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说“我爱你”

本文转自：家庭影像FamilyLens

《桌边对话》

No Crying at the Dinner Table

卡萝尔·阮丨2019丨16分钟｜越南、加拿大

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荣获西南偏南电影节纪录短片评审团奖。

影片简介：导演采访了自己的家人，这部充满疗愈力量的纪录片深刻呈现了代际创伤、悲痛与秘密，揭示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声。

卡萝尔·阮 Carol Nguyen

加拿大越南裔电影导演。她在多伦多出生和长大,目前定居蒙特利尔。她的电影探讨文化认同、沉默和记忆等主题。最新电影《尼安蒂克》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首映、提名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短片。

卡萝尔·阮：大家好，我是卡萝尔·阮，《桌边对话》的导演。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我的家庭的故事，一个家人们在餐桌旁回忆不为人知的往事的故事。它关于爱、沟通与代际创伤，我希望大家能喜欢它。

家庭影像展：非常感谢。让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电影的缘起。「家庭影像展」很关注家庭议题，能请您谈谈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是什么吗？

卡萝尔·阮：《桌边对话》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毕业作品，当时我大概20岁。坦白说，最初的构思与最终的成片大相径庭。我最初想拍的是一部关于不同时代的人用同样的方式传达爱的虚构电影。因为我注意到，我们这一代人与我们的父母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见证的历史事件不同，成长背景不同，表达爱的方式也不同。

在做调研时，我喜欢用现实生活的案例来探索电影的主题和背景，因此我询问了我的家人对爱的体验，以及他们先前表达爱或悲伤的经历。我发现我从没听他们讲过这些故事，或者有些故事我虽然知道，但从未听他们表露对这些事情的感情。这让我思考，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这种层面的情感联结呢？这也成了《桌边对话》的创作灵感。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那可以说这部电影最初是有关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吗？后来又回到了您的家庭上？

卡萝尔·阮：是的，确实是这样。当时我已经离家三年了，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后，你就会跳出来看待它。我开始意识到从原有环境中学到的东西中，哪些部分是从那个环境中学来的，哪些部分是我想要舍弃的；哪些是我愿意保留的，哪些是我想要舍弃的。我发现，一旦涉及到自我表达和建立亲密关系，我总是无法完全敞开心扉，而这正是受到了家人的影响。我认为这种疏离感在亚洲文化中很常见，尤其是在老一辈人中。

家庭影像展：是的，其实我也记不起我妈妈上一次吻我是什么时候了，这绝对是每个在亚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过的经历。第二个问题其实也与亚洲相关，更准确地说是与亚裔移民这种身份相关，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移民。电影标题中有“餐桌”二字，影片始于餐桌也终于餐桌。所以我很好奇，餐桌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在更大的层面上说，餐桌对一代或二代亚裔移民意味着什么？

卡萝尔·阮：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跨越文化和世代。在现代社会，每个人白天都有各自的生活，有时餐桌是我们一天中唯一能坐下来一起吃饭的地方。在我的童年生活中，餐桌并不像电影里描绘的那样——我们会坐在餐桌旁，聊聊一天的经历，实际上，我们只是一起在餐桌旁吃饭，但并不会产生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联结。我想把这一点作为电影中的一个矛盾点去讨论：有时候即使我们身处同一个空间，心理或情感上却可能并不同频。

我认为餐桌对很多亚洲家庭来说是表达爱的地方，而食物则是表达爱的方法。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可能不会对我说“我爱你”，但她会把爱融入到食物里。我小时候吃不完饭时总是会被责备，用越南语来说就是“Lo lắng beong”，意思是“你有麻烦了”。你必须吃完碗里的每一粒米，否则就是拒绝她的爱。我们吵架时，我总是哭着想离开，她就会说：不，你不能走，除非你把饭都吃完。所以有时候餐桌也是一个让人挺不舒服的地方。

家庭影像展：这种爱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别扭，但我们的胃确实得到了满足。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影片中的采访的。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提到，我们会把食物和爱联系起来，这让我想起影片中您的母亲处理鱼的时候是那么细致入微、充满爱意；然而，当镜头转向她的脸时，我却看到了类似悲伤的情绪。特别是结合旁白来看，当时她说到自己从未有过肢体上的爱的表达。我觉得这一幕非常美。那么，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您为什么选择采访作为影片的表现方式？这个想法从何而来？您是如何完成每次采访的？您之前也提到这个项目偏离了最初的设想，那您能详细讲讲采访的过程吗？

卡萝尔·阮：在做调研时，我让家人讲述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恰好都是关于所爱之人逝世的故事。实际上，在采访我妈妈那天，我们原本问了一套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关于我妹妹的出生以及她是如何患上绞痛的。当时我妈妈还得了产后抑郁症，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然而我们在拍摄中问她这个问题时，她的情绪并没有第一次讲述时那么激烈，所以我们改问了另一个问题，这是她想到的第二个故事。

最终我也学到了，有些事不管过去多久，悲痛情绪始终存在。尽管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讲述这些故事，但伤痛并不会消失，它可能只是随着生活和时间的推移换了一种形式存在。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给了我们再次解读这种情绪的机会，让我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因此，电影中的故事全部与死亡和悲痛有关，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这些经历往往让我们最难忘却。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那么您是为每个家庭成员设计了不同的问题吗？还是说您采用了同一组问题，最终都引向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悲痛这一主题？

卡萝尔·阮：应该是有不同的问题的。我们是在2018年拍摄的，那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不太记得了。但调研过程中，我只是问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哪些时刻让他们刻骨铭心、久久不能释怀，哪些经历让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克服或理解。

家庭影像展：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在电影中的角色的。片中您作为采访者，好像一直在避免露面，这是有意为之吗？既然已经隐藏了自己，您为什么又在影片末尾现身在餐桌前？

卡萝尔·阮：这是个很棒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有意以微妙的方式将自己纳入其中。我从未打算剪掉某些采访问题或我在镜头后面的声音，所以你会看到我突然出现问一些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全景镜头中，有一个并不属于三个家庭成员的杯子面对着镜头，那个杯子其实是属于我的，标志着我的某种参与。

剪片子的时候，我本来没打算把自己剪到影片末尾，但我们发现我的参与能让整部电影更完整，让观众意识到镜头背后的那个人也是家庭的一员。这强调了是这一时刻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部电影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不是作为一部“真实电影”的摄影师碰巧了拍下被拍摄对象日常生活。相反，这是一部每个人都决定参与进来、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的电影。

电影中出现的幕后工作者，比方说不同的麦克风，摄像机后面的人，摄影师伸手去送纸巾——这一切揭开了整个虚构世界的神秘面纱，它传达出这是我们选择共同经历的旅程。实际上，观众没看到也没听到的其实是我的故事，而这部分在电影的前期调研和准备阶段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如果要让人们在荧幕上分享自己脆弱的故事，你也必须跟他们交换一个故事来获得信任。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这真的很有意思。在影片的结尾，您展示了自己和摄制组，呈现了制作这部电影的全过程，电影本身变成了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不仅仅是一个表演的舞台。这引出了一个关于幕后制作的问题：您是如何说服家人们加入这个项目的？我记得您早期的项目也有家人的参与，他们作为非专业演员，拍摄时会遇到什么困难吗？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卡萝尔·阮：我从高中就开始拍电影了，从那时候我父母就开始给我提供各种帮助，比如布置灯光啊，给一起拍摄的朋友准备餐食啊，他们知道这是我的热爱所在。我记得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想搭一个片场，我的父亲就让我在他汽车店的停车场搭棚。他们很支持我的事业，所以拍这部电影时，他们毫不犹豫就参与了进来。

我想我父母更好奇的是，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故事太无聊了，他们也不知道谁会看我们并不特别的家庭故事。而且我们既不出名，也没穿什么花哨的衣服，也没人给我们化妆，所以为什么要把资源和时间浪费在这部电影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参与了这部电影，始终支持着我。

家庭影像展：在电影拍摄中，他们会很在意镜头吗？还是说因为你从高中就开始拍电影，他们已经习惯了？

卡萝尔·阮：我也说不准。自从2018年以来，我拍了越来越多的电影，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拍摄对象。我发现像我父母和许多老年人一样，有些人并不在意镜头。我以前在越南拍过电影，有的人非常喜欢相机，他们一点也不害羞，所以我想我父母大概是那种不太在乎摄像机的人。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当时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进行采访时，只有我父母、我和摄影师在场，所以我认为这也营造了一种安全感。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您能详细讲讲是如何说服他们加入这个项目的吗？因为影片涉及的经历是相当深刻和私人的，我记得你父亲在采访中说他从未跟任何人提及这段经历。

卡萝尔·阮：在调研过程中，我问是否可以在镜头前采访他们，并且在电影里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认为有时侯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在镜头前，而是我们从未尝试过如何谈论自己的不适，也从不主动询问彼此。所以这部纪录片给了我一个提问的理由，也给了他们一个讲述的机会，这成为了我们之间的联结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突然问这些问题，但因为我在做研究，所以有了更深入地探索这些事情的正当理由，也有机会尝试理解时间是如何作用于这些经历的。

但这部电影也让我意识到，即使没有拍纪录片这个由头，我们也完全可以找时间多交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不需要说服他们，我问了之后，他们就同意了，让他们困惑的只是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并不特别的故事。作为导演，我清楚电影整体的方向，也能看到每个故事之间的联系。但是因为他们从未听过彼此的故事，所以认为自己的故事也许并不值得分享。

家庭影像展：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否改变了你与家人的关系？这部纪录片在全世界放映后，他们又有什么反应？

卡萝尔·阮：我认为当他们看完纪录片并听到观众的反响后，许多之前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打动他人，也看到了彼此故事间的联系。当然，作为参与者，电影的情节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次经历确实改变了家庭的氛围。虽然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让每个人都努力尝试理解对方，就像我的妹妹在电影里说的，我们对彼此也展现出了更多的耐心。

从那以后，我的家人开始互相表达“我爱你”，一开始很奇怪，大家都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但这能让我们更亲密，减少了彼此间的隔阂。从那以后，我们都意识到彼此内心深处渴望着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些。

家庭影像展：和家人一起拍摄对您产生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卡萝尔·阮：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了解他们的机会。我对他们更有耐心，也更能够共情他们的感受。我现在明白，他们的行为和反应源于某些深层次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性格问题。可能他们从父母那里没有获得足够的指导和支持，因此不知道如何交流，也不知道如何教导我们。

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剪辑部分。和家人一起拍电影，不仅拍摄过程充满挑战，剪辑也同样棘手。我很怕让他们失望。我对这些故事负有巨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在其中展现出了脆弱的一面，所以我必须妥善处理。在剪辑过程中我哭了很多次，但终于找到了那些具有独特意义的时刻。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实际上，去年第一届「把摄影机指向自己」家庭影像展的关键词是“摄影机的角色”，关于相机如何改变家庭关系，如何帮助疗愈家庭创伤，以及如何揭示隐藏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摄影机在您的家庭中，或者在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卡萝尔·阮：作为导演，我必须把握影片的整体走向，比如整体的氛围和情感。但作为对变化保持敏感的纪录片制作者，我也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还要遵守一条道德底线：绝不强迫任何人说出或做出他们不愿意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作为纪录片导演，你必须了解你的拍摄对象在镜头外是什么样子，以及当摄像头打开时他们会如何反应；要分辨什么是真实的瞬间，什么是他们在镜头前的表演。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想捕捉现实，或者从更深层次理解他们，就需要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展现最自然的状态。

这可能需要在技术层面作出调整，比如使用更小巧的镜头，因为长焦镜头可能会让拍摄对象感到不适。选择合适的摄影师也同样重要，因为家庭成员需要与摄制组建立融洽关系。这可能会涉及很多很多问题。

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风格，有些导演希望自己和摄像机是隐形的，但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摄像机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共享的体验，所以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不会阻止他们看镜头或限制他们的行为，我只想捕捉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我也希望观众能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并且感受到他们的观看是得到拍摄对象许可的。此外，当拍摄对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时，往往会有独特的感受。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的举止和表情，以及如何如何对外界做出反应。从第三人称的视角观察自己也给了我们一个回顾自己的生活与言论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和深刻的体验。

家庭影像展：是啊，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部作品是不是从你之前的电影发展而来的？那部作品是不是也是关于你的父母的？

卡萝尔·阮：有一部是关于我妈妈和我妹妹的。那是一部混合性纪录片，虽然和这部风格不同，但是里面还是有她们的身影。

家庭影像展：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部作品本身的。这部电影似乎使用了一些可以称之为“非虚构”的技巧。今年我们影展的主题是“纪录片中的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您是怎么想到提前布置好某些特定场景的？这与我之前提到的那个项目有关系吗？

卡萝尔·阮：有趣的是，在构思这部影片时，我真正想表现的是我们自身的脆弱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有一种坚韧克制的外表，而这种外表下隐藏着我们不曾真正分享的另一面。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即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不意味着我们心灵相通或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因此，把采访内容和那些坚硬、表面的生活行为进行对比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虚构出现的地方。我让父母和妹妹在镜头前去做他们日常就会做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并非一种刻意的表演。我认为这种纪录片中真实与虚构的双重性能够向我们展示我们看到的和曾经被忽视的。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这真是个好答案，谢谢你。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您过去的作品，同时我们也非常期待您未来的计划。您目前有正在拍摄的项目吗？

卡萝尔·阮：是的，实际上我正在为我的首部纪录长片进行后期制作，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父亲在《桌边对话》中的故事的延伸，它更深入地探讨了我叔叔的故事。这部分内容在之前的纪录片中或是因时间有限，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未能展现。

我叔叔在一次精神病发作后自杀了。当时他产生了幻觉，觉得公寓着火了，然后从楼上跳了下去。他有精神分裂症，除了我父亲和他的另一个兄弟之外，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这部作品将会更深入地挖掘这个故事，同时也融合了虚构元素。

虽然整体风格与前作并非完全不同，但在推动剧情的方式上确有差异。这部片子在两个方面都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纪录片方面，它更多地采用了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风格，而在虚构方面，则更加注重场景布置，呈现出更加舞台化的效果。整个故事背景设定在越南，我对最终呈现的效果很期待。

家庭影像展：那确实很令人期待。实际上，今年我们还邀请了另一位越南导演，将我们的关注点放在了泛亚洲区域。我们想要探讨“家庭”这一概念，因为它是「家庭影像展」的核心主题。您怎么理解家庭这一概念？也许它指的是一个家，是一个房子，能请您分享一下您对家庭这一概念的看法吗？

卡萝尔·阮：我认为，在技术性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是世界上最广泛、最普遍的社会机构。当我们想到“机构”时，会联想到其中的文化规则和规范，以及我们在其中被教导的东西和学到的判断标准，而家庭正是这些规则和规范的典型体现。

我们从小就学习特定的东西，并且必须做某些特定的事以获得家庭这一社会机构的认可。当我们成长到一定阶段，并选择离开家庭时，我们就能自主地决定保留哪些观念，哪些是我们依然认同的，哪些是我们希望摒弃的，以及我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展和维护与家庭的关系。对我来说，家庭是维系社会的小小纽带，让我们的社会团结在一起。家庭塑造了我们自身以及下一代，更是我们传承亲密故事的重要渠道。

家庭影像展：记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整个纪录片实际上记录了一个不仅关于您个人，还涉及您的家庭成员如何回忆和谈论他们的过去的过程。

卡萝尔·阮：我将代表“此时此刻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确定当年制作《桌边对话》的我是否会给出同样的答案。经过五年的纪录片创作和与他人的交流，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同于当时了。

我认为记忆是非常主观的，它永远不等同于客观事实，就像用相机记录现实一样，记忆涉及一个选择的过程。我们会选择性地保留某些内容，并决定如何在故事中呈现这些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特定事件理解的变化，记忆在脑海中的样貌也在不断地变化。当我们情绪激动或感到遗憾时，叙述记忆的方式与走出悲伤后以更平和的心态回顾时截然不同，后者往往更具距离感和同情心。

记忆是个有趣的东西，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我们会选择记住或遗忘某些事情。是什么促使我们选择遗忘？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不适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吗？当我们选择遗忘某些叙述线索时，这可能意味着这些记忆或许会永远消失，而也许这正是那个人所希望的。所以对我而言，记忆虽然难以言明，但它确实是极度主观的，我们不能只谈记忆而不谈遗忘。

© 《桌边对话》

家庭影像展：是的，有关记忆与遗忘，以及记忆的主观性——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问完了，关于这部纪录片，您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卡萝尔·阮：五年过去，随着我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每年对自己制作的电影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制作过程中，我总会有一些自我怀疑，比如“这部影片真的好吗？会不会是我拍过的最差的一部？”。

但我很高兴自己最终能够释怀，让我的影片独立地去面对世界，像一个独立的少年一样应对外界的反应。我也不再将这部影片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它属于五年前的我。

本文整理：徐尧

视频制作：李延

编辑排版：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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