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学术史告诉我们什么？

本文转自“楞个想”公众号，选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成为“显学”，不过，回顾学术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面对不如人意的当下学界，发一些思古之幽情，也不仅仅在于见贤思齐，表彰几个学界前辈的高风亮节，甚至不仅仅是建立学统，描述或总结某些学人的学术成就。我总觉得，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领域中，学术史需要讨论的，一是传统学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是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现代学术的，二是这种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学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是如何形塑出中国的学术观念与方法的，三是现代学术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从学术史角度说，这三个问题至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对于既往学术史的回顾，是否能够让我们了解学术发展脉络如何延伸，使我们对于未来学术的潮流和取向有所自觉。

很多人都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我曾经在很长时间里，特别关注这一时期中两个办得最成功的研究机构，一个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就是仅仅办了四年却影响深远的所谓“清华国学院”；一个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傅斯年所开创，后来迁到台北的所谓“史语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我想，除了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关键时期、外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恰好给了学术界一个契机，以及各自拥有一批兼通中西的学者外，从学术的角度看，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他们始终站在现代国际学术前沿，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把握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像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的关注和以两重证据法研究上古史，像李济推动科学的考古包括他的山西考古和后来的安阳殷墟发掘，像陈寅恪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教授西人之东方学目录，以及作敦煌文书的多语文考证，像赵元任的语音学和方言调查，还有傅斯年所念念不忘的“虏学”，这些选题、材料和方法都是当时的前沿，就连梁启超对于历史研究法的阐释和对于佛教史的研究，也吸收了国际学术界的很多新思路和新成就，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进入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即国际学术研究问题、材料和方法的主流。

第二，不仅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经历了晚清民初整体向西转的大潮之后，在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研究意识全面侵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时候，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他们不是在稗贩西方知识，而是在试图重新诠释中国，甚至提出，要使对于中国的解释权重新回归中国，像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济的中国考古，都在试图拿回对于古代中国的解释权。当时史语所提倡的历史研究，有相当清楚的大理想和大方向。据说，主其事的傅斯年的目的，就是“以历史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他（傅）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很多年以后，李济《感旧录》里还说到这一点，“当时学术界(对外人文化侵略）普遍存在着‘不满’和‘不服气’的情绪，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只有自己去搜集去研究，直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站在国家学院的地位，把学术界这种情绪导入了正轨”，所以，傅斯年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要大声疾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也许这种说法有一些学术民族主义，但是它却促进了现代中国学术之独立，这可能恰恰是这两个研究机构成功的基础。

第三，仅仅有充分国际化的预流和相对自觉的中国立场，可能还不够，清华学校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还得益于“地利”。我所谓的地利，是说那个时代恰恰在中国不断出现了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所谓四大发现，都在那个时代的新思路和新眼光下被使用起来，并且给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许有人会指出，甲骨和敦煌都是20世纪初的发现，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但是，新史料需要有新眼光才能在研究领域中发酵，而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要到20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才超越和结合传世的历史文献，真正使用在历史的重新理解上，因而它不是史料的量的増加，而是历史的质的变化。

总之，当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殷商甲骨研究上古史、以汉简和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以大内档案研究近世史，追踪新史料开拓新领域，在文史研究的工具和资料上，特别重视考古发现的证据、多种语言的对比、边缘资料的使用，在文史研究的视野上，关注四裔历史并试图与国际学术界讨论同样的话题，在文史研究的方法上，重视社会科学的方法、极力将语言学与历史学联结。这些“新”风气、“新”方法，挟“科学”之名义，借“西学”之影响，又隐含着争东方学“正统”的立场，所以一下子就站在了国际的前沿，使得这两个研究机构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这些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常常在图书馆翻阅当年国外的中国学期刊，深深感到那个时代中国文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那个时代的国外中国学家，不像现在某些人那样，觉得中国的论著不足以观，不得不常常翻译和介绍中国学者的著作。举一个例子，像日本京都大学至今仍然出版的著名学术刊物《东洋史研究》，从1935年创刊的第一卷起就频繁地关注中国学术的新进展，像闻一多的高唐神女说研究、《禹贡》派的历史地理学、柯劭忞的《新元史》、孟森的“七大恨”研究、陈寅恪的各种论著、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研究以及陶希圣、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全汉昇、陈梦家等等的动态。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交战状态下，日本学者也仍然介绍了罗根泽和顾颉刚的《古史辨》、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等。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史研究绝不亚于任何地区的中国学，傅斯年念念不忘的争回中国学正统，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而陈寅恪痛心疾首的“群向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经过那个时代人的努力，状况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