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耕谈《问鼎1939》:围绕后母戊青铜方鼎的故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青铜方鼎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也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该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因器腹内部铸铭商王母亲庙号“后母戌”三字而得名。从它的出土、重埋，到再度发掘、修复、调拨国博，牵扯到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

著名作家余耕的最新长篇小说《问鼎1939》，正是以后母戊青铜方鼎出土的故事为原型，书写了一场在战争的硝烟笼罩下惊心动魄的文物保卫战。

1939年，安阳城里修复古玩起家的余氏兄弟中的大哥余宝驹设计巧夺出土的神器——后母戊方鼎，得到消息的日军逼迫余氏兄弟交出铜鼎。善于修缮古玩的二哥余良驹，在货郎的帮助下，收集废旧的铜器铸造了假鼎。余宝驹亲自押送假鼎至日军宪兵司令部，却被来自日本的甲骨文专家井道山当场识破……

在小说中，余耕塑造了余宝驹、余良驹兄弟这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草莽英雄形象。余宝驹念书一塌糊涂，在江湖上却是重情重义、一言九鼎的老大；余良驹相貌丑陋，却是修复文物的顶尖高手。为了保卫商代重器、传承中华文脉，兄弟二人使出浑身解数，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余耕向南都记者坦言，在他的作品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如果没有发现后母戊方鼎、如果没有日军侵华，余宝驹顶多是河南地界上一个造假、倒卖、强买强卖的文物贩子。所谓时势造英雄的根本就是选择，而‘时势’其实就是‘审时度势’后的抉择。”

余耕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曾经从事专业篮球训练，做过十余年媒体人，不惑之年才开始职业写作。2020年，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网剧《我是余欢水》引发社会关注，成为现象级作品。这部剧的成功让余耕在写作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

《问鼎1939》涉及盗墓、考古、文物造假、谍战诸多元素，一部另类的抗战小说，也是余耕构思多年、反复打磨的作品。余耕深知战争的残酷，从不将战争题材荒诞化、喜剧化；同时，小说中日本学者井道山兄妹的出场，让《问鼎1939》成为“文化学者和草莽英雄共同构建的反战叙事”。

“身处战争漩涡里的人，他们的无奈与无助最能反映一个族群的人性，探索并反映真实的人性，是我在这类题材创作时的着重点。”余耕告诉南都记者。

访谈

　　与商代重器的缘分交集　　

南都:《问鼎1939》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围绕河南安阳后母戊大方鼎出土展开的故事。请谈谈您最开始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

余耕:十多年前，看了央视制作的一个关于司母戊大方鼎出土的纪录片，看到这个重器出头时少了一只鼎耳，新中国成立后在出土原址再次进行挖掘，依旧没有找到这只鼎耳。我当时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可做，因为中原青铜器都是以完整器型埋葬(三星堆青铜器大多都是人为毁坏后埋葬)，像司母戊方鼎这种大型重器怎么可能莫名其妙丢失一只鼎耳呢?我想既然找不到那只鼎耳，便给我留下了想象和演绎的空间，这或许就是我与这个商代重器的缘分交集。

南都:《问鼎1939》的第六稿完成于2014年，第七稿完成于2023年，两稿相较，有哪些重要的改动?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动?

余耕:2014年一稿完全是为电视剧准备的。最早，是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找我写一部抗战剧，我当时就把司母戊方鼎出土的故事改编成故事初稿。这家影视公司拿到故事大纲后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特意聘请来一位好莱坞的烟火师，准备制作大场面的战争题材，而《问鼎1939》里面几乎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所以，这家公司拒绝了这个故事。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抗战故事，加上司母戊方鼎后来被考古专家重新更名为“后母戊方鼎”，所以我又重新修订一稿，把原先的“影视语言”以“文学语言”呈现。其中改动比较大的是主人公罗宝驹和日本学者井道松子的关系，笔墨着重在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影响下，文化学者和草莽英雄共同构建起来的反战叙事。　　

　　书写极端环境下的人性抉择　　

南都:请谈谈您在塑造小说主角余宝驹时的具体构思，为什么把他写成一个痞子英雄?又为什么安排了他悲剧的结局，让他在被日本军人屠杀的时候，从诸位受到他照拂的乡邻眼里看到的却是麻木和厌憎?

余耕:小说家其实一直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中写作，在塑造理想的人物身上融入现实的皮毛，理想与现实结合得越是紧密，人物就越真实。反之，就会造成人物呈现两张皮，这样的人物建构注定是失败的。而真实的人物就会有七情六欲和性格短板，短板越短，人物性格就越鲜明。《问鼎1939》里面的余宝驹和余良驹就是这样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我不敢说这兄弟二人塑造得有多成功，但我肯定他们俩是各具特色、性情鲜明的男人。

我们的文学审美习惯了“高大全”的正面角色，这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虚妄审美，因此，在我的所有作品里面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正面角色，甚至没有完全的“好人”和十足的“坏人”。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在我的作品里只是极端环境下的人性选择，抑或是个人价值观中的底线守护，而非粗暴草率的好坏区分。从小喜欢混江湖的余宝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他在私塾里是最不听话的学生，在江湖里却是运筹帷幄的大哥。这种人天生带着痞气，如果没有发现后母戊方鼎、如果没有日军侵华，余宝驹顶多是河南地界上一个造假、倒卖、强买强卖的文物贩子。所谓时势造英雄的根本就是选择，而“时势”其实就是“审时度势”后的抉择。山河家国破碎之时，汪精卫审时度势选择做汉奸，余宝驹审时度势选择做英雄。《问鼎1939》最后的悲剧看似是余宝驹的悲剧，其实是群氓的悲剧、是乌合之众的悲剧，历史上这样的悲剧每个时代都在循环上演。

南都:您在《我叫余欢水》中也塑造了余欢水这个荒唐又真实的小人物。为这些不为历史所铭记的小人物立传，意在表达什么?

余耕:我们总以为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天选之人挥斥方遒、运筹帷幄，而后造就一段我们从课本上知晓的历史。但是，我一直以来觉得历史的成因是复杂的，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而更多的是文化因素。小时候，以为刘邦网罗了天下英雄才创造了大汉王朝。仔细探究历史才发现，辅佐刘邦打下汉王朝的人基本上出自同一座小县城泗水。看到始皇帝嬴政出巡的威风仪仗，“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都要争做帝王将相。2000年以来，我们的文化认同人是可以被分为三六九等的，所有努力都是要成为人上人，头悬梁锥刺股考取功名、奋发图强考上名牌大学，目的只有一个，把别人踩在脚下成为人上人。历史金字塔底层是由所有小人物堆砌的，因此，小人物身上镌刻着每个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身为社畜的余欢水和游手好闲的刘邦没什么两样，他们身上有着相同的文化属性，即便是一个成为帝王，一个是社会底层社畜。　　

　　别归类，它就是余耕的一部小说　　

南都:《问鼎1939》中有许多关于文物考古发掘、文物修复、文物鉴定方面的知识，您在写作之前做过什么功课?是否曾到安阳等地实地考察?

余耕:写作《问鼎1939》期间和之后我去过两次安阳，吃过安阳的扁粉菜，很多河南地区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扁粉菜。2016年临近春节时，安阳一家五星级酒店含早餐才四百块钱，古玩街上几乎所有店铺都关门贴了封条，在一家开张的店铺里跟老板聊了一上午，喝了人家三泡茶，最后花了7000块钱买了一件薄如蝉翼的黑陶。

考古和文物鉴赏源于日常积累，因为我本身就是黑胶唱片收藏者。至于书中的文物造假，我请教过很多相关人士，甚至去过景德镇实地考察过一些窑炉的构造。

南都: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乏抗日题材或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您认为《问鼎1939》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在前人的文学遗产前，后代作者如何写出新意?

余耕: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出版商跟我聊过，他说他很难给《问鼎1939》归类，悬疑?战争?谍战?古董?盗墓?这些因素都有都沾边，但是归到哪一类都偏颇。我说那就别归类了，它就是余耕的一部小说罢了。

迄今为止，我大概有四部作品涉及中国抗战这段历史，即使站在中方立场也没有“欢天喜地打鬼子”的情节，因为我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只有认真地反思历史，才能正确面对未来的选择。身处战争漩涡里的人，他们的无奈与无助最能反映一个族群的人性，探索并反映真实的人性，是我在这类题材创作时的着重点。　　

　　每位作家的成长之路都不一样　　

南都:您曾经从事专业篮球训练，后来在北京做记者十余年，不惑之年才开始职业写作。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放弃行业积累而成为一名作家?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不惑之年才开始写作会不会太晚?

余耕: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40岁开启写作确实有点晚。我认识的很多作家，他们不仅科班出身，而且在三四十岁时已经成就斐然。但是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是不一样的，我资质愚钝又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需要用40年时间完成写作“采风”，而后才能进行踏踏实实创作。小说写作于我是少年时播下的种子，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么多职业洗礼、没有较长时间的沉淀，那粒少年时的种子便不会发芽。早年间做记者的时候，被毙稿、写检讨是经常的事，这些经历都曾经滋养过那粒种子，因为新闻的属性不允许掺杂额外情绪和价值观。但在那个时候，我越发清晰和坚定: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小说家。

南都:您对什么样的故事感兴趣?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余耕:我对所有有趣的故事都有兴趣。从我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从来没有在舒适区里重复自己，我喜欢的题材和类型几乎不设限，一个故事只要能吸引我，这个故事只要在我脑海里盘桓三五天，它就有可能变成我的下一部小说。

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前前后后已经写了三年，也是我所有作品里面历时最长的小说，讲述一个女真家族四代人的盛衰变迁，故事的时间线从晚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准备再用一年时间对这部小说进行修改和打磨。今年，我突然意识到我写的作品已经不少了，我需要放缓节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多耐心，才不会辜负我的读者朋友。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