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霍光组织召开了一次有关于汉代治国方略的辩论大会。参会的人员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霍光为首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另外一派是以财政大臣桑弘羊为首的“官营”派。双方围绕着汉武帝以来的经济、外交、法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辩论。会议的内容记载于《盐铁论》,因此叫做“盐铁会议”。这场会议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以及汉朝的治国理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重用。
一,从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说起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开始对自己一生的治国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财政大臣桑弘羊请求在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颁布《轮台诏》,不仅否定了桑弘羊的建议,还对今后的政策方向定下了基调。这件事被称为“轮台罪己”,它标志着西汉王朝的治国重心从对外扩张转为对内安民。
汉武帝
汉武帝一生,为了彻底击败匈奴,将汉王朝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最终的结果使得匈奴惨败,汉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但是其代价也是极其严重的。在农业上,为了支持战争,汉武帝时代的税赋、劳役基本恢复到了秦朝的水平,农民重新陷入到了劳苦不堪的境地。史书记载汉武帝时代因为不断战争,导致人口减半。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汉武帝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垄断对盐、铁、酒等重要产业。同时汉武帝向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算缗),并鼓励民间相互告发(告缗),一旦被告发成功,商人的财产将被没收。这样的结果也就导致了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全国工商业陷入了萧条。
古代冶铁图
再说汉武帝时期的治国思想。汉武帝上台后,实行独尊儒术,取代了过去无为而治的方针。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时代的儒学并非是先秦时代的孔孟之学了,而是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思想的新儒学了。因此,新儒学不再有孔孟儒学的温和、保守,而更具有了法家的严酷色彩。汉武帝的刑法十分严酷,远甚于“文景”时期。《汉书·刑法志》对汉武帝时代的刑法评价道“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居延汉简
在轮台罪己之后,汉武帝就开始改变这些政策。他将国家的中心任务从扩张转向经济恢复,如如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确立以农为本的经济战略,休养生息,推广代田法。但是汉武帝并非废除了上台以来的税收政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工商业措施依然还在实行。而财政大臣桑弘羊作为扩张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朝中一直阻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因此,汉武帝“轮台罪己”不够彻底,需要由他指定的辅政者继续深入推行。
二,盐铁会议的召开:集中展示了两种治国思想的对抗
汉武帝去世后,由霍光、桑弘羊、田千秋、上官桀四人辅政,其中大权主要掌握在霍光的手中。霍光对汉武帝末年推行的政策是坚定支持并且延续的,史称“因循守职,无所该作”。他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且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其口赋(人头税)和田租都基本恢复到了文景之治时代的标准。汉武帝时代增加的许多税赋也被废除,同时还推行节约,减少劳役。
霍光像
然而,霍光在进一步推行改革措施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桑弘羊的巨大阻力。桑弘羊往往和上官桀等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经济政策,和霍光唱反调。特别是在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上,桑弘羊是坚决要求继续推行的。为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霍光征集了一大批贤良文学人士。公元前81年,霍光召集桑弘羊、上官桀、田千秋和这些贤良文学于朝廷,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要内容有四大方面。
首先进行辩论的就是是否要废除“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桑弘羊认为,这些经济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弊端,但是能够为国家提供丰厚的财政收入。有了这笔财政收入,不仅可以用于养兵御敌,还可以赈灾,修建水利工程,同时有利于防止地方豪强势力壮大。然而贤良文学集团则认为,盐铁官营等遏制了民间商业发展,导致官商兴起,官商势力兴起的弊端比豪强的危害更大。同时,官营经济导致商品的质量下降,最终流入市场的都是“恶铁苦盐”,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同时提出,如今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也不需要如此多的财政收入。
西汉煮盐用牢盆
顺着对匈奴战争,双方的争论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是和平还是战争。贤良文学集团认为匈奴的威胁已经大不如以前,应该偃兵修文,实行了财物馈赠、和亲等政策,并且在文化上实行“以仁义导之”的同化政策。桑弘羊则反对,认为匈奴反复无常,只能通过战争才能让他们臣服。由于桑弘羊的观点和汉武帝以后的国家大政方针明显背离,因而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实行德治还是法治。贤良文学集团认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认为单纯依靠刑法的镇压是无法消除犯罪的。他们提出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主父偃等人就已经提出了推行德政的主张,只是还未得到重视。如今社会矛盾尖锐,不能像以前那样推行严刑峻法了。而桑弘羊认为刑法的威力是无穷的,拒绝推行德政。但是桑弘羊一味推行严刑峻法的主张显然也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的。
第四个争论的问题是推行实行功利主义政策还是“仁政”。桑弘羊认为国家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功利,也就是“权利”,包括为了国家利益和政府的利益。但是桑弘羊明显忽视了百姓的利益。贤良文学集团则认为以民为本,推行“仁政”。贤良文学集团的意见明显继承了孔孟的民本思想,对于当时来说,是更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的。
争论结束后,担任裁判的田千秋并非直接宣布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然而实际上,胜败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贤良文学人士在会议上展示了其才能,因而许多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成为了霍光的支持者。同时,这场辩论把汉武帝以来的政策弊端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大多数官僚的认可,也对新的经济政策做了舆论的宣传。而桑弘羊集团在会议后,虽然没有退出政坛,但是其政治地位却明显下降了。第二年,桑弘羊勾结上官桀、盖长公主、燕王旦等谋反,最终被杀。这件事标志着扩张主义派退出了政坛。
三,“盐铁会议”的评价:为昭宣中兴做好了理论保障
盐铁会议之后,霍光完全掌握了朝中大权,休养生息的政策得到了全面的推广。盐铁会议后,关中地区的盐铁官被废除,随后其他地区开始缓慢地废除盐铁官营。到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盐铁官曾与齐三服官、常平仓等一同罢废。而均输平准也在昭宣时代逐渐被废除。在刑法方面,昭宣两帝都减轻了刑法,并主张以教化来调节刑法,缓和社会矛盾。昭宣十分重视吏治,注重选拔良吏来治民。为了防止地方官员鱼肉百姓,昭宣十分重视刺史的监察作用,因而昭宣时代的吏治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
在对外关系上,也主要采取和平的政策。汉朝和匈奴重新开始了和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候匈奴和汉朝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初的和平是匈奴占据优势,而昭宣时代的,匈奴已经大大削弱,处于了被动状态。虽然总体上是以和平为主,但双方也会产生一些对抗事件,如扣押苏武,入侵边疆,截杀汉使等。针对这种行为,汉朝也并未向汉初那样一再退让,而是坚决给予打击。
昭君出塞
盐铁会议后,随着相应的措施的推行,西汉的萧条的经济又开始恢复了起来。由于赋税、劳役的减少和先进生产方式的推广,使得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汉末期的耕地面积突破了8亿亩,户籍人口达到了5900万,这正是经济恢复的表现。盐铁官营等针对工商业者的经济政策废除后,工商业又开始重新繁荣起来,出现了许多新的富商大贾。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代,其社会经济总体稳定,经济繁荣,尤其是昭宣二帝的时代,是西汉的第二个盛世,被称为“昭宣中兴”。
汉代农业
盐铁会议为中国古代政治立下了一个典范,也就是高层人员对国家大政方针有争议的时候,可以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实际上,从战国到西汉,朝中都有公开辩论的风气。这种公开的辩论可以使得问题越辩越明白,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大臣之间因为政见不合而相互拆台。盐铁会议之后,汉代政坛上也出现过多次辩论,如赵充国关于对付羌族的辩论,为解决西部的边患找到了最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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