到平衡，形成合力。经济学家们针对财政政策发力投资和消费的侧重点各抒己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秦聪代表CMF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物价运行显示消费低迷且部分工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变化趋势进一步验证需求偏弱。同时，最终消费虽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25年一季度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1.7%，但仍有提升空间，且消费率与投资率存在错配，家庭住户私人消费率远低于国际水平而投资率偏高；消费需求不振体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行、消费者信心低迷及居民储蓄倾向上升，而投资领域则存在拉动能力较弱的问题，如投资乘数普遍不高、一些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无法回本、企业效益不佳、产能过剩及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等。

秦聪建议，财政政策着力与投资和消费实现从“区分着力”到“形成合力”的转变。具体而言，需理性看待投资并提升其效率，认识到投资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创新，政府投资应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同时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发挥中央与地方积极性，加强顶层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并针对经济发达省份更新基础设施开展试点。继续落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投资重点，如“两重”项目等，并探索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以及乡村全面振兴、补短板和新基建的投资潜力。在消费提振方面，建议长短期措施结合，短期可发放消费券，长期则侧重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审慎使用税收工具，特别是避免对高收入群体过度减税，而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此外，政策协调同样重要，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并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引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从短期看，2025年我国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要提振消费。短期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2025年要大力提振消费特别是在今年，可以讨论的具体举措包括发放消费券、改革社保制度等。他认为，短期来看，发消费券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的持久性待商榷。减税政策应主要应用在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身上。同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扩大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提高标准都是能够在短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余永定表示，包括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等很多举措是既能够提高消费，同时又能够使我们的经济保持增长动力的做法。但也需要注意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着浪费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应该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重要标准，尽可能的防止浪费和重复建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表示，投资消费要形成合力，从理论上讲要转向人本逻辑，在现实实践中推动市民化是实践人本逻辑的关键。需利用宏观调控和积极财政政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家庭迁徙和市民化，这既是扩大政府投资和消费的空间，也是体制积累的重要方面。此外，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对投资与消费形成合力具有重要性。当前地方支出在全国支出中占大头，但地方支出扩张力度不足，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因此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特别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比，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投资与消费形成合力至关重要。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要从当前老龄化加速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来考虑如何促进投资和提振消费。人口流动趋势不可逆，基础设施投资应依据人口流向布局，重点关注人口密集度提高、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极的区域，以提高投资效益。同时，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财政支出结构需调整以适应养老需求，因为满足老人基本养老是促进消费的前提。整体上，投资和消费策略应顺应人口流动和老龄化等周期性变化，由经济数据和指标来衡量布局，而非主观臆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表示，鉴于当前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等状况，财政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中，收入政策空间小、成本高，支出政策有空间，可通过扩大赤字刺激投资与消费。对于财政发力重点，杨瑞龙认为，投资虽重要但存在效率等担忧，消费虽是慢变量，但可通过财政补贴、发券等举措使其变为“相对快变量”，建议投资与消费端同时发力，出台消费端短期有效政策，借助财政支出手段提振需求以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