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中院官爷，“做人不能太鹿子霖”

(一)

“都是些净给人间添累赘的人物”——果戈里在其代表作《死魂灵》中，如此描述官僚群体。

这种讽喻的穿透力，超越具体历史语境，成为权力异化与人性堕落的永恒镜像。

权力完全脱离人性与责任的约束，造就的何止是社会性累赘，更是一种系统性灾殃。

要说现实例证，便不能不提西安中院。

这并非偏见。对于该院的某些负面印象和评价，缘于各媒体持续的报道。综合这些报道，足见该院某些法官，以特有的“楞娃”精神气质，干了些其他地方法官干不出的事。

最为“出众”的表现是，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书认定的关键事实，白纸黑字，板上钉钉，不容质疑，到了西安中院，还不如办公桌上垫盒饭的一摞废纸。

这份编号为（2017）最高法再171号的判决书载明：案涉75%股权属于质押担保性质，不产生股权转让效力，陕西宏润集团依旧是实际股东。

而在涉及该股权归属的两起后诉中，宏润集团左冲右突，就是闯不过西安中院这道关——一审法院判赢，西安中院二审判输。

据陕西省高院知情人士透露，宏润集团后诉的临时股东会效力确认纠纷案，一审法院判决其不成立，西安中院二审予以颠覆性改判，而判决结果直接来自西安中院现任主要负责人的过问和授意。

该判决的后果是，（2017）最高法再171号判决书所作的权威事实认定被“架空”，资产价值40多亿元的宏润地产法定代表人、监事和公司地址被变更，公司债权人变成实际控制人。

今年3月，被逼到绝境的宏润集团法定代表人胡绪峰，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公开信，实名检举控告西安中院滥用审判权损害司法公信力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就此作出批示。批示意见到了陕西，省高院对胡绪峰控告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并责成西安中院作出情况说明。据悉，针对西安中院递交的情况报告，省高院内部相关人员给出的一致评价是：纯属胡说八道。

有十余个来自西安及相关地方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或代理人，近期先后辗转联系上笔者及其他媒体人，他们发来的系列相关材料，均指向西安中院枉法裁判。

比如已经死亡12年的案外自然人，被股东会决议列为公司新股东并担任监事，随后伪造此人及另一位已死亡且未办理股权继承的原股东签名，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西安中院最终未对股东会决议作出否定判决。

又比如某建筑工程发包方明明欠施工方工程款近亿元，西安中院法官大笔一挥，直接砍掉工程价款4259万元，二审判决结果是施工方要倒找发包方五六百万元。

诸如此类是非立辨的民事纠纷，西安中院似乎表现出一种偏好：总是作出匪夷所思的判决。

另有多位当地律师近期与笔者取得联系，历数近几年来在西安中院遭遇的种种非正常现象。

难怪有人借用《白鹿原》中那句极具粗粝感的俚语发出感叹：指望西安中院公正判案，常常“比毬上割筋还难”。

眼见着针对西安中院及法官的实名举报越来越多，并未见该院启动纠错程序，作出纠正判决，前不久反而高调宣布，该院进入“全国一流法院”行列。

“全国一流”虽然属于自封，但西安中院还是太过谦抑，何不干脆冠于“国际一流”。让那些对该院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者，都觉得是一种唐突，甚至是在“拔旗”“砍旗”。

其潜台词抑或可以理解为，法官也是官，是非同一般的官爷，岂是草民想喷就喷的？

处于舆论聚光灯下的西安中院，前几天齐刷刷将一众官媒请上门，那阵势是要抢占舆论制高点、大打形象翻身仗。可是群众反映的一堆审判不公问题摆在那儿，抹一遍肥皂水，搽一层雪花膏，污迹就不存在了？

西安中院这种骄矜自恃，刺痛了一些诉讼当事人和法律工作者，纷纷站出来要揭其某些不可示人的老底。

“西安中院有些人，跟《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一个德行、一路货色。”有当地律师难抑义愤，作如是说。

（二）

这话令人心头一惊。鹿子霖是什么人？在陈忠实先生笔下，那可是白鹿原上最虚伪、最狡黠、最贪婪之人。

平素里笑容可掬甚或慈眉善目的鹿子霖，凭一己之力伤害了白鹿原无数的人，有的被弄得家破人亡，而鹿子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一切都源于鹿家那无法见光的发家史。鹿家祖训是：只要能成为人上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在这种畸形训诫的熏陶下，鹿子霖认定的处世之道是，“只要能坐稳官位，丧尽天良也无妨”。

作为白鹿仓第一保障所乡约，鹿子霖挪用义仓粮食时还知道遮掩，到后来直接克扣军粮；开始只是收受田福贤的好处费，最终发展到买卖壮丁名额，纵容爪牙欺压乡民，其敛财手段与土匪绑票无本质差异。

铰了辫子、穿上乡约制服的鹿子霖，想起老太爷的话：“中了秀才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铳子”。

草炮雷子铳子都在祖坟上放了，“官瘾比烟瘾还大”的鹿子霖，终于告慰了祖先在天之灵。

投机官场，贪图权势，鹿子霖为稳固地位不惜作恶。百十年过去，时代语境不同了，在公权力领域——比如堂堂西安中院，仍不乏此类利禄之徒。

当地知情人士称，西安中院有几个法官，常年频繁出入私密场所，活跃在赌桌上，动辄输赢数万、上十万。

这些钱从何而来？上述人士说，不是来自原告，就是来自被告，绝对不比鹿子霖的资财来得干净，这毋庸置疑。

该院某些法官着法袍、敲法槌，每审结一桩案子，就决定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这种权力绝非作为乡绅的鹿子霖所能匹敌。

鹿子霖深谙乱世生存之道，其“官爷文化”本质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权力仅是谋私工具。

放草炮，放雷子，放铳子，不外乎通过外部仪式反复确认和强化自身权威。

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要坐稳位置，就要搞钱，要轻巧地搞很多钱，也需摆威风、彰显身份权力，自然不屑玩鹿子霖粗鄙招摇的那一套，而是正襟危坐、滥敲法槌。

鹿子霖“放铳子”，并非直接对准某个白鹿原上的人，而意在形成对乡民心理的隐性压迫。

西安中院某些法官的威势则在于，一记法槌敲下去，生生敲出多少直接或间接的人间悲剧。

别的暂且不论，仅就宏润集团股权纠纷案而言，但凡西安中院承认最高法院认定的核心事实毋有所遏、不可轻忽，也但凡西安中院的裁判顾忌一丁点公平正义，该市首批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国际幸福城”，应该早已完工交房，何至于烂尾至今。

2042户购房人苦等苦熬十余年，多少人等不及、熬不住，病倒了，落魄了，离婚了，亡故了。

百姓不得已到法院打官司，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西安中院的一些判决结果违背常识常理，应该解决问题的人变成了制造问题的人。

《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也是以“问题制造者”形象出现的，即操控权力不断折腾与祸害乡民，将他人痛苦作为自我确认的“燃料”。

两者颇为异曲同工。

（三）

亲手导演了白鹿原最肮脏戏码的鹿子霖，表面上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男盗女娼。

其好色成性、不加节制，整个白鹿原凡是有点姿色的女人都不曾放过。

他在醉酒后误闯儿媳冷秋月房间实施肢体侵犯，又借自身老谋深算给儿媳施加压力，导致精神压力过大的她患上“淫疯病”，最后惨死在其父冷先生的猛药之下。

不顾自己的乡绅身份，鹿子霖游走在不同的相好家中，堪称“白鹿原播种机”，并高兴地接受那些有着鹿家深眼窝特征的干儿子们的叩拜。坐满四大桌的干儿子，均能够在鹿子霖的权力庇护下“逃壮丁”。

纵观鹿子霖一生，酒色财气，一样不落。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自我放纵起来毫不逊色。知情人士透露，西安中院有人闹出的绯闻，在全市法院系统人尽皆知。

当地人的说法是，该院某位官人，以转任方式进入法院系统工作之前，就管不住自己的裤裆，与治域一位女老板传出艳闻，因该女大闹机关办公室而被搞得斯文扫地。

跟鹿子霖一样，权力的性征服快感，呈现出类似春药的致幻性，病态的猎艳行为根本收不住，即便拥有了法官的特殊身份。

这位法官大人“吃窝边草”，惹下又一桩风流债。被戴“绿帽子”的法官男人大闹不止，最后不得不动用组织手段、占用组织资源进行补偿，事态方才得以平息。

——你见过官场风月之事，其“后遗症”的处置，由组织全盘兜底、如数买单的么？

当地有人调侃，难不成他们及时行乐的物件迥异于常人，乃希世之珍，男的裹了金粉，女的镶了金边？

这场标准“法官版”的风流韵事，给人留下诸多想象空间。比如，风流债的男“债务人”、女“债主”均乃是法官，在身份角色上该如何自处？

趁人之危的鹿子霖，第一次去田小娥的窑洞时，小娥羞怯地叫：“大——”在关中方言中，“大”更接近父亲、父辈的本义。

这声“大”，让鹿子霖这个衣冠禽兽也心虚不已，遂嘻嘻地嗔怨：“甭叫大甭叫大，再叫大大就羞得弄不成了！”

鹿子霖习惯于追逐权力却逃避责任，当被强调“大”的身份时，可能因无法承担对应的道德义务而感到窘迫，进而逃避被刺痛的道德羞耻感。

西安中院有法官“潜规则”女下属，行云雨之事时，女下属会称呼这个男上司啥呢？

典雅一点的可能叫“官人”，现代一点的可能叫“哥”。叫什么“长”，怕是也会欣然接受的，毫无违和感。

因为这个什么“长”，正是其汲汲营营的，其秉持的价值观与身为乡约、保长的鹿子霖并无二致：要活得“让别人伺候自己”。

在此语境下，上下级关系的男女私情中，怎么个称呼，想必是有讲究的，决计不敢有“老死鬼”之类的扫兴叫法。

即便是床第上的亲密互动，大抵不会少了个“长”字。兹事体大，总不能让官爷“恼得弄不成了”。

贪官，有不贪色的。但从现实案例看，两者具有高度伴生关系，并存的概率远高于单一行为。

当年的雷政富，在庭审中强调“虽好色却清廉”，但司法调查显示其仍涉及数百万元受贿。

但愿西安中院这位官爷，仅仅如鹿子霖所称的“喜欢躺在床上说事情”，无涉其他，经得起查。

（四）

法官作为司法公信的承载主体，其整体形象是影响社会公众评判司法公信力的主要依据。

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跟鹿子霖一个德行，官瘾、赌瘾、色瘾大到如此地步，还能指望其依法公正审案判案么？

正如鹿子霖，权欲色欲熏心，怎么可能承担起兴利除害、造福乡民的乡约职责？

他们挂在嘴边的“忠于法律、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与鹿子霖背诵《乡约》一样熟稔，却毫无敬畏之心。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某些法官行为如此不端、形象如此不堪，该院才出现那么多稀奇古怪，招致舆论批评质疑的裁判案例。

不论是人治论的柏拉图，还是法治论的德沃金，都不能否认优秀的人在构织人类秩序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西方有句名谚：“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是法官”。从古至今，民众对待法官的社会期待和道德要求，都比其他公职人员高出很多。

法官的人格，是法律争议的最终保障；比不公正司法更可怕的，是法官不可信赖。

问题在于，西安某些法官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与鹿子霖作恶对“仁义白鹿村”声誉的损害一样，习焉不察甚或理直气壮。

否则胡乱判案、胡搞女人，诸如此类鸡飞狗跳的烂事，怎会稀松平常、一犯再犯呢？

《白鹿原》里，田福贤有一句充满鄙夷的嘲弄：“是人不是人的只要腰里别一把枪，全部认不得自个姓啥为老几了！”

若是把“腰里别一把枪”置换为“身上披一件法袍”，或“手中持一把法槌”，这句话的意蕴用到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身上，也再合适不过了。

“认不得姓啥为老几”，鹿子霖曾经志得意满，可以让乡民臣服于他。可是毕生机关算尽，到了妻子鹿贺氏为保释他出狱而散尽千金，他似乎才明白朱先生所说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的含义。

一直相信鹿子霖的半边屁股比自己的整个脸面有用的鹿贺氏，因逐渐厌恶而放弃他，将其锁在柴房半年。

鹿子霖的不得善终，是对“官爷文化”最辛辣的讽刺。他一生追求“做人里头的人”，向来人五人六的，却因权力反噬而疯癫，于饥寒交迫中嚎叫半夜后，冻毙于粪尿结冰的冬夜。

本来可以像白嘉轩一样，活得“腰杆又直又硬”，却非要像鹿子霖，活成白鹿原上最危险的“文明野兽”——表面光鲜内在朽烂，最终结局大抵也是在权力漩涡里溺水。

建立在权力寻租上的精明算计，难逃被更强大权力碾碎的命运。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西安中院某些官爷，“做人不能太鹿子霖”。

毕竟鹿子霖履行乡约职务，呈现出显著的“匪性”特征，即乡约角色的土匪化。

而现今的法官，在其供职的机构，在每一次庭审、每一份判决中，“人民”二字随处可见，是职业的政治前缀、身份的姓氏标注。

这就决定了，屁股坐在法官位置上，就容不得跟鹿子霖一样“胡毬搞”，玩得太野、太花。

人做得太过，事做得太绝，必定会印证白嘉轩对于鹿子霖的那句忠告：“人狂没好事，狗狂一摊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